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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利希蒂希︱“大纽约之父”的秩序狂热

[英]托比·利希蒂希/文 石晰颋/译
2021-08-07 10:25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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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Mistake, Jonathan Lee, Knopf, June 2021, 304pp

中央公园里有一张专门的长椅,曼哈顿有一个公园,甚至尼亚加拉河上还有一座岛屿都以安德鲁·哈斯维尔·格林(Andrew Haswell Green)命名,他规整了纽约城的各个区域,建造了中央公园和布朗克斯动物园,但这位“大纽约之父”并非家喻户晓。在《大错》一书中,乔纳森·李证明了格林的大名理应家喻户晓。

这本小说的标题既是指格林对城市的整顿(不是每个人都对此赞成),也指他“荒唐”的死亡方式:他在八十三岁时被人枪杀,显然是认错了人;还可能是指他去世后:我们的集体记忆也许错误地忘记了这位城市规划的英雄。

乔纳森·李笔下的这位主人公一直敏锐地关注着错误和意外——以及其反面:规划。1821年,格林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一个落魄的农民家庭,在作者的讲述中(虽然没有充分展现),他是“一个瘦小的孩子,安静但很固执,拥有一种羞涩的信赖感,几乎令人觉得傲慢”。身为十一个兄弟姐妹中的一员,他试图在可能之处施以秩序。他就像一个十九世纪的近藤麻理惠(译注:日本家政女王),喜欢收拾整理:对象包括罐头、食料、农场的布局。粗暴的父亲似乎对安德鲁的才能无动于衷,更关心这个男孩用“女性化”的手势握斧头。当十几岁的安德鲁亲吻邻居的儿子时,他被赶去了曼哈顿。

1830年代的纽约是混乱而腥臭的(它“并没打算勾引你”),同时也令人激动。在杂货店当学徒的格林,遇到了一个风度翩翩的老男人——塞缪尔·蒂尔登律师,两人间的友谊或者说是浪漫关系维持毕生。对格林来说遇到蒂尔登是人生的一大突破:他将人脉、文化,以及“书、书、书”介绍给了格林。(在流言蜚语中)蒂尔登暂时放弃了他的保护人,而格林则远赴特立尼达的一座蔗糖种植园,在那里“新获得自由的人看上去仍然处于奴役中,(自由)只是名义上而已”。他在那里担任监督员,凭着对黑人劳工的善意,打消了读者的疑虑。回到纽约后,他学习法律并与蒂尔登一起执业。他后来的一系列活动(大多令人好奇地在幕后发生)为他的名望铺平了道路,但事实证明这种名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也许直到这本书问世为止。

与中央公园(“几乎完全人工建造……经历多年的精心作伪而实现”)一样,乔纳森·李的小说被安排得整整齐齐而有艺术性,以谋杀案作为开始,前后滑动,其叙事顺序并非根据时间,而是基于与主人公所从事的最著名的项目中的二十道门。因此,“商人之门”回顾了格林在杂货店的日子,而“水手之门”则记录了他前往加勒比海的不安航行。与这种在偶然性叙事中描绘的愉快的公园漫步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更加线性的故事——饱含了许多漫画式的误解——记述了一位朴实但最终也变得狡猾的警察为了确认刺杀格林的动机而付出的努力。

乔纳森·李是那种喜欢编故事的老派作家。他在角色描绘、场景设置和研究编集方面都表现出色,而且他似乎每次都能写出不同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小说《谁是智先生》(Who Is Mr Satoshi?)的背景是当代东京;他的第二部小说《欢乐》(Joy)发生在一家英国的企业律师事务所;他的第三部小说《高空跳水》(High Dive)则是对1984年布莱顿酒店爆炸案(主要通过虚构人物)以某种倾斜角度切入的复述。在这第四部小说中,他为那些缺乏记录可循的纤细骨架添加了许多虚构的戏肉:最知名的真实人物可能是汉娜·埃利亚斯夫人,当时她以世界上最富有的黑人女性之一而闻名,在格林谋杀案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而无意的角色。

乔纳森·李就像他在这本书开头某个章节中描述的街头杂耍者一样,也在空中抛转着好几个球。他喜欢把玩真理和现实,盘弄历史的“不稳定性”,他喜欢他所创造的对称与对立:食欲相对于节制;意外相对于设计;城市中令人振奋的喧嚣相对于人类对“开放空间”的需求。我们能够得知:“纽约对思考者而言是一场喜剧,而对感触者来说是一场悲剧。”在其他段落,格林也想到:“至少有两种历史总是在发生:内在的与外在的。”这可能是真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而这些箴言是如此整洁,也反映了这部小说在风格和真实性之间更为广泛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仅仅反映主人公自己对秩序的狂热。

乔纳森·李在创作中,太过频繁地将人为设计置于真实性之前,把赏心悦目的随笔放在说服读者的本分之前。以这本书的开头为例。在格林被刺杀的前一刻,我们正要去了解他的时候,格林注意到某个人的鞋子上有一些污垢,不得不克制自己去跪下来把它擦掉的念头。“他想,这是他内心的什么冲动呢?这种不断地想要清除污垢的迹象,说明了他的什么呢?”然而,在此之前他肯定已经反思过这种倾向,甚至可能已经对此形成了某种看法?对读者来说在第十九页就已经出现的这一段可能是一个新的问题,但对我们这位八十多岁的主人公来说并非如此。或者以这一幕为例,格林坐在马车上,有人告诉他一个悲惨的故事后,他听到同车有人在哭泣。“他花了比合理情况下更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这句子看上去写得不错——但合理吗?

我们还能在书里某处,看到这位活泼而无所不知的叙述者面带微笑地玩弄与死亡有关的比喻。“就像一只失明的眼球那样死了。像一行没有灵魂的句子那样死了。”乔纳森·李笔下没有一行句子是没有灵魂的。它们充满了生命力、音乐性和精工细作。但它们并不总是十分值得信任的。这是一个遗憾,因为他讲述的这个故事值得一提,而且他的叙述方式令人着迷。

乔纳森·李在他关于布莱顿爆炸案的小说出版后,曾经对《巴黎评论》说:“我最大的希望是,如果做得好的话,小说能够把我们带到历史的表皮之下。”他在《大错》中当然实现了这一点,但却附带了如同整形外科医生一般的整洁和矫揉造作。其成果,尤其是对体现时代背景的细节的关注,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些读者会更喜欢那些如同活体解剖师的作家,他们的小说更贴近真心。

(本文原文发表于2021年6月9日《华尔街日报》,由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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