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任何时代都有足够的空间，让个体承担生活和政治的责任

主讲人：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主题：何为政治哲学?——《正义的可能》新书发布会

日期：2015年10月24日

主办：南京先锋书店

【编者按】

“任何时代都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让个体承担生活和政治的责任。”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携新书《正义的可能》在南京先锋书店举办“何为政治哲学的讲座”。此书是周濂此前精彩的哲学随笔《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升级版，周濂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辅之以良好的学理背景，深入浅出地将枯燥的政治哲学概念延伸到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周濂在讲座中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年轻人上升的通道日渐狭窄，如果年轻人觉得未来是没有希望的，那么这个国家的前景是堪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来谈正义的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周濂讲座内容的整理：

我先介绍一个人——乔纳森·沃尔夫，他在《政治哲学绪论》中说政治哲学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说了算；第二个问题，谁得到了什么。说了算的人往往得到的东西比较多，这个关系我们一拍脑袋便知。反过来，得到东西多的人也想说了算，比如说潘石屹和他的朋友们为什么在微博上这么热闹呢？是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自己说了不算的话，得到再多也没有用。

第一个问题“谁说了算”翻译成政治哲学的术语就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谁得到了什么”则是社会正义或者分配正义的问题。政治合法性追问的政治权力的道德基础。我们首先要明白权力本质是什么，一个有权力的人可以命令其他人违背自己的个人意愿或者个人利益而服从他，权力的本质就是支配和服从之间的关系。

大家会问我为什么要服从你？服从的原因和理由有很多。处于逆反期的孩子有时候会质疑父亲：“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有些父亲的回答会很直接：“因为我是你爸爸！”家庭里面的父子关系在古代可以拓展为政治关系，比如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了现代之后，这种家长制的类比对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会越来越显得不够可靠，从霍布斯开始，尤其是洛克就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开始转换为来自于人民的同意或者认可，一个合法的政治秩序必须获得人民的同意。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我们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和人民的“同意”到底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选择和同意的真与假，有效与无效。比如说以洛克为代表的认可理论就特别强调“默示认可”的重要性，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公民通过字面或口头的方式明白无误地向政府表达认可。可是“默示认可”是一个很麻烦的说法。假设有一天你在睡梦当中突然被一个强盗绑架到了一艘船上，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置身于茫茫大海之中，这时候你除了反抗那个强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投海自尽，任何有理性的人不会反抗强盗或者选择投海自尽，所以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忍辱偷生，我就待在船上当奴隶。这种情况下他是默示认可了海盗船长的合法性吗？所以这是默示认可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程序做保障，默示认可很有可能是虚假的。

一般来说，现代人会认为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制最好地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我在2008年曾经出过一本专著叫做《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剖析。这本《正义的可能》中有一篇书评也对魏玛共和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做了一些分析。

回到政治哲学的第二个问题谁得到了什么，这是关于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的问题。

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设你今天中午在大街上闲逛，然后你看到一位美女被一个开着摩托车的人抢了包，这时候你的情绪反应是什么？作为有中华传统美德的男性一般都会义愤填膺，我们都会冲上去英雄救美，义愤是和正义相关的一种道德情绪。再比如说你今天排队去买古惑仔演唱会的票，这时候一个五大三粗的人插队到你的前面，这时候你的情绪是愤恨。义愤是为了别人利益而对别人有所要求，你是为了美女的利益而对摩托党有所要求。愤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别人有所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与正义相关的道德情绪是内疚，假设你就是那个五大三粗的人，你插了别人的队，结果一回头，你发现你插的是一个美女的队，这个时候你油然而生一股内疚之情，这种情绪是为了别人利益而对自己的要求。与正义观相联系的三种道德情绪中，最根本的是愤恨之情，是那种因为别人违反了合法的法律或者规则而伤害到我的利益所产生的道德情绪。

我经常在路上看到一些宝马车横冲直撞，每次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时，我就愤恨不已，你们觉得我这种情绪是愤恨吗？没错，它很有可能不是愤恨，而是纯粹的嫉妒。嫉妒和愤恨不同。钟镇涛唱过一首老歌叫做《只要你比我过得好》，歌词中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但是对于嫉妒的人来说，“只要你比我过得好，什么事都好不了，一直到老。”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作者问一个女孩，你每天都过得挺辛苦的，为什么还这么乐呵呢？这个女孩说不开心的时候也要装得开心，因为你不开心的时候别人会更开心的。我觉得这反映出一个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我们看到别人过得比我们好，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嫉妒之情，这种嫉妒之情往往不会激励我们向上奋斗，而是指望别人倒霉，通过向下拉平来满足我们。

那么愤恨和嫉妒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愤恨要求你搞清楚两件事，那个人之所以过得比我好要么是因为不正义制度的后果，要么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公正行为的后果。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你的沮丧与愤怒才不是出于嫉妒，而是与正义相关的愤恨，换句话说，嫉妒是一种非道德的情感，而愤恨是一种道德情感，它是驱使我们去寻求和实现正义的道德心理动机。

关于正义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西方法院门前大都立着一个正义女神像，左手持剑象征惩罚的正义，右手拿着天平象征公平，此外这个正义女神一般还都蒙着眼睛。为什么要蒙着眼睛？打个比方，我们在场有100人，现在我们有1000万元放在这里，我们100人考虑一下怎么来分它，很显然如果是我说了算，由我来做决定的话，我会说身高在1.8以上的人可以均分这1000万，然后我一看可能还有10个人和我一样身高在1.8米以上，然后我就再加一个条件说戴眼镜的身高1.8米，一看还有三个人，然后我说来自北京的戴眼镜的身高1.8米，最后我一个人独吞了这1000万，这个标准当然是不正义的。正义女神的眼睛之所以要蒙着布，就是要确保那个说了算的人在制定正义的标准时不会受到任何偶然因素影响，确保她的决定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正当的、合法的利益。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在功能上与正义女神的眼罩是一样的，它的意思是，只有屏蔽每一个人的特殊信息，才有可能制定出真正无私的正义原则。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今天已经快四十年了，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的快，但不得不说在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实现社会正义上我们还面临很多的问题。官方在2012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72，基尼系数是代表这个国家贫富差距非常重要的指标，超过0.45就是非常高的数字，那0.472是非常危险的数字，更何况它还有可能是缩了水的。前段时间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叫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有意思的是经济学中也有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它的横轴是基尼系数，纵轴为“代际收入弹性”，即父辈的收入水平对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拼爹指数。如果一个国家位于这个曲线图的右上角，就说明它不仅基尼系数大而且拼爹指数高，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中国恰恰就是最右上角的少数几个国家。如果把“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翻译成普通人能懂的话，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屌丝的逆袭是很难实现的梦。很显然，如果年轻人觉得没有希望，那么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国家也就没有未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认真严肃地来谈论正义是否可能这个问题。

两千四百年前，柏拉图写过一本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叫做《理想国》，它的副标题就是《论正义》，哲学家苏格拉底和诡辩家色拉叙马霍斯就“什么是正义”展开长篇大论的争论，色拉叙马霍斯的核心观点是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强权即正义，苏格拉底不认可这个观点，反复与之辩论，辩论到最后苏格拉底说了一句话，他说正义是不是强者的利益我们回头再说，但是你现在提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社会的大多数的人相信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更好，那么他们就绝无动力去做正义的人行正义的事，苏格拉底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人生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how should one live, 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如果制度并不鼓励我们成为正义的人，做正义的事，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过一个非常简要的回答：任何时代都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让个体承担生活和政治的责任。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经演讲者审订，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