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迪《午夜之子》，殖民地后裔对殖民者的文学反扑

萨曼·鲁西迪

萨曼·鲁西迪（或译拉什迪）的《午夜之子》（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9月版）不仅自身是极其复杂繁乱的叙事，它作为文学作品，作为用英语写作的第三世界文学，或者作为所谓的“后殖民文学”给读者带来的解读方式同样繁复。

一方面，《午夜之子》无疑是有关印度这个国家之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寓言；但另一方面，你也不能把《午夜之子》当作脱离于1970、80年代的小说叙事创新潮流来看待——这本用英语写作的小说踩着宝莱坞节奏却充满自我否认的后现代技巧，故意载足了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完全不熟悉的印度风俗知识，甚至语言上加入了印度各种方言之混合体，这部小说可以被认为是殖民地后裔对殖民者的一种文学反扑——一种反向约瑟夫·康拉德。

从各种意义上说，1981年在英国出版的《午夜之子》都是一部历史意义远超过作者自身想象的作品——这也是鲁西迪作为作家一生的写照，之后让他遭到伊朗绝杀令的《撒旦诗篇》，在作者眼里也首先是个家庭故事而已。魔幻现实主义——这种听上去颇有恭敬意味的文绉绉术语，奇怪得总是用来形容第三世界文学。然而在鲁西迪自己眼里，《午夜之子》里的一切很可能并不魔幻，而正是印度的现实，或者印度的潜意识，超过鲁西迪本人之潜意识的潜意识。

《午夜之子》有一层确如《一千零一夜》的外套结构——早衰的小说主人公萨里姆向他的未婚妻帕德玛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时不时他被对故事兴趣甚微只喜欢做饭的帕德玛打断。关于帕德玛的隐喻有多种理解方式，我倾向于认为喻体是“人民对历史漠不关心”。这一结构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很有效得给节奏飞快的叙事带来适当缓冲。

小说的第一部分围绕萨里姆的外公，海德堡留学归来的克什米尔医生阿达姆·阿齐兹作为主线。阿达姆·阿齐兹的故事里充满精妙，哪怕并不在精神分析意义上有多么复杂的转喻——在极端保守的克什米尔，他必须与自己的情人通过白布上一个洞交流，这显然意味着这位受到西方影响的穆斯林放弃了宗教信仰之后内心的空洞；阿齐兹出现在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现场，留下了致死都不褪去的伤疤——这一英军屠杀平民的惨案直接导致了之后甘地的崛起和印度的独立与分裂；阿齐兹家的地毯下面藏着自己皮肤最黝黑（隐喻穆斯林身份）的女儿的情人，一位崇尚“一个印度”的反分裂穆斯林民运人士纳迪尔·可汗，这个两边都不讨好的人显然只能位于地毯下面（而不是盘坐在上面）。

然而《午夜之子》的所有明喻里，最为掷地有声的无疑是小说主人公，在印度独立午夜出生的婴儿萨里姆具有通灵特异功能，他对自己忽然失忆的解释是——“总的来说，我成为了一名巴基斯坦公民”。 西方人容易看出鲁西迪的修辞当中，他使用“拟人”这种修辞手法的成分非常之多，比如印度这个国家，好像萨里姆，在午夜“出生”（小说当中详细描写了生产的过程），且整部小说便是将全新的印度比作这个大头早衰婴儿，但事实上拟人可能是东方文明本能的思维方式。

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午夜之子》一开始便提到了床单上的几滴处女之血，且血的隐喻贯穿整部小说，容易让人想到这是本血泪印度史，从我们中国人读这本书的立场，这种西方人看来太过明显的隐喻也并不显得多么“字面意义”。

不得不说，《午夜之子》从萨里姆（也是新印度）的出生进入了全新的叙事咖喱大杂烩——作为读者，我承认我读到300页之后开始感到一阵又一阵的迷乱。如果说阿达姆·阿齐兹的故事是个“乐观病+骨感现实”之典型的宝莱坞悲喜剧，萨里姆的故事则要怪诞得多。鲁西迪提供的隐喻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萨里姆不只有一个母亲。他的母亲不仅是他借用子宫的阿米娜·西奈，还有他的奶妈玛丽·佩雷拉，另外当然还有全新的这里不得不被拟为人母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当然后来我们又知道，作为午夜之子的萨里姆也并不是他父母的亲生儿子，而是他父母的邻居瓦尼塔与英国殖民者梅斯沃德的私生子——仿佛鲁西迪在小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认为萨里姆外公留过洋的西方基因也不足以解释他的超常存在。这里我们要提到，阿达姆·阿齐兹的名字来自英国小说家E·M·福尔斯特的《印度之行》里的主要人物——同样是留洋克什米尔穆斯林医生的阿齐兹，而萨里姆法律意义上的生父（也就是瓦尼塔的丈夫）的名字（维·维里·维尔基）来自英国作家吉普林的短篇小说。鲁西迪的文化取向显而易见，哪怕逆着小说的总体思想走向而行。

小说的第二部分另盘生了一些枝节，比如萨里姆反宗教反传统的宝莱坞编剧舅舅哈尼夫，似乎想做个印度新现实主义罗西里尼；奶妈玛丽·佩雷拉的共产主义者男友乔瑟夫·德哥斯塔的鬼魂；他的“铜猴儿”妹妹等等，一切使得萨里姆和他的“午夜之子”大会的主叙事反而被埋在了副线上。鲁西迪太想做个全景小说家，他希望这个家庭故事涵盖几乎所有特定时代下的典型人格，因此这个故事的“哈利波特”魔幻部分忽隐忽现，直到第三部分才作为萨里姆的个人悲剧故事充分得到发展。

然而萨里姆的悲剧，我们最终发现，与他自己对个人身份的想象有关。也就是说，小说自始至终在怀疑自己。420人的午夜之子大会面临接近最终的灾难之前，萨里姆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活了一千岁了，或者说（因为就连现在，我都没法放弃行使），精确一点，一千零一岁。”隐喻意义上，也许萨里姆是个幻像，一个别人为了别人的存活而虚构的故事当中虚构的人物，好像作为国家的印度或者巴基斯坦。

鲁西迪显然从不合人类逻辑的印度神话当中学到了很多叙事技巧。《午夜之子》的第三部分让人读得气喘吁吁，原本充分的政治暗示都不再明确。印度“湿婆”开始统领一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午夜之子》理解成某种三段式的“悲情-逆转-围着圈一起欢乐跳舞”的宝莱坞情节剧，也许鲁西迪与另一位印度裔后殖民小说家V.S.奈保尔的区别正在于鲁西迪并不是个情怀主义者。他对喧哗嘈杂的执迷远大于对清醒人格与身份政治的兴趣。《午夜之子》身怀绝技的主人公背后是个野心喷张，情绪偶尔失控的年轻作家，一个习惯英国式的自省自嘲与谈笑，骨子里却对祖国之想象力丰富的迷信大杂烩从审美意义上有所怀念的后现代作家，一个文化意义上背叛一切的私生子，只能靠鼻子思考。

鲁西迪之后的作品在这条大熔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15年的小说新作《两年零八个月加二十八天》甚至溶入了《一千零一夜》、《荷马史诗》、美国真人秀电视剧和科幻情节，把煮咖喱大杂烩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读鲁西迪，要带着相对欢乐的心情加上敏感的洞察力，因为鲁西迪所带给读者的现实，有时候像真正的现实一样，复杂程度超过他自己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