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剑桥教授方德万：为何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关注抗战

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签署投降书，128万侵华日军从此放下武器。这个本应终结战争的场景背后，是哪些政治力量博弈又使亚洲继续深陷泥沼？这是在第22届北京论坛史学分论坛上，历史学家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报告的主题。

方德万是荷兰人，毕业于哈佛，执教于剑桥。他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抗战的学者之一。同样有影响力的还有他的学生们，比如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和剑桥大学日本史副教授顾若鹏（Barak Kushner），前者是《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的作者，后者今年刚刚在哈佛出版社出版著作《人鬼人：日本战犯与中国的审判》。在他看来，欧洲和美国史学界对抗战议题的热情不同，与双方历史传统、政治形势的差异有关。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

欧洲人更关注抗战，因为都有一路“打”来的历史

澎湃新闻：过去关注中国抗战的西方学者主要集中在北美，但近年来欧洲研究抗战的力量正在崛起。作为一个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欧洲人，您能谈谈欧美学界的差异和个中缘由吗？

方德万：我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主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军事史特别关注。中国近代历史和军事战争关系密切，但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没有人对军事感兴趣，选这样的题目甚至很难找到工作。欧洲的军事史研究则有深厚的传统，许多优秀的军事史学家是在英国、德国长大的。相对来说，美国历史上少有受到军事入侵的经验，但欧洲经常打仗，和中国一样。我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军队和战争都很重要，但过去美国学者的叙述中少有关注。

在1980年代，中国研究抗战史的人很多，比如杨天石教授。当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刚开放，资料很多，台湾也有不少材料，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军事史。1990年代初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与中国的军事化有关，这个路数在美国不受欢迎，但在欧洲非常流行。

除了忽视军事史外，美国的中国史学界还有过一个问题：麦卡锡主义风暴的中心就是中国。很多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比如费正清，都因此受到过批评和打压。要美国人改变态度非常难，我曾写过一本书，其中一部分批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942年被罗斯福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与蒋介石矛盾重重，1944年奉调回国），当时史迪威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是大英雄，我的观点几乎不能被接受。

过去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对日本的这场战争无关紧要，因为史迪威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指责都是对的，国民党从1928年开始已经是无能、腐败、走向军事化且注定失败的，共产党的革命早已可以预见。他们认为1937年爆发的抗战在历史上没有地位可言，它与中国未来的走向无关。

那是1998年左右。我记得第一次在洛杉矶做史迪威的报告，有人甚至想打我，因为我“诋毁”他的英雄。当然，现在这已经是一个普遍被认可的观点，史迪威不是英雄。而突破了史迪威的评价以后，我们就有机会重新讨论国民党、蒋介石、战争史和抗战史。

澎湃新闻：“重新讨论”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方德万：现在的抗战研究确实国际化。今年已经有过许多次会议，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还有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学者互相交流。大家都是十几、二十年的老朋友了，彼此很熟悉。美国现在研究抗战史军事史的学者也不少，比如叶文心（Yeh  Wen-hsin）有一波学生就在做这个题目。

有一些问题值得重新考虑，首先什么是“二战”？英美国家的叙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提出“二战”这个词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把这场战争与爆发在欧洲的一战联系起来，赋予它一种道德含义。这场战争，起初英国人叫“大战”（The Great War），苏联人叫“卫国战争”（Patriotic War），中国人叫“抗日战争”。

所以现在的兴趣是把二战和革命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也不只是抗日战争，还是“抗日建国战争”。把中国的经验放进二战的概念里，可以重新了解二战。从全世界来说，二战不只是反法西斯战争，也是革命战争。欧洲自然是反抗德国，亚洲除了还击日本，还有许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发展壮大，建立军队、动员社会。中国、东南亚都是很好的例子。从全世界角度看二战，必须包括东亚国家的经验，中东、非洲、南美国家的经验。

你也可以对比德国和日本，都因为资源稀缺而向外扩张，而且人口众多，所以要把多余的人口安置到新的地方——德国是波兰、乌克兰，日本则是东北三省、伪满洲国。然后冲突就越来越多。在战争之初，这两个国家之间并没有很大联系，美国参战以后才有了变化。

澎湃新闻：能介绍一下您的抗战史研究团队和项目吗？

方德万：我没有项目（笑），不过我有很多学生，他们都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此外欧洲或英国政府为我们提供奖学金，可以支持一些研究生来学习。

我的学生拉纳•米特在牛津大学主持“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项目”（团队成员有赖小刚、海伦•施奈德、聂洪萍、马修•约翰逊、艾伦•威廉•穆尔等），英国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为他们提供资助。顾若鹏在剑桥有一个项目“战争罪责与帝国”（War Crimes and Empire），由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赞助，研究战后日本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李晨是我们这里毕业的，另外在香港也有一批学生。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1945年的蒋介石一无所有，除了一个身份

澎湃新闻：您在论坛上的报告主题是“日本在中国战区的投降”，提到这个投降仪式的时间是“三九良辰”：9月9日上午9时举行。您怎么看待其中的含义？

方德万：中国如何应对日本投降这个特殊时刻，事实上非常复杂。9月9日的投降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这是象征性的，其他省市的仪式则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时间进行，因为要日本军人投降、放下武器，这是一个大工程。

中国人喜欢“9”，象征“和平、永久”，也可能和佛教有关。选“9”很合适。不过现在这个日子并不常被提起，中国政府在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因为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湾签了投降书，第二天中国举国欢庆。这个日子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一天，在美国的军舰上，日本是向同盟国投降，向英国、美国、荷兰、中国等国家投降。所以对中国来说，这一天意味着西方国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中国则是东方的胜利者。

澎湃新闻：您还提到，这场仪式是蒋介石的“政治资本”。

方德万：是的，这和他的处境有关。

1945年，蒋介石有什么？几乎什么都没有。军队力量薄弱，只有美国人训练的军队，而且他们在四川、广西、湖南，无法控制上海、北京。知识分子不支持他。在农村也有很多人反对他，因为他在农村的动员方式粗暴（抓壮丁），经济也不行，1942年的河南饥荒令人震惊。

所以，蒋介石这时唯一可以利用的资本，就是他的地位，他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地位，这是其他国家也认可的身份。他要利用这个地位来恢复他在国民政府、国民党内的威望，要恢复他在沿海地区，在上海、天津、浙江、江苏、河北的行政权力，因为他实际上没有。有些地方共产党的力量更强。

澎湃新闻：依靠仪式来强化实际控制力，有效果吗？

方德万：我想没有。但他必须利用、唯一可以利用的东西就是这个身份。当时他的权力不太稳定，行政权力的基础很弱，必须借助美国人（的力量）、日本人（的投降）。

我想，他唯一的希望是在这之后尽快恢复经济。如果他恢复经济秩序成功的话，国民政府的历史也许会不一样。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没办法。地位是他唯一的工具，所以也可以说是很弱的一个工具，没有实权。

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右）向中方代表何应钦（左）呈递冈村宁次签字的投降书。方德万在报告中分析蒋介石派何应钦出席的原因，一则何应钦与冈村宁次是同学，二则九一八以来何在对日妥协的事务上一直代己受过，此举是想在国人面前重塑何应钦的形象。

二战没有在1945年结束

澎湃新闻：对于日本在中国战区的投降，美国和苏联是什么态度？8月17日美国方面就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美国决不参加。

方德万：从魏德迈档案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方针是尽快退出，不想卷入中国接下来的战争。要确保美国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将自己的力量集中，退回日本。

苏联方面，斯大林当然很高兴。我在英国档案馆看到的一些资料很有趣。大家都以为1946年3月以后苏联大部分军队都回国了，但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消息，不少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东北，没有离开。

斯大林的目标，是希望有一个“缓冲国”（buffer state，即地处于两个敌对国家或集团之间、不介入双方冲突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胜利，加上朝鲜、蒙古、和苏联势力控制下的中国新疆地区，对他们来说就很安全。而且这样的中国是分裂的，内部矛盾重重，很难恢复力量。苏联此时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全。另外，在1945年、1946年显然要避免跟美国有大的冲突。

澎湃新闻：代表日本政府投降的冈村宁次恐怕面临着更复杂的局面。

方德万：是的。日本在中国的军队始终认为自己是胜利的军队，而冈村宁次要让他们接受天皇的决定、放下武器投降。他在中国面对的情况，包括维持军队秩序、与各方面沟通，都是艰巨的任务。这是过去常常被忽略的。后来他们还要考虑，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美国，稳定日本在亚洲的情况，最好是支持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为敌。

军部反对天皇意见的情况，我听过一些报告。战争之初军部和天皇时有分歧，天皇没什么力量。但到了1945年，他们也要考虑，投降以后日本会怎么样？日本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军队投降了，那就不是军队。是天皇。

蒋介石了解这一点，所以在开罗会议上对罗斯福说，不要取消天皇制度。战后日本要稳定，必须要有天皇。也许蒋介石还有其他考虑，比如胜利以后希望日本是什么局面？如果没有天皇，美国占领这里，对我们的未来有什么影响？这些他都要考虑。

澎湃新闻：为什么把日本在中国战区的投降作为研究题目？

方德万：投降本身是很有趣的，但我的目标是说明，如果我们重新考虑二战或抗战的内涵是什么，就会注意到，投降没有停止在中国的暴力和战争。我们不能说二战在1945年就停止了，亚洲的稳定要到1952年、1953年以后才逐渐实现。亚洲的稳定与否，影响要素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则是美国。可能对于丘吉尔来说，1945年就可以带着士兵回家了，但对于中国来说，这不是结束，因为各国的力量仍然在这里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