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活在当下中国，怎么谈鲁迅

原创 钱理群 活字文化

当代年轻人最喜欢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而相比现在，80年代或许是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

新一期《十三邀》中，当代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谈到自己在贵州卫校的时候，给学生讲鲁迅，讲到后来摘帽子脱大衣，浑身大汗，而学生们在台下泪流满面。也是在那时，钱理群暗暗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在学校做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二是要研究鲁迅，在未来的某一天回到北大的讲坛，讲鲁迅。从此，他和大山里的年轻人一起读鲁迅，从鲁迅的书里来发掘力量，寻找社会和文化精神的出路。

钱理群教授回忆说：“我带着一套《鲁迅全集》来到贵州，在面对物质的饥饿的同时，更面临着精神的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读鲁迅，就读懂了。特别是在社会底层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面对极其复杂的现实和形形色色的人生现象，一接触实际，鲁迅的思想都活了。更重要的是，在克服自身的精神危机，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中，终于和鲁迅相遇了，而且有了自己的‘鲁迅观’，并且产生了一个到大学讲台去讲我心目中的鲁迅的强烈愿望。”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钱理群教授讲鲁迅的文章《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节选自2015年钱教授进养老院以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钱理群 | 文

本文节选自《钱理群讲鲁迅》

即将推出，敬请期待

钱理群

一九三九年生。当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对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受到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主要著作有《周作人传》《心灵的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我的精神自传》《岁月沧桑》《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鲁迅与当代中国》等。

我只要面对青年朋友，就要情不自禁地讲鲁迅。

我在八十年代进入学术界时，就已经赋予自己一个“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的历史定位，一直坚守到现在，而且恐怕要坚守到生命的结束。这已经成了我的历史使命与宿命。而且我要说，这样的将鲁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坚守者，不只我一人，刚刚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就是一位杰出代表，我在悼念他的文章里说到，这在鲁迅研究界、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形成了一个学派的，我把它叫做“生命学派”。这本身就是现当代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一位现代作家、思想家对其研究者的生命的影响，会达到这样的深度，除鲁迅之外，几乎没有第二人。当然，对我们的选择，学术界是一直有不同意见的，这本属于正常：一切学派都是在质疑中发展的。因此，今天来讲我的鲁迅研究，绝没有将自己的选择绝对化，推销给诸位的意思。大家完全可以对我的鲁迅观，我对鲁迅的态度，提出质疑或反对意见；但或许能从我的关于“为何与如何研究”的介绍里，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与方法”得到某种启示，那就达到了我今天演讲的目的。还是我经常说的，我姑妄讲之，大家就姑妄听之吧。

“硬骨头精神与韧性精神的结合”：

我的第一个鲁迅观

我真正走上独立阅读与研究之路，是在1960年大学毕业，来到边远的贵州山区以后。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饥饿难忍之外，更感到精神的苦闷与饥渴。为了寻求人生的真理，除了读毛主席著作之外，我还向鲁迅问道，读鲁迅原著。或许是因为有了人生的阅历，生命的体验，并且怀着探索的欲求，“带着问题”去读，一接触鲁迅著作，就产生了亲切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开始仍有些难懂，坚持读下去，读到后面，先前不懂的地方，也会略有所知了。这样，日积月累，读多了，读久了，就有所悟了，也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里或许有一个重要的经验：要成为一个独立的鲁迅研究者，除了要有一定的艺术感悟力和修养外，还需要有相当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厚的生命体验，要有对社会、现实，人生和人性的大关怀。

我在对鲁迅有了自己的看法以后，就从1962年1月1 日开始，写《鲁迅研究札记》，尝试着进入鲁迅研究领域。第一个研究题目就是《鲁迅与毛泽东》，而且这样表述了我对“鲁迅精神与性格”的理解：它包括两个侧面，一方面是“毛主席称赞鲁迅先生的那种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性格，那种对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都决不屈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嫉恶如仇的反抗性格”；另一面是“鲁迅自己概括的‘韧性精神’”，“锲而不舍地与敌人作坚毅、刻苦、执着的持久战斗；冷静地对待敌人，注意保存实力，讲究斗争艺术”。这样一个“硬骨头精神与韧性战斗精神相结合”的鲁迅，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鲁迅观”。它打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其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称鲁迅精神为“东方风格”，这都是对六十年代冲破所谓“帝、修、反的封锁”，强调“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时代精神的响应；更表现出毛泽东的鲁迅观的影响：当时毛泽东与鲁迅正是我的两个精神导师。但它确实又是属于我自己的鲁迅观，而且是我坚持一生的鲁迅观：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鲁迅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和“锲而不舍、长期战斗”的韧性精神，都是当下中国和中国知识界所缺失和急需；更重要的是，坚守这两大精神已经成为自我生命的绝对命令。这也是我对青年的期待：我曾以“智慧与韧性”二语赠与志愿者；我在和学生的谈话里提出“不能作奴才”的告诫，也都是这个意思。

“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我在从事大学教育，参与中学校教育改革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对年轻一代讲鲁迅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鲁迅和当下中国，和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

记得有一年我在北大开设“鲁迅研究课”，学生中就有过一场争论：有的学生认为，鲁迅应该进入博物馆，成为可尊敬，但与现实无关的历史人物；另一些学生则认为鲁迅还活在当下中国，活在自己身边。我是支持后面一种意见的；我曾经说过，鲁迅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的作家与思想家，鲁迅还“活在当下中国”。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对鲁迅文学，特别是对鲁迅杂文的认识问题。从表面上看，鲁迅的杂文都有具体的针对性，那么，时过景迁，随着鲁迅时代的过去，他所批判的对象的消失，在完全不同于鲁迅时代的当今社会，鲁迅杂文也就自然失去了现实意义。看起来，这似乎言之有理，但却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历史并不是这样一路前进的，还会出现反复，即所谓“故鬼重来”，许多人都感到，鲁迅当年批判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的批判，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还有超越性的思考。他的杂文因此具有了“这一个”与“这一类”的统一、“具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的特征；而鲁迅思考里的“这一类”、“普遍性”是深入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中国国民性的深处，人性的深处的。因此，他的杂文的批判也就有了超前性，具有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能够跨越时空和今人对话。有人就作过这样的试验：将鲁迅30年代批判都市文化的杂文重新发表，题目就叫“鲁迅论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读者都强烈地感到，鲁迅就在面对当下中国发言。

这样，鲁迅思想就成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都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在我们面对现实的许多问题，感到焦虑、困惑和迷茫时，重读鲁迅著作，就会突然发现鲁迅许多精彩的论述，让你眼睛一亮，茅塞顿开，引发许多思考。我曾经作过一个《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的演讲（收《鲁迅与当代中国》），试图用鲁迅的相关论述来讨论当下所遇到的七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精神去做事情？重温鲁迅的论述，我和我的听众都大受启发，大为感动，感到鲁迅在“和我们一起忧虑，观察，思考和探索。我们甚至感觉到了他那锐利的、温润的，充满期待的目光的凝视。于是，我们心里有了一丝温馨，一点力量”。这样的和鲁迅一起思考的阅读体验是十分美好的。

我还作过一个《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的演讲（收《鲁迅与当代中国》），谈到了鲁迅在整个中国文化（包括现代文化）传统、话语结构里，“始终是少数和异数”，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是另一种可能性”。这样，当你对既成教育、既成观念深信不疑时，你不需要鲁迅；而你一旦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破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欲求，这时候你就需要鲁迅了。而且你还可以一边读，一边和他辩论，鲁迅自己就在不断的进行自我质疑，他从不试图收编我们，而只是要促进我们独立思考，期待和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最重要的理由。而且，这样的因现实问题的激发，对鲁迅的某些论述的联想和对话，是没有止境，随时发生的。最近，我就有过这样的一次联想。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带来的世界局势的变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我自己也一直在密切关注与紧张思考。我注意到上海《探索与争鸣》连续两期发表了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先生的文章《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其中谈到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发生在“独立自由与平等福利之间”：“赞成以独立为核心的自由的一派，认为摆脱贫困，进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乃至发财致富应当主要是自己的责任，而扩大政府的权力将损害到个人的经济自由。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小政府，赞成减税，反对在他们看来超出了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们的范围，却侵犯到他们的经济自由的国家福利政策，反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也享受本国的福利”；而“更加赞成平等福利的人们”，则“赞成向富人征收高税，扩大和推进国家的福利政策，包括在一段时间里推进弥补性的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照顾和优待，赞成接纳移民”。这里谈到的2016年前后发生的“独立自由与平等福利”之争，立刻使我联想起鲁迅1928年，也就是将近90年前，在《<思想. 山水. 人物>题记》（收《译文序跋集》）里说的一段话：“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海涅）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我之所以能够立即引起联想，是因为我早已注意到这段话，却始终不能理解。我曾经和王得后先生讨论过，鲁迅的有些论述是我们这些研究者一时不能理解的：除了这里说的“自由与平等”的矛盾，还有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里说的“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个人的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少，而渐趋灭亡”。现在看来，我们之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心目中的“自由”、“平等”、“生存”、“统一”都是一种绝对化的状态，既看不到它们自身的限度，更有意无意忽略或回避它们之间的矛盾；而鲁迅对一切问题都采取远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的“既肯定又质疑”的矛盾、缠绕性。这也是鲁迅的思想的超前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许多思考、论断，都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所不能理解，或者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以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而这样的“不理解”或“自以为理解却并不真正理解”的状况，就决定了还有很多的“鲁迅之谜”有待我们不断破解。鲁迅研究的永无止境，正是它始终能够吸引最富创造活力的研究者的魅力所在。

2017年5月15日—21日

附记

在我演讲后，有几位老师作了非常精彩的评议，接着应该有一个环节：由我作出回应。会议主持者陈平原先生也问我有什么话要说，但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就没有说话——这是我的一个毛病：现场反应能力不强，事后想想，又觉得还是有话要说。这回也是这样，这几天都在回味、思考在评议中提出的问题，就干脆写一篇“附记”，作一个迟到的回应吧。

听了老师们的发言，我突然意识到，这篇总结性的报告，只是对自己研究过程的一个历史回顾，因此，就有了八个方面的“鲁迅面面观”，但如果以此来概括我的鲁迅研究，就可能忽略、遮蔽我的一些更根本性的追求与认识。其实，我在研究一开始的理论设计里，就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就是要努力揭示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鲁迅“有机体”。揭示鲁迅思想的内在矛盾，建立一个阐释鲁迅的张力结构，就成了我一以贯之的追求。我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就是以“一切”与“无所有”、“天上”与“深渊”、“无所希望”与“得救”这些鲁迅式的充满张力的概念来揭示鲁迅思维的“多疑”性；又将鲁迅置于“先觉者与群众之间”、“改革者与对手之间”、“生与死之间”的既对立又相通的复杂关系中，来展现鲁迅心境的“寂寞”；然后用“冷与热”、“爱与憎”、“沉默与开口”来描述鲁迅情感的纠缠性。以后，无论在研究与阐释“启蒙者”的鲁迅，还是“左翼鲁迅”时，我的着力点都是在揭示鲁迅“既坚守，又质疑”的复杂与暧昧，就像吴晓东注意到的那样，我强调的是鲁迅思想与表达的“丰饶的含混”性的特点。高远东老师说，我描述与倾心的鲁迅，主要有两条，坚持韧性战斗的“精神界战士”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有深刻的自我批判、自我怀疑”的鲁迅，这是确实如此的。这样，我的鲁迅研究，不但有了自己独特的进入鲁迅的途径（即带着时代与自我生命的问题去不断照亮鲁迅的不同方面），自己的独特的观察、发现鲁迅风景的角度（即在报告里提出的八个方面），自己的独特的言说方式（主要是主体融入的方式和“接着往下讲”的自觉，也就是吴晓东说的“以鲁迅为中心”的与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对话”），而且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追求，即揭示一个“无以概括”也“无以归类”的，又不断在进行自我挣扎的，鲁迅思想的矛盾结构，在“这一结构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之交的思想文化冲突”，“同时也是人性的，人类内在矛盾的展开”（参看《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一文，收《鲁迅与现代中国》）。

这就说到了在讨论中提出的“钱理群鲁迅”（吴晓东所说的“钱式鲁迅”）的问题。坦白地说，这确实是我的自觉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开鲁迅研究课，题目就是“我之鲁迅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独立、创造的学者应有的学术抱负：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打上个人的印记。事实上，这也是鲁迅研究的传统：不仅日本鲁迅研究界有“竹内好鲁迅”、“丸山升鲁迅”等等，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鲁迅”、“王得后鲁迅”等等。我今天上午在陈平原学生论文答辩会上，就提出这样的期待：不仅要坚守周氏兄弟的研究，而且要走出不同于我们这一代的新的路子，最终开辟出有鲜明个性与独创性的“XXX研究”的研究体系和结构。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志气，要为自己立下这样的奋斗目标，至于达不达得到，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那是另一个问题。即使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也可以无愧地说：我努力了：这就够了。记得过去有一段时期，我每年都要对北大新学生演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鼓励学生“树雄心，立壮志”：“此时不狂，更待何时？”现在的研究生实在是太老实、太拘谨了。

那么，今天在我的学术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在学术起点上的雄心壮志，该作什么总结与评价呢？应该是两句话。一方面我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对鲁迅确实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和属于自己的阐释，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我所追求“建立以揭示鲁迅思想矛盾性为中心的研究结构和体系”的目标，只是部分地实现，远不够完整、完善，问题多多。最致命的是，我自己个人生命、学术生命主体上的缺陷，这是我经常反省的：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情趣的文人”，在知识结构与个人趣味、修养上严重不足，就使得我无法进入鲁迅思想与文学的许多更为内在的方面——我过去说过，自己与周作人是隔膜的，后来也就主动地结束了周作人研究；现在，我还要公开承认，自己在某些重要方面，和鲁迅也是隔膜的。在鲁迅研究上，已经不可能走得更远了。更准确地说，鲁迅的世界，我只是部分地“进入”了，但有的部分还是“进不去”；我和鲁迅这样的罕见的独特、丰富、复杂的生命个体、历史与文学巨人之间，是既相通，又相隔的。这样的“进入”与“相通”，是很不容易，弥足珍贵的；而“进不去”与“相隔”又是必然的，必须正视的。这一点，我是清醒的：学术上的一切发现，同时意味着某种遮蔽；与学术贡献相伴随的，一定是种种不足与弊端；学术成就越大，失误也越多。我经常说的“有缺憾的价值”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我对自己的鲁迅研究和其他学术工作的最终评价。刚才的评议中，也有老师提到这一点，我以为这是真正知我之言，谢谢了！

原标题：《钱理群｜活在当下中国，怎么谈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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