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后的遭遇③

【编者按】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马以鑫、姚全兴和林丙义——他们一个中学生、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教师，面对姚文元奉旨之作，决然提出反驳的意见，并“自投罗网”地给《文汇报》、《光明日报》寄稿，此后遭遇接二连三的迫害和打击。在各种版本的文革史叙述中，这三个“小人物”的故事属于“外编”。

时隔半世纪后，复旦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口述史中心采访了马以鑫、姚全兴和林丙义三位当事人，回到历史现场。本文为林丙义的口述，林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戳天之“祸”：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遇（之三）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时我在上海虹口中学当历史教师，28岁，单身汉，住在教工宿舍。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我就通读了一遍，感到文章太“左”，有些结论未免武断。

（一）

11月中旬，《文汇报》记者周国荣来到虹口中学开座谈会。座谈会在教工宿舍进行，参加座谈的除我之外，还有一位资深的历史老教师郭君素。周国荣表示：“欢迎诸位发表不同意见，可以与姚文元商榷，展开学术讨论。”在周国荣的引导下，我一边看文章，一边发表评论。主要是讲不同意见。其中有对“清官”的评价；《海瑞罢官》中描述的“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不能比拟等。郭君素也发言，表示基本上同意姚文元的观点，但也为吴晗做些辩解。

过几天，周国荣又到虹口中学，找我和郭君素写文章。郭君素不肯写，却鼓励我写，我表示“试试看”。当时口头虽然答应，但心中仍顾虑重重。原因：一是受“反”右斗争的影响。1957年反“右”，我因参加高考，埋头读书，没有涉及，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后，当时形势已经明朗化，也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但对于“祸从口出”却有深刻印象；二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运动影响。当时文艺界批判《李慧娘》、《早春二月》……，哲学界批判“合二为一”，史学界批判“资产阶级史观”等，我感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剧烈。姚文元是大批判中的著名“左派”。写文章与他商榷要慎重考虑。

由于思想有顾虑，举棋不定，我就找虹口中学党支部副书记董业建商谈。董在学校青年教师中颇有威信，又住在学校里，找他比较方便。我把周国荣约稿情况详细跟他说了，他表示：“那就写吧，按周国荣的要求写”。

我又找复旦老同学沙健谈。沙健当时在红旗中学当历史老师，家在吴淞路，离虹口中学很近，我常到他家聊天。沙健支持我写文章。在我文章大体成文时，他还对文章作了几处修改。当时我和沙健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社会上大批判的对象都是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这些中学教师还够不上成为批判对象。

于是，我就开始到虹口中学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动笔写文章。在写的时候，还打电话问周国荣“主要写什么？”周国荣答复是：“写（与姚文元）不同意见”。我说手头缺乏《海瑞罢官》剧本，周国荣立即派人把剧本送来。此后，周国荣每天都打电话到虹口中学找我，一是询问文章撰写进度，二是催稿。

11月底，我文章成稿后，又抄了一遍，留下底稿。是否马上发稿我仍在迟疑，直到第二天傍晚，我才打电话通知周国荣。当天夜里，周即派人骑着摩托车赶到虹口中学，将文稿取走。

12月3日，《文汇报》以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4）”，发表我的文章《海瑞与＜海瑞罢官＞》，并加上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说：“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看了以后，以为我是根据“双百”方针，发表不同意见，这就放心不少。

我虽然不了解姚文元文章的背景，但思想顾虑是一直有的。所以《海瑞与＜海瑞罢官＞》 对吴晗作了原则上的批评，但文章是针对姚文元提出的商榷。主要论点是：一.不同意姚文元把海瑞说成一无是处，认为海瑞“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实行了一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措施，并在某些方面做了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情”；二.不同意姚文元把封建社会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不加区别的对待；三.认为《海瑞罢官》中 “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两者性质不同，历史条件也不同，很难比拟；四.不同意姚文元对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秀品质采取全盘否定态度，主张对其要批判继承，文章还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好像吃牛肉一样，绝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

以上是我40多年前的观点，现在看来基本上都站的住脚，若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只是旗帜不够鲜明，问题没有讲深讲透。

同时，我还从历史角度，就《海瑞罢官》中“投献”、“退田”这两个问题，提出与姚文元商榷。所谓“投献”，是指明代江南地区一些中小地主、富农、自耕农为逃避赋税，被迫将土地寄献给有权势的乡官地主；“退田”是指海瑞要这些乡官地主将土地退还原主。姚文元认为：“投献”是没有贫雇农，“退田”也与贫雇农无干，因为“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并以此说明海瑞要乡官退田，“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

我认为姚文元的这种说法“史证不足，推论方法也还值得商榷”。我在文章中提出：“当这些中小地主、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被富豪乡官侵占之后，由于生产资料被剥夺，他们的经济地位下降了，经济地位决定了政治态度，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封建社会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尺度，这些‘献’去土地的人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小地主、富农或自耕农了，他们中多数已经逐渐进入贫雇农的阶级队伍”。（这个观点后来被概括为“进入论”）接着，我又引证《海忠介公传》、《华亭县志》等资料，加以说明。在这里，我所以介绍当时我与姚文元在“投献”、“退回”问题上的相互对立的观点，是因为这个问题后来成为我与他争论的焦点。

《海瑞与＜海瑞罢官＞》发表之后，虹口中学不少教师表示支持，包括郭君素在内。有个政治教师叫陈文潜，当时已调离虹口中学，还打电话来表示祝贺。我的一个学生奚学瑶，在北大读书，写信给我，说在报上看到我的文章，表示祝贺和支持。

（二）

12月15日，姚文元以“劲松”为笔名，发表了《欢迎“破门而出”》，开始对我点名批评，主要是批判我提出的“很难比拟”的观点。我虽然不知“劲松”是谁，但这篇文章在许多报刊上转载，我感到“有来头”，心中不免恐慌，就写信给文汇报社，承认“很难比拟”是“错”的，但仍坚持文章的其他一些观点。后来，《文汇报》又陆续发表一些文章，对我进行围攻。

1966年3月22日，姚文元又以“伍丁”的笔名，发表了《为谁化装？》，对我进行攻击。伍丁先引用我的《海瑞与＜海瑞罢官＞》中的一段话（即前面所讲的“进化论”），然后提出如果按这个尺度（即“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封建社会划分阶级成份的一个重要尺度”）去分析今天的“地主富农”，由于“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那么他们大多数已降到贫雇农一个立场。最后，伍丁给我扣上了一个大帽子，说我是为今天“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打掩护，为他们化装。

看了伍丁的文章之后，我虽然不知道伍丁是谁，但感到这篇文章通篇都是错的，而且他给我扣的大帽子，逼得我无路可走，只好背水一战。当时我就打电话给周国荣，表示不同意伍丁的观点，准备写文章反驳。不久，周国荣来到虹口中学找我，我拿出《毛选》，翻出其中有关论述，指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是根据毛泽东著作写的。周国荣表示将我的意见向上级汇报。以后，我又打电话给周国荣，周国荣说可以写文章进行讨论。我又找沙健商量，沙健支持我写文章反驳伍丁。3月底，我开始撰写《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文章成稿后，4月12日送文汇报社。

在该文中，我提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并不是我的“发明”（伍丁说是我的“发明”），而是来自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如果不从过去的经济地位以及后来经济地位的变化去分析“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就会为他们“化装术”大开“方便之门”。这样，我就把伍丁和我的大帽子奉还给他。该文还大量引用《毛选》、《列宁全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的论点，还引用土改时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文件。当时我自认为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问题，因此文章旗帜鲜明，理直气壮。但文章送文汇报社后，却如石沉海底，不见回音。我曾到文汇报社找周国荣，询问:“文章为什么没有发表？伍丁到底是谁？”回答都是“不晓得。”

以上是“文革”前我参加《海瑞罢官》讨论的经历。

据叶永烈的《姚文元传》附录，姚文元从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文革”结束，共发表20篇文章，除去某些会议讲话、贺词外，剩下18篇，其中有2篇是批判我的。可见姚文元对我文章的重视。

“文革”结束以后，我从虹口中学一些教师处听到一个传说：《文汇报》急于要我的文章，是因为对姚文元的文章议论者众，而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少。当时张春桥亲自坐镇报社，我的文章就是张春桥亲自选发的。张春桥还把我写的《海瑞与＜海瑞罢官＞》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很毒”，接着他又问张春桥：“林丙义何许人也？”张春桥答：“中学教师。”毛泽东说：“中学教师算了。”这个传说现在无法证实。我想，将来有一天“文革”档案解密，到那时可以真相大白。

（三）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在虹口中学开始了。当时不少教师贴大字报揭发我，主要涉及我在《海瑞罢官》讨论中发表的文章。我心中不服，写了《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内容是：我曾写《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捍卫毛泽东思想，还责问《文汇报》“为什么不发表？伍丁到底是谁？”这篇大字报当时没有贴出，后来原稿被红卫兵抄去，成为我的一大“罪状”。

不久，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煽风点火。到虹口中学的红卫兵都是虹口中学以前的毕业生，他们和我的关系较好，不仅没有“揭发”我的问题，而且劝我起来“造反”。在其影响下，同时也为了自我保护，我开始接近学校红卫兵组织。1966年下半年，我和一些红卫兵到北京串联，又与来自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回上海后，我参加了虹口中学“教工造反队”，成了教工造反队头头之一。

1967年，虹口区“教联会”推荐我参加区革会教卫组核心组工作。那时虹口区教卫组计划从虹口中学调拨部分教师筹建一所新的武进中学，于是我又成了武进中学筹建组主要成员。武进中学开办后，我是该校领导成员。1967年下半年，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武进中学得筹建、开办上。为了工作方便。我从虹口中学搬到武进中学住。武进中学没有教工宿舍，我就住在四楼没有启用的实验室里。

但“好景”不长，1968年初祸从天降。这年一月的一天夜里，虹口中学红卫兵对我进行突然袭击。他们翻越武进中学围墙，冲上四楼，包围我的宿舍（实验室），对我进行变相抄家。他们以“借”的名义，抄去我所有文章底稿，我在复旦读书时的学习笔记和大量资料摘录也被抄。同时，他们问我：“你知道伍丁是谁吗？”我回答：“不晓得。”于是他们宣布：“伍丁就是代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五人。”最后一个是谁，当时我没听清楚。

此后，我被撤去所有职务，接受审查和批斗。当时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右派”。虹口中学红卫兵对我突然袭击是有背景的。“四人帮”垮台后，我从虹口中学教师中了解到：那时虹口中学有个高中学生被派到市里参加编写工作。有一次，张春桥与编写人员座谈，当知道该学生来自虹口中学时，即问到我的情况。不久，徐景贤就在某会议上对我进行点名攻击，于是就发生了红卫兵对我采取的“革命行动”。

1968年初，虽然没有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但红卫兵对我进行秘密监视。我走出校门，即有人盯梢；我的私人信件都被撕开检查，有的还被扣留；连来访的亲友也被查问，甚至受牵连。当时我的哥哥从安徽到上海，专程来看望我。他到了虹口中学，看到校园内外贴着“打倒大右派林丙义”等大幅标语，红卫兵正在批斗我。在这情况下，他不敢与我见面，只好又回安徽。从这时开始直到“文革”结束，我哥哥都不敢与我通信联系。

但同情我的人也不少。虹口中学语文教师刘贵华，抄了一句唐代高适的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由一位学生暗里递给我。这使我很感动，增强了接受“考验”的信心。

对于“伍丁”以势压人的做法，我心中不服，但无力对抗，只好“低头认罪”。工宣队进驻武进中学后，我被赶出宿舍，住进“牛棚”，开始了“牛棚”的苦难岁月。在这段时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棚友”孙立信之死。孙立信是外语老教师，听说解放前在广播电台工作，就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关进“牛棚”。他患高血压，若不看病服药，病情就会恶化。那时教工都有公费医疗证，凭证到医院挂号就诊。而我和孙立信的医疗证被某些红卫兵涂上“牛鬼蛇神”字样，搞得我们无法看病。这些红卫兵不管动机如何，也许只是“恶作剧”，但却造成人间悲剧。一天凌晨，我看到孙立信在穿棉毛裤时，突然仰倒，脑溢血死去。“牛棚”只有我与他两人，我急忙赶走汇报，于是为死者换衣、背死者出“牛棚”等事，都是由我来做。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牛棚”逐渐取消，我开始稍有自由。从1968年初到1971年，在长达三年多的审查和批斗中，扣在我头上的帽子一直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1971年组织上对我的问题的结论中，还写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字句。到1973年“清队”复查时，据说由于我写文章时还不知道“伍丁”是谁，结论才改为“写过《海瑞与<海瑞罢官>》和《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两篇错误文章，经查明，林丙义与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黑线无关，是属于认识问题，不予处理。”

后来组织上叫我参加“人防工程”，挖防空洞。施工队伍是由一些单位派人组成的，缺乏电工，又叫我当电工。我虽然有了自由，但“写过两篇错误文章”仍压在我的身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批斗，只好“夹紧尾巴做人”，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四）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我深感获得“第二次解放”，压在我身上的“伍丁”这座大山总算被推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贴出大字报，要求“平反”，但未得回音。从“四人帮”垮台到1978年12月，我一直为自己“平反”的问题而努力。我不仅写信给虹口中学党支部，还写信给虹口区委等单位。在我据理力争下，1978年6月，虹口中学党支部对我的问题做了复查结论，内容是：“现经复查，我们认为，当时林丙义同志发表的《海瑞与<海瑞罢官>》等文章，根据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应属学术讨论，当时受到审查和批判是不恰当的。据此，当时加在林丙义身上的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当时我就表示不同意这个“复查结论”。我提出：《海瑞与<海瑞罢官>》发表于1965年12月，“文革”开始时并未对我批斗；1968年初批斗我，是因为我写了矛头对着“伍丁”的文章，因复查小组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又写信给虹口区委、市委文教组，反映有关情况，要求“平反”，但却无回音。

1978年12月，我的“平反”出现了转机。当年12月12日，我被邀请参加上海社联召开的座谈会，我和著名学者周谷城、蒋星煜、唐振常等控诉和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我在会上还讲到虹口区委对我要求“平反”的态度，参加会议的夏征农插话说：“你现在再去找他们，看他们怎样？”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当时没有立即见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平反”问题也就顺理成章了。1978年12月29日，北京《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同时发表了高治的《振动全国的大冤案》，提到了我的名字。1979年2月底到3月初，《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相继发表我的《针锋相对斗文痞》和《谈海瑞与“海瑞精神”》。不久，虹口中学党支部也就宣布为我“平反”，然而这个迟到的“平反”对我已无实际意义了。

从1968年初我被“揪出”，到1979年“平反”前后长达11年。不仅经历了“文革”，还经历了“文革”后共和国的两年徘徊。1968年我31岁，到1979年我已经42岁了，30多岁到40岁时是人生中有所作为的阶段，我却在批斗、审查、监督劳动、做电工中度过。但我又想，能够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与姚文元做一番斗争，也为人生留下一个值得回首的痕迹。(录音整理：刘畅)

（注：原刊《史林》2014年增刊，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