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上海难民区模式可为当下的难民问题提供智慧”

饶家驹神父肖像。

除了拉贝，还有饶家驹

今天一提起中国的难民救助，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德国商人拉贝就会自然地浮现在人们眼前，但作为启发并帮助了拉贝建立南京安全区的饶家驹，以及庇护了30多万难民的上海安全区——饶家驹区，却鲜有人知。这两年，苏智良不遗余力地推介这位“难民之父”、“中国之友”，他觉得无论是拉贝还是饶家驹，都应该被中国人永远铭记。

法国人饶家驹（1878—1946），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出生在桑特市的一个贵族的家庭。他在1894年加入耶稣会，后再英国、比利时修道，获得硕士学位。1913年，饶家驹来到上海传教，一待就是26年。

饶家驹有着很强的语言能力，除了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外，他还能讲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和上海话，加上他在虹口区传教十多年，日语也十分流利。“这些语言的能力，为他后来在上海推行的难民救助模式，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苏智良说。

来到上海，饶家驹先在徐汇公学学习中文，并担任监学，教授法文、拉丁文和化学。后来也在震旦大学教书。除了教书和传教外，饶家驹在中国做的最多的就是慈善。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因在上海闸北保护妇女儿童而闻名，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说服了中日两方军队短暂停战而救出平民。而这仅仅是他在建立上海难民区之前众多善举中的两例。

“现在是南京的拉贝比上海的饶家驹名声要响得多，今年很多的报道提到饶家驹都说是‘上海拉贝’，实际上，当年的拉贝就是看了上海安全区，然后找到饶家驹，请他介绍日本外交官、军官，才开始建立南京的安全区。”苏智良介绍道。

睿智交涉，促成世界第一个安全区的建立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轰炸烧杀造成了大批上海难民。加上江浙等上海周边地区难民，以及如欧洲犹太难民的涌入，总量达百万的难民使得上海成为中国首位的难民城市，在世界上也高居第五，这成为抗战中的上海亟需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

上海的租界原本是对难民开放的，“但是由于难民大量涌入以后，租界也无法继续容纳，否则它的运作也陷入困难。”难民涌入租界最大峰值曾达到了70万，这对于只有121万人的公共租界和47万人法租界来说，已然超出了可承受阀值。从8月13日起，租界与华界之间数十处铁栅门开始由巡捕军警驻守，严控进入的数量和频率。到9月，进出租界已经需要通行证，关上了继续收容难民的大门。这让大量的难民不得不聚集在租界的周围，尤其是南市地区。

“在当时的一幅漫画里，可以看到难民聚集地的上空是日军的轰炸机，旁边是日军的重机枪，目的是要把这里变成无人区，反映的就是当时难民的情况十分危急。”苏智良讲述道。

在这个时候，饶家驹出现了。在淞沪战役爆发后，当时身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等多个头衔的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11月2日，他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提出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以接纳难民。

“这位俞市长也非常睿智，他认为只要保证中国的主权，我们就赞成。”苏智良说，在得到中国方面的同意后，饶家驹继而与日方进行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

“与日方交涉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饶家驹希望他能承诺建立这样一个中立区。然后是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饶家驹用日语直接跟他说，你们有责任对上海的难民予以保护。在压力下，松井石根也保证，只要中国军队不进入这一区域，日本也同意。”

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性质、权属实际上中日双方是有分歧的，饶家驹也很清楚地看到在大战的情况下，让中日双方坐下来协商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非常睿智地以个人名义分别与双方达成非正式协议，并且淡化敏感问题，多方交涉下，最终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难民安全区的建立，并以“饶家驹区”来命名。中国军队在退出该区域时，没有启用里面的军事设施，而日方在占领南市后虽然纵火多日，但没有在难民区纵火。

饶家驹安全区在战时成为典范

整个难民区不到一平方公里，但是在建立后的短短一周后，里面避难的难民就达到了20万。如何保障如此庞大的难民日常生活，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在管理上，饶家驹将难民区分成了9个区，由民选区长，来自我管理，然后以不同国家的人士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相当于难民区的行政机构，主要是保障难民区不受军事威胁，筹措粮食、物资、善款等职能。在饶家驹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难民区还拥有了警察、议员、学校、手工工厂甚至刑事法庭等机构，这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系，无疑是一个创举，使得难民区能够长期有序发挥作用。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前往巴黎继续从事战时救济。因为缺乏这样一个几乎每天都出现的主持人，上海难民区很快就停止了活动。整个上海难民区存在了两年零八个月，共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

在苏智良看来，饶家驹上海安全区的建立和实施，开创了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的难民救助模式。这种模式，除了直接影响了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救助了20万难民外，也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制，特别是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饶家驹亲自领导了汉口难民区的创建，救助了4万中国难民。

不仅如此，苏智良认为，在国际社会上，饶家驹的上海安全区模式也具有相当的典范意义。他回到法国后，将上海的经验运用到了巴黎郊区，挽救了一大批难民，并推广到了德国、意大利。而在1938年的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以饶家驹上海安全区经验为蓝本的《安全区决议案》得到了通过。

《日内瓦第四公约》之“上海的安全区模式”

1946年9月13日，饶家驹因白血病在柏林去世，但他的遗泽没有停滞。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制订了《日内瓦第四公约》，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这份公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很多的国际人士都有贡献，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海的安全区模式。”在苏智良看来，正是饶家驹的上海安全区模式，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一种经验的积累，使得国际上可以出台这样一份公约。

这份一共有159条正文和三个附件的公约，核心精神可以说就是保护战时平民安全。实际上，在此前的同类公约，无论是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还是1927年的《日内瓦公约》中，都还没有保护战时平民安全的条款。尽管在1929年曾有一位法国医生建议为平民、伤兵建立安全区，但是饶家驹在上海的实践却是世界上第一个战时难民安全区，并很快被国际上注意、讨论和推广，促成了国际红十字会《安全区决议案》的通过，并最终被写入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目前，世界上已有共196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方式成为该公约的缔约方。

“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评注当中，对饶家驹安全区做了具体的说明和解释，我把它概括为‘平民保护的上海经验’，有十来条，如安全区要受到交战双方的保护和尊重等。这些就成为今天保护难民、救助难民最重要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是从上海出发的。”因此苏智良希望能够将南市饶家驹安全区和犹太难民区联合申遗，这既是对饶家驹及其他国际义人的纪念，同时也可以为当下世界范围内难民安置问题提供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