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北川富朗：从立川到越后妻有的公共艺术实践

大家好，我是北川富朗。这次有幸受邀来此演讲，深表感谢。今天我想谈谈自己在两个地区实践艺术建造的计划。

1992年，我竞标成功，负责立川地区重新开发的策划工作。立川原是旧日本军队的驻屯地，是日本第一个军用机场所在地。其后，从日本战败直到 1977年，这里被美军征用为基地。我在立川所负责的这一开发项目，被称作“FARET立川”。这里，我就来说说这座城市的公共艺术。

这个项目的缘起是，日本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后，东京市中心出现了“一极集中”（人口、政治、经济、文化集中于东京）现象，亟需采用多种形式，分散城市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让立川、八王子地区尽可能承担起其中的文化职能。我的创意也在立川地区的重新开发工作中涌现。

开发地位于立川的原美军基地旧址上，占地约6公顷，名为“立川第一種市街地再開発事業”。这一重新开发工程是当时日本最新的城市更新工程，在这一地区上新建了11栋建筑物。当时立川的情况大致如此。

我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一工程的启动年份，即1992年。这是为什么呢？经历了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1991年的苏联解体，在这一年，互联网也开始向全球普及的。即是说，从1992年起，世界各地开始相互联通——它是如今全球化浪潮的发端之年，也是美国战胜苏联，人们认为世界或许会开始走向稳定的一个年份。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采取一切听从美国、一切跟从美国的政策。虽然身处其中，我当时也并未意识到上述倾向。而我提出的方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城市计划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当时的情况是，其实世界并未稳定下来，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一般，宗教问题、媒体问题、基因问题、粮食问题等，反而层出不穷地暴露了出来。这些矛盾，能否通过立川这个城市反映出来？我对此进行了深深的思索。当下的城市计划中，艺术着眼于“最大公约数”性质的东西，即共通性，做出来的作品概念笼统，掩盖了深层次的矛盾。实际的情况却是，新的一代日趋细分化。我们需要探索，能否为这个世界赋予各种多样性。

第二，在立川艺术项目中，1992年这个阶段，所有建筑计划都已经敲定。我们在思考自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将目光投向了公路护柱、通风口等，它们是公共设施的附属品，是在建筑中被忽略的地方。用艺术赋予它们以生命，尽可能地让这些部位实现功能方面的艺术化。

第三，是将这个城市打造成一个令人愉快的城市，一个可以让不同人都感到亲切的城市。不仅注重城市的使用功能，还要让城市在各种意义上深入大众，让城市与人心相结合。

我们邀请了来自36个国家、不同出生地、拥有不同艺术手法的92位艺术家进行了多样化的创作。我们的构想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毋庸赘言，美术并不是只集中于一种物体或一种表达方式上，而是呈现于多种多样的事物。地球上生活的73亿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这就是美术的思想之源。我们的工作就是将美术的多样性填满立川这个城市。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放置在FARET立川城市中心的双人长椅，这是法国公共艺术家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设计的作品。

还有尼日利亚艺术家Sunday Jack Akpan的作品。Sunday Jack Akpan是尼日利亚的一位墓碑工匠，许多尼日利亚人民都拜托他将人在生时的模样做成墓碑。

这是美国著名艺术家克莱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的作品《口红》。它由三层楼高的金属板制作而成。

另外还有泰国的僧侣艺术家蒙天·波玛(Montien Boonma)创作的作品。那时他的夫人年岁已高，正处于弥留之际。这件作品则是由数千个约4公斤重的钟堆积而成的祈福塔。

这是法国艺术家让·皮埃尔（Jean-Pierre）的作品《花盆》。

还有现在正在这里展览的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的作品《山》。现在久住英国的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原出生于印度，他想将自己故乡的喜马拉雅山安放在城市建筑物之中，从而创作出了这一艺术作品。

还有最近刚刚逝世的以色列艺术家马纳舍·卡迪希曼(Menashe Kadishman)的作品，主题是《Nature does not smile; people do》。

这是美国艺术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的遗作——停车场的墙壁。正如我所说，我们让众多艺术家参与到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设计里，呈现出了世界的多样性。当人们行走在立川的街道上时，便会慢慢感觉到自己渐渐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

美国艺术家约瑟夫·科苏斯(Joseph Kosuth)的作品则是创作在立川的地下停车场里。墙壁上铭刻着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现代文学之父”的伟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代表作——《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节选的一段文字及日文翻译。

另外，墙上还刻着从深受公害病侵害的水俣地区中诞生的日本女作家石牟礼道子的作品《椿海记》（『椿の海の記』）及英文翻译。这两段文字一共大约两千字。

在FARET立川中心广场有一堵墙，原本是设备舱口。著名的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在此进行了创作。她的创作理念是，让人们将头部和生殖器抵在墙壁上，令人体与大地相连。

这是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作品，已成为存自行车处的标识。这是他本人将自己的自行车装满了霓虹灯，进行了一番改造。

这是日本艺术家宫岛达男的作品——通风塔的墙壁。上面的数字，分别按照一定频率，比如每隔三十秒或每过半个小时，就会发生一次变化。这种变化之间隐藏的和谐实在妙不可言。从图中大家也可以发现，当时还未发明出蓝色LED。

这是新加坡艺术家唐大雾先生设计的通风口。

下面是美国艺术家维托.阿肯锡(VITO ACCONCI)设计的汽车形状的公路护柱。

这里是原出生于伊朗、现住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华拉马內许(Hossein Valamanesh)设计的隔离柱。从这张图中，也可见立川曾经是美军基地的历史。下面描绘的是空中飞翔的红蜻蜓逐渐变成了飞机。

这是瑞士视觉艺术家Felice Varini的作品。乍看上去这只是一团粗细不一的黑线，当从某一个角度看过去，这些黑线便神奇地组成了一个圆。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游戏”，但也体现出繁杂无章有时可以转化为极度简约，是一种心理上的自画像。

这是德国艺术家丽贝卡·合恩(Rebecca Horn)的作品，她的理念是，只要这棵松树健康成长，这座城市也会拥有美好的明天。这棵松树是用来祈福的一个媒介。即是说，我们在这个艺术项目中，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发挥城市与艺术相辅相成的效果，也持续到了今天。

虽然没有建立任何美术馆，但现在城市的居民们，或是大楼的业主，都会出资投入公共艺术。公共艺术成为受地区居民喜爱的艺术。因此，立川公共艺术不仅给立川这个城市，还给周围的市、町、村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这是我们在城市践行的一种艺术，也是一个模拟的小世界。我们接受着时代的影响，尤其是政治的影响。而生活在时代大背景中的艺术家们，都有着自己的各种想法。他们用艺术的形式，以自己的想法模拟出了这个世界。

回想来看，这一艺术项目是在1992年至1994年之间完成的城市再开发计划。而1967年立川为反抗美军基地展开斗争，为我们这项工程的进行奠下了基石。

接下来，自2000年以来，日本北部的新潟地区由于临近（日本本州）东海（地区）——东海可以说是日本第一，或说世界第一大吸引农业人口的地区，也是一块“豪雪地带”，经常会被大雪所封闭。它不断接纳着来自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都有着较大差异的人民，成为日本的第一大粮仓。这里是一块收留了最多贫困人民的土地。150年前的明治维新时期，这里也是日本人口最多的地区。

然而，随着现代城市化的发展，政府却开始要求人们放弃太过耗费精力的农业，荒废那些遍及山野的庄稼地。现在日本政府所施行的政策就是，填补法律上的不完善之处。然而这对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却是一件十分令人苦恼之事。

当然，也有人辗转于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生活。对他们来说，艺术是断层的。我以前认为，艺术的作用就是跟上人类变化的脚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兴起于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20年前兴起于美国的艺术，最终遍布全世界。人类在不同地方生活，但对于艺术的模式是相通的。我认为这就是文化，这是艺术最本质的作用。

而一个地区究竟能否因此而振兴呢？从2000年以来，我在深山里策划举办了三年一度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今年的艺术节是第6届，前不久刚刚结束。

这里是原广司（Hiroshi Hara）建造的交流馆，现在已成为现代美术纪念馆。

这其中的一大亮点是，中国艺术家蔡国强举办的特别画展。主题是《蓬莱山》——中国自古以来神话传说中的云雾缭绕、有仙人居住的乌托邦之境。蔡国强先生用大型动态装置和造雾设备，创作出了十分逼真的蓬莱仙境。

然而，大家仔细看就会发现，作品使用了这个地区特产的稻草秆进行装饰。鱼群和小岛的周围不仅是飞鸟，还有很多航空母舰、潜水艇、战斗机等等。这一现代的乌托邦，是否可能演变为现实呢？这对我们的生活，或者是艺术本身，或者是国际关系，发出了十分尖锐的诘问，这也是值得我们许多人深思的问题。

世界上最受赞誉的顶级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 也提议要将这件作品作为美术馆的保留展品。卡巴科夫以前的作品就是大地艺术节美术馆的保留作品，是反映人生的一幅作品。

法国的安奈特·梅沙杰（Annette Messager） 描绘了她和一群中年妇女一起劳作的情形，这是她根据当时的记忆制作的作品。

台湾的绘本画家几米（廖福彬） 以两个地铁站为背景，制作出的一组非常有趣的作品。

还有韩国艺术家所做的过去村里医生的住所，这位医生已经过世了，但村民希望无论如何能留下这位医生的记忆。这份记忆也以美术馆展品的形式保留下来，由此成为永恒。

此前，大地艺术祭一共举行了五届，共有上千件作品，而最终留下的不过是200件。加上这次新展出的作品，一共大概有350件作品。

现在全世界都流行“效率化”的这种想法，但这真的是正确的么？是否连“文化”这一事物，也要讲究“效率化”呢？进而言之，“文化”本身究竟有没有“效率化”和“集中化”呢？我认为，对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那种扎根于当地风土和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也正因如此，在20多年来，我们所做的事，是与国家方针大相径庭的。我们在这个和东京几乎同样巨大、人口却只有65000人的地区，践行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刚才我也说过，这一带是在世界上少有的“豪雪地带”，在半年多以前，这里还未进入汽车社会，人们的生活范围全都限定在每一个村落里。而对村落这个共同体而言，保持共同性是最重要的。对于村民自身来说，他们对新的城市或新的国家都没有任何认同感。他们拥有的只有对自己村落这个共同体的认同。他们无比珍视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在成为汽车社会以前，这里一共有200多个村落。而第一届大地艺术节中，我们的创作就是彻底忠实于这200多个村落中的每一个共同体。

我们做的事情，主要就是让那些原本以为艺术只属于城市的人们意识到，正是在农村地区，才有更多艺术创作空间。或者说，农村地区才是艺术创作的现场，为艺术创作灵感的萌芽提供肥沃的土壤。或者说，在地区人口密度过疏化、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进程中，学校逐渐停办，空置房间也越来越多。像停办学校、空置房屋这种社会现实性问题，正是只有通过建筑化、艺术化的形式，才能将负面资源转化为正面资源。这就是我们想实现的目标。

现在，这里有14所学校、40余间空置房屋，成为放诸世界也颇为罕见的21世纪现代艺术创作的舞台。上一届及本届大地艺术祭期间，有超过50万人次的游客前来参观，滞留期间前后长达50天左右。尤其今年中国游客数量十分之多。我们艺术祭的理念是，将扎根于当地的人们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及生产成果，也就是当地的道路、田野、庄稼地等等展现出来，描绘出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从广义上理解，我认为所谓“艺术”就是用来描绘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法。日常生活中的道路、食物也都是一种艺术形式。通过这种艺术展现，让在场的人们去发现并确认这个地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件作品重现了以前信浓川河道的情景。全长约3.5千米，每隔5米插有黄色的旗杆，一共700支旗杆。

磯辺　行久　

川はどこにいった(2000)

这是在盛夏由13台铲雪车表演的“铲雪工人芭蕾”（Snow Workers Ballet）。观看了这场表演秀的人们，对这半年来为我们铲雪的工人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以上列举的都是这六届艺术节中，我认为最为出色的作品。这些作品都体现出，艺术是可以在这里进行创作的。“雪”也成为了创作素材之一。

约4500年前，我们的祖先制作出了各种原始陶器。美术馆收藏的就是这一类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接着，距今约1500年前，水稻种植开始出现。人们在山体土壤松动的地方种植水稻，改变河流的流向等等。

这是刚才我提到的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的作品。在约50米的前方，设置有水稻种植时的5个场景，眼前的棚架上悬挂着文字，构成了一幅立体画册。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过去在俄罗斯无法发表作品，储存了大量创作灵感。在这里我们有幸见到了他的作品。

另外，人们将河道裁弯取直，改造成农田。人类就是通过像这样不断改造大自然，得以存续血脉。将这样的人类活动彰明较著地表现出来，就是一种艺术。从这个角度看，在这个群山环绕、四周封闭的日本最清贫的山区，人们为了连通外界，建造了隧道，为了保护道路建设了防雪崩工程。有的艺术家就以此为主题进行了创作。

隧道。

防止雪崩的栅栏。

针对那些被废弃的空置房间，我们一方面要想办法吸引原来的房主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另一方面要把它们打造成与本地艺术要素相结合的设施。比如，在地震中不幸遇难者的老旧房屋中，我们集结了八位代表日本陶瓷器艺术水准的艺术家，在此制作地炉、锅灶等。然后，我们让当地妇女使用这些器具，烹饪当地食材。像这样，原本濒临拆除的废旧房屋，受益于当地美食及艺术家们的帮助，得到了重新利用。

「うぶすなの家」(2006－)　

而这件作品也是通过挖掘摇摇欲坠的危房，使其重新焕发艺术的魅力。在这所废弃的学校里，艺术家北山善夫冒着大雪进行了长时间的创作。不仅如此，他还展出了这所学校此前毕业典礼上遗留下来的送别词、致答词、毕业生文集等，让这所学校在村民们的心中获得了重生。进入这间学校时，我似乎又感觉到了孩子们在此嬉戏玩闹。

现在几乎所有村庄都获得资金支持，以进行重建。外界对提供资金，实现更有效率的重建。不过，这其中艺术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凸显了其效果。这是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利用废弃校园创作的作品。是一件利用河中漂流的浮木和树木的果实，让废弃校园重新获得生机的作品。

最终，从今年开始，被废弃的校园成为与村民们联系更紧密的一大场所，或者说，村民们在各种意义上，都反过来被它治愈了心灵。我们还接收了东北地区海啸以及福岛地区的核电事故中的受灾学生，举办了林中夏令营。我们还邀请了表演艺术家们进行表演，建造了舞台等，相应的戏剧是村民们很难独立演出的。这些都包含在我们的工作之内。

刚才我所说的14所学校都已经变成了美术馆，而食堂则是设立在村民们自己家中，并由当地的老婆婆担任厨师。刚开始时老婆婆们都一口回绝，表示绝对不情愿，但时间久了后，她们也逐渐对此变得十分热情。有时我碰到她们的儿子，他们说：“我母亲因此最近越来越精神，这是好事儿，但是她的妆也越来越浓了！”

上图分别为原口典之、戸谷成雄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学校成为美术馆。

食堂在村民家中。

剧团。

我觉得，艺术在各种效率化中，在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之中，作为衔接这个地区及人们的媒介，现在又一次获得了重生。这其中的某一部分，以及整个区域，又会影响至整个亚洲人民。这次也有很多中国艺术家参加了我们的艺术祭。以上，就是我们在日本的乡村开展活动的报告，谢谢大家。

（本文系北川富朗在首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开幕式上的分享，王唯斯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