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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袭来︱国信使一山一宁

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
2021-08-31 10:03
来源: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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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系列的前几篇里,笔者简要给大家介绍了两次“蒙古袭来”的背景及影响。1281年的“弘安之役”以后,战争虽说结束了,但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解除。对元朝的君主忽必烈来说,既然第二次征伐日本还没有成功,那么仍有必要发动第三次征日战争,因而仍继续命令整军备战、筹措粮草。元朝向高丽沿海等郡分发兵器,高丽在南部沿海设置镇边万户府。此外,大元的君主也仍坚持继续向日本派遣招谕使。

正应五年(1292)10月,高丽使节金有成抵日,跟以前一样,还是代表忽必烈前来呈递高丽国王国书,劝日本屈从元朝的使者。在这封国书中,高丽忠烈王王昛陈述了日本长期以来与高丽通好的史实,趁着日本商船漂流到耽罗的机会,专程差人将漂来的日本人送回,然后顺便跟日本国王讲一讲“不得不陈”之事。忠烈王语重心长地告诫日本君主,高丽臣服元朝以后“不失国号,不臣社稷,礼乐文物,衣冠名分,一切仍旧,百姓安堵,乐业安生,实输诚事大之故也。”而宋朝则执迷不悟,在忽必烈的“天兵”面前负隅顽抗,“九庙隳,百官毁,无复君臣之礼,三百年积累之基,一旦倾覆”。然后又称赞忽必烈“神圣文明,功德兼丰,仁慈宽厚,好生恶杀”,希望日本能谨记宋朝的前车之鉴,尽快遣使“朝于大元”。这封文书只字不提两次战争之事,而是耐心地给日本分析了通好元朝的种种好处。但结果并不意外,镰仓幕府收到这封国书后,派遣北条兼时、北条时家到九州,加强“异贼警固”“异国防御”,命令地头御家人和“本所一圆地”武装力量共同加强战备。 镰仓幕府应对元朝和高丽的来使几乎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应对模式——那就是置之不理、整军备战。这令元朝和高丽的遣使仍旧徒劳无功。

元成宗

事实上,在“弘安之役”后,金有成抵日以前,元朝还有过多次其他的遣使招谕的尝试。忽必烈发现高丽派去的使节屡次都无功而返,于是在至元二十年(1283)打算从江南地区派人到日本去。或许是因为通过和日本打了十来年交道以来的了解,忽必烈知道日本人崇信佛教,特别是近年来的镰仓幕府对禅宗特别感兴趣,于是选中了浙江普陀山宝陀寺的住持愚溪如智做使节,差他提举王君治一同到日本去。8月愚溪如智与王君治奉圣旨出发,在海上停泊多时,过黑水洋时遭遇暴风,船只漂流到了普陀山外。第二年(1284),也就是北条时宗死去的那一年,忽必烈又再度命愚溪如智与王积翁(原为南宋官僚,降元以后为福建道宣慰使、户部尚书、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作为国信使赴日本。5月13日船只从宁波出发,经高丽的耽罗、合浦,7月14日抵达日本对马岛。王积翁在出海之时,强征了船主任甲的四艘船使船,航海途中任甲担忧大概是行程凶险,不愿前行,王积翁对其处以鞭刑,任甲遂心生报复,最终在对马岛时把所有人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将王积翁等50人一并杀害。于是,愚溪如智与王积翁的此番出使以失败告终。

雄才大略的元世祖忽必烈于1294年初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段,仍在命令高丽准备征伐日本所需要的战船和军粮,但这一计划终于因为新君的即位而终止。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也速达向新君元成宗进言三征日本,成宗铁穆耳回复“今非其时”,拒绝了第三次渡海出兵的建议。此时元成宗已经开始改变了忽必烈以来对外征伐的战略方针,对东南亚未臣服于元朝的国家也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一时间20余国来朝,元成宗的路线转变收到了成效。与对东南亚的政策类似,元成宗也打算通过外交而非战争的手段招谕日本,使其来朝。最近,日本学者榎本涉通过多种史料的考订,重新复原了元成宗遣使日本的经过。根据榎本涉的研究,元成宗属意的日本招谕问题负责人是燕公楠(1241-1302)。燕公楠是江西南康路建昌州人,在南宋末曾任通判赣州事,元朝占据江南以后开始为元朝工作,后来获得了忽必烈的信任,还获赐了蒙古名字“赛因囊加带”。在忽必烈执政的最后阶段,燕公楠的职务是江淮行省参知政事、行大司农司。而后历任河南、江浙、湖广行省右丞。1292年6月,三艘日本商船因风浪损毁,仅一艘顺利抵达庆元(宁波),时任江淮行省参知政事的燕公楠便借此机会,在日本商船回国的时候差他们给日本当局带去了书信。燕公楠在江南期间多次负责外贸一类事务、并负责市舶制度的改革,在日本来的商人(注:日本来的商人不一定是日本人)里也颇有口碑。当元成宗下定决心放弃三征日本的计划后,元成宗又想起了这位擅长对外事务的江南官员。于是,元成宗任命燕公楠为江浙行省右丞,命他准备日本招谕的相关事宜,并遴选充任外交使节的合适人选。最终被燕公楠选中的人选,就是著名的元朝国信使、禅僧一山一宁。

一山一宁

当时(1298年夏天),正好有一艘日本商船到达庆元。于是燕公楠便计划利用这次机会,让元朝国信使搭乘日本商船去日本。起初选定的出使人选还是那位曾有出使经验的普陀山禅僧愚溪如智。但愚溪如智此时年事已高,难堪大任,这副重担于是落到了愚溪如智的后任,新任普陀山宝陀寺住持的一山一宁身上。一山一宁是浙江台州临海县人,少年时在明州剃度出家,而后在明州(宁波)延庆寺、杭州集庆院等地学习,之后在天童寺学习禅宗,开悟以后由游学于天台、雁荡、育王等多处名山,但基本上活动范围不出浙江。至元二十一年(1284)5月出任昌国(舟山)祖印寺的住持,至元三十年(1293)又在愚溪如智等的推荐之下就任普陀山宝陀寺的住持。可以说在当时的浙江一带,一山一宁还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中年禅僧,但他的足迹几乎没有踏出过浙江,更不要说出海去日本。这突如其来的大任对于一山一宁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更何况,鉴于之前元朝数次遣使的经验,日本的镰仓幕府向来不遵守什么“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这趟出使很有可能是有来无回。

在燕公楠的策划下,元成宗给予了一山一宁极大的优待。元朝任命一山一宁为江浙释教总统,并授予他“妙慈弘济大师”之号,又赐予金襴袈裟一件,同时还赐宝陀寺黄金百两、宝币二年缗(一缗为一千文钱)、官田2000亩。“江浙释教总统”一职来源于忽必烈时期的“江南释教总统”,是当时统辖江南佛教界的最高官位,那位因盗掘南宋皇陵而臭名昭著的杨琏真迦就曾担任过这个职务。但一山一宁被任命为国信使之时,“江南释教总统” 或“江浙释教总统”的职务和机构已经被撤销,江南一带的宗教事务实际官署是江南行宣政院(1291年设于杭州),因此一山一宁的这个“总统”职务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名誉称号。在任命一山一宁为国信使的时候,燕公楠还作为元成宗诏命的开读使臣,亲自携元成宗的诏书到杭州,而后浙东道宣慰使阿答剌及庆元府判官、僧录司知书、昌国州知州等官员50人一同入宝陀寺宣布皇帝的命令,此外还派遣了“随身伴当”5人随一山一宁一同出使(也可以认为是防止一山一宁中途逃跑)。在日本禅僧虎关师练所作的一山传记《一山国师行记》中,一山一宁对出使的态度并不算积极。

舟山祖印寺

最终,一山一宁接受了朝廷的命令,从普陀山启程到庆元,而后搭乘日本商船。出海之后一山一宁一行就遭遇了风浪,经修理之后到达高丽,而后于日本正安元年(1299)8月抵达日本博多。当年10月8日的《北条九代记》记载了“一宁参着镰仓,一宁持大元国书”的消息。镰仓幕府收到一山一宁所持的元成宗国书后举行了会议,但与以往数次的出使结果一样,镰仓幕府还是拒绝给予元朝作出答复。不仅如此,镰仓幕府一度也曾动过处死元朝使节的念头,但最终鉴于一山一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禅僧,并且还是海商们十分熟悉的普陀山的高僧,于是决定放过一山一宁,但却不允许他回国。最终,一山一宁留在日本为镰仓幕府和京都的公家朝廷服务,成为了日本的“一山国师”。他的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禅僧,自他以后,日本历史上的“入元留学僧热潮”开启了。

参考文献

佐伯弘次:《蒙古襲来以後の日本の対高麗関係》《史淵》第153号,2016年

野口善敬:《元代江南における住持任命権者の変遷》,《元代禅宗史研究》,京都:禅文化研究所,2006年

西尾贤隆:《元朝国信使寧一山》,《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禅宗》,东京:吉川弘文馆,1996年

榎本涉:《テムルの日本招諭と一山一寧・燕公楠》,《史学研究》第300号,2018年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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