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嘎尔尼到郭嵩焘：中英交往的两个第一次

【编者按】10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伦敦。这是中国国家元首10年来首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堪称“超级国事访问”。借此机会让我们来回溯18世纪以来，中英两国交往史上的两个“第一次”。

1793年，大英帝国政府派出的使节团——马嘎尔尼（Macartney）使团抵达中国。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正式派出外交使团出使中国，当时的英国正在通往“日不落”帝国的霸权路上，而时值乾隆五十八年的大清朝也正经历帝制中国最后一个盛世，不过在后世看来，乾隆盛世在这次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中，充分暴露了黄昏的本质。

普遍认为，马嘎尔尼使团因为礼仪之争而遭遇了失败，但真正失败的却是固守“天朝上国”观念的乾隆和他的帝国——中国丧失了世界给予的最后一个机会。这种“最后一个机会”的判断，显然是将发生于40多年后的鸦片战争以及此后中国长达百年的落后被打的历史与这次失败的外交访问相联系而得到的。

但是在这样的线性叙述中，往往缺失了另一件值得重视的出使，即1876年（光绪二年）清廷派遣郭嵩焘等三十余人赴英，设置使馆。这同样是第一次，是“天朝上国”第一次向英国乃至西欧派出驻外公使。

郭嵩焘在英法两国待了近三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英国的议会体制、教育、科学状况做了深入的观察，他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郭嵩焘：《巴黎与伦敦日记》），深感当时一片乐观的洋务运动只是舍本逐末。

郭嵩焘将见闻和观察写进了一部游记（《使西纪程》）和日记中，《使西纪程》刻版印行后，引起了满朝士大夫的公愤，“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越缦堂日记》），更有官员劾其“有二心于英国”，于是郭嵩焘被诏书申斥，书也被勒令毁版。《使西纪程》被毁版不到一年后，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从此再未被起用。郭嵩焘回国15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一败涂地。

马嘎尔尼、郭嵩焘，见证了中英两国分别第一次正式地探索对方，虽然从个人角度来看，马嘎尔尼的出使是失败的，而郭嵩焘则收到了英法两国政府广泛赞誉，但于国家层面，情况则恰好相反。

一样看重礼仪的英国人

1793年9月14日凌晨4点钟，英国大使马嘎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等来了乾隆皇帝，众人匍匐拜倒，马嘎尔尼及其随员则单膝下跪。乾隆一坐上御座，马嘎尔尼就奉上了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随后，两方交换了礼物。

一切看起来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下完成，但在此前中英双方却就觐见皇帝时所行礼仪问题产生了争执。清朝官员要求英方使团遵行中国传统的三跪九叩之礼觐见乾隆，而马嘎尔尼则认为这种礼仪无疑会有损英王的尊严，坚持只行单膝跪地礼。

礼仪之争从天津到北京，继而延续到热河。在所有折中方案都没能达成一致后，最终清廷妥协，准许了马嘎尔尼使用英国礼仪觐见中国皇帝，但省去了接触皇帝身体的吻手环节。但是，在和珅的奏折中却说，英国使臣等向乾隆皇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

尽管说法不同，但因为礼仪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确实存在的。马嘎尔尼在日记中，详细地描述了清廷官员对礼仪的关注，但从其日记和争执过程来看，其本人对于礼仪的看重并不比清廷官员少。他对于折中方案的反对理由是：清廷大臣对英王画像跪拜是在一个“隐秘”的房间里进行，而他的跪拜则是在正式的节庆上。并且，马嘎尔尼还认为，单膝下跪和双膝下跪存在着数量级上的差别。

马嘎尔尼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礼仪和礼物上——他对英国皇室和自己准备的礼物充满信心，认为这些精巧的礼物可以讨得中国皇帝和官员的欢心，而对于此次出使的通商使命则放在了其后。等到其想谈及商业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失去了机会。

当热河之行结束后，清廷催促马嘎尔尼一行尽快返航时，马嘎尔尼才急急忙忙地提出谈判的六项要求，其中一项是改善贸易关系的商业要求，但也有如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这样具有殖民倾向的要求。这些要求，清廷一概断然拒绝，理由是我们熟知的天朝上国物力丰富，不需要外国商品。

美国学者何伟亚在其所著的《怀柔远人》一书中，评价道，“除了遵照礼仪把英王的信函交到乾隆手中之外，他（马嘎尔尼）几乎没办成别的什么事。”

试图“戳破天朝迷梦”的清廷大员

中英两国在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就以这样不愉快但似乎并无大碍的方式结束了。马嘎尔尼回国后，并没有因失败的访问而受到处罚，而在1795年作为密使出访了撒丁王国，商谈反法同盟事宜。一年后，又被任命为好望角总督。

如果不是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无论是这次失败的接触，还是马嘎尔尼本人的经历，或许都不会引起人们的太大注意。但是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的大英帝国，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在马嘎尔尼使华的48年后发动了鸦片战争。

在英国议会对中国发动战争与否问题进行投票时，一个叫斯通的人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这个斯通的父亲是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当年只有11岁的斯通随父来中国，还被乾隆皇帝抱到膝上抚弄。斯通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马嘎尔尼使团成员在热河朝见觐乾隆帝，乾隆面前单膝跪地的斯通当时只有十一岁。

这是马嘎尔尼使团回去后带给西方人的普遍印象。学者们往往据此将两个事件建立联系，并引发一系列关于当时乾隆和清廷官员傲慢自大、抱残守缺，进而丧失世界给予最后一次机会的感慨。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6年后，实际上，中国可能迎来另一次机会。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里在云南被杀，即“马嘉里案”。英国方面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廷授予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于1876年前往英国（后兼使法国），成为中国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个外交官。

郭嵩焘是湖南人，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一同登上历史舞台，帮助曾国藩兴办湘军，后又与曾、左结为儿女亲家。他早年即对西方有所了解，对洋务运动有着超出一般洋务派的体认，认为“泰西制造、机器所应取效者，岂值（直）枪炮而已哉”。

在英国之前，郭嵩焘面见了慈禧太后，明言此去无他，但观察西洋政教而已。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除了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外，郭嵩焘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文教、社会等各个层面。他考察了以“巴力门（议会）”和“买阿尔（民选市长）”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接触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了解了英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其对于行政、立法分权，言论自由，两党制度等记载颇多。对于两党辩论后仍能心平气和，郭嵩焘归为政治制度的问题，而非政治人物个人品质的问题。

除了对政治制度的观察，郭嵩焘还对英国的教育和西方哲学思想、政治伦理有着中肯的讨论。但由此种种得来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清廷的重视和采纳，反而遭到了悲剧的对待。他的书被毁版，回国后被弃用，死后援例立传赐谥也未被准行。

梁启超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郭嵩焘大概在书里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它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所谓激起公愤，包括了我们一般所说的顽固派，也包括了洋务派。郭嵩焘在书中不但对洋务派舍本逐末进行了批评，而且还试图戳穿“天朝上国”的迷梦——以前我们说西方但只船坚炮利耳，现在看来他们在政教上也要优于中国，“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这自然不能为有“血性”的中国士大夫容忍。

不愿磕头的英国人和不愿开门的中国人

对于马嘎尔尼使团事件的诠释多种多样，但到最后多数都会指向清帝国的傲慢与自大。这当然是事实，但其可能带来的推论却是值得警惕的，即之后的落后与挨打都是一种咎由自取。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场，就会发现，正如何伟亚所揭示的，对于礼仪看重的并不仅仅是中国一方，不愿磕头的英国人所抱持的原则也并非坚固到无懈可击。

当时，世界的秩序尚未形成，或者说关于主权平等国家互通外交的观念在欧洲也不过刚刚兴起。退一步讲，即便就算稳定了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也是16世纪以来欧洲全球扩张的产物。我们不应该以一种“自然如此”的态度来回溯当时的事件。

也就是说，清廷坚持自己的传统礼仪，无论如何不应该基于一种“结果论”来判断其对错。将中英两国的第一次相遇，诠释为“文明”与“野蛮”的碰撞，恐怕仍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毫无疑问，不愿打开大门造成了晚近中国的落后，落后在现实层面可能会挨打，但在道义层面也并非如此。中国作为挨打的一方，自我检视没错，但是施暴的一方则没有理由指责是你们不愿意开放我才打你的。

郭嵩焘的例子，就是自我检视的例子。当时国门已开，挨打已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固守天朝上国迷梦的中国，是他不能容忍的。呼喊道义已经无用，必须从梦里醒来。只不过，仍然有人不愿醒来罢了。

从马嘎尔尼到郭嵩焘，两个第一次，构成了中英两国、乃至东西方的一次完整接触过程。从结果上来看，我们还无法评价到底哪一次更接近所谓的“最后一个机会”，毕竟甲午战争的痛可能比鸦片战争来得更为强烈。回顾历史，一来一往两次并不那么愉快的经历，让我们明白，放下和理解才是大国应有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