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毕业生去了哪里？

2021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1078万，其中约80%将在今年9月步入大学。

在这800多万青春懵懂的年轻面孔中，能够有机会进入985/211高校的屈指可数。根据2019年录取统计，全国各省985录取率只有1%-6%，211录取率只有2.5%-15%。

在这极少部分拥有名校光环、站在金字塔尖的青年背后，是来自2800多所双非一本、二本、三本及专科学校的同龄人。

北大毕业生卖猪肉、985毕业生送外卖被认为不可思议，分分钟能刷爆网络。但对于非名校毕业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或留在省会城市，或回归家乡中小城市、乡镇，扎根在基层，即使卖猪肉、送外卖也没人会感觉奇怪。

换个角度来看，恰恰是这个庞大而默默无闻的群体，才是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人生命运的真实写照，才是“五环外”的真实生活图景；也正是他们，构建起国家稳定与发展中最坚实的基座。

今天我们分享黄灯所著《我的二本学生》的部分内容，品味“二本”学生的成长背景，以及人生去向。

作者|黄灯

编辑|张巧轶

本文为“吴教授来了”书摘，摘编自《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原文有删减。

01

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入学“仪式”

2006年9月16日，是新生报到的日子。一早，我就按学校的规定，履行一个班主任的职责，去迎接新来的学生。

开学第一天，学校的人气极为旺盛，繁忙的新生车辆来来往往，将来自广东省各个地方的孩子，拉到了学校青年广场上方的空地上，各个系部的迎新桌子一字排开，一张张新鲜、略显紧张的脸庞在桌子周边环绕。

我留意到班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那天报到的方式完全不同，印象深刻的有几种：

其一，一个女孩的爸爸找我反映，说是看过学生宿舍的情况后，发现没有空调，感觉条件太差，问我能否到校外给孩子租房住。他的妻子，大波浪的卷发，化着浓妆，年轻、光鲜也时尚，她跟随丈夫，一言不发，揉着红通通的眼睛，怎样也擦不净冒出的泪水，仿佛女儿住进没有空调的集体宿舍，是即将面临的一场地狱般的痛苦。女孩看起来极为单纯，面对父母对我的咨询，眼神闪烁而茫然失措。

其二，一个男孩，眼神坚定，行李简单，很明显没有父母的陪同。我后来注意到，送他来学校的，是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因为两兄弟长得太像，外人一眼就能看出。哥哥看起来受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遇到不清楚的事项，也不问人，而是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很快就熟门熟路地处理好了诸如缴费、办卡、进宿舍等琐事。一看就在外面闯过，颇有社会生活经验。

其三，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孩，陪同的队伍最为庞大，不但父母来了，爷爷奶奶也来了，奶奶拄着拐棍，看起来有八十多岁，一脸的幸福，感觉孙子能上大学，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情。男孩淡定、从容，知道我是班主任后，很大方地和我点头微笑。

其四，一个看起来朴实、懵懂的女孩，眼神里有着不确定的害怕，但又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和我目光相撞时，明显想躲闪，躲闪不过，终于从嘴边挤出了一些不自然的笑容，略黑的脸蛋，倒是显得极为阳光。孩子的父母从装束一看就是农民，爸爸带着女儿办各种手续，妈妈怯生生地躲在树阴下守着化纤袋包裹的行李。

开学后，我特意到宿舍了解情况。

第一个女孩，出生在汕头，家里很有钱，父亲是汕头一家公司的老板，妈妈的生活非常优裕，保养得极为年轻。女孩很快就适应了集体生活，性格温和，讨人喜欢，与同学相处也融洽愉快。宿舍没有空调，在她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

第二个男孩，出生在农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但男孩性格开朗，长相英俊，不卑不亢，喜欢也擅长与人打交道。适者生存的准则，在他身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生活的历练，让他无师自通地懂得机遇的重要，在班级的首次竞选中，他顺利当上了班干部。

有一次他看到我没带饭卡，直接将我带到食堂底层，叮嘱打饭的师傅给我来一份最好的菜，根本就没有刷卡收钱。后来才知道，打饭的师傅是他老乡。这个男孩适应能力强，做事不死板，内心也没有太多的规则约束。毕业时候，因为找工作，没有时间好好写论文，指导老师又急又气，但面对他的态度，又不能发作，最后只得想尽各种办法让他通过。

第三个孩子来自惠州一个教师家庭，父母看起来教养不错，得知我是班主任，立即邀请我去惠州玩。孩子入学后，各方面都符合好学生的标准，专业功底也不错，对文学的感悟力显然超出班上别的同学很多。

但更多的孩子则悄无声息，恰如第四个家庭中的女孩，在班上默默无闻，唯恐被别人注意，也不愿和老师多沟通，到毕业时，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

02

命运：对一个普通家庭的愚弄

作业：《父爱》

以前，父亲在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形象：蛮横、暴躁、倔强得像头西班牙蛮牛似的“屠宰户”。任由他怎样疼我，就是唤醒不了我内心对他的爱。因此，对他总是心存不服的我老与他对着干，口角和被揍成为我和他相处的特别方式。

然而，我却身在福中不知福。一直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的“保护伞”，离开了那份关怀备至的爱以后，我才翻（幡）然醒悟：原来沉甸甸的父爱就在身边，只是一直被我忽略、扭曲甚至蹂躏。

“还要赶回去上班，我坐下午两点钟的车走人了。”父亲一边在房间里收拾衣物，一边在耳边开始喋喋不休地叮咛。

父亲即将离去，回到家乡，而留下我一个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开始我的大学生活。一股不舍与惆怅油然而生。

“爸，我送你吧。”我们走在新生大军还没来报到的宁静的校园里，彼此无语，但喧哗的沉默却将我们重重包围。

“不用送了，快回去吧。”父亲的一句劝阻划破了空气中的沉默，随即背着重重的行囊转身离去，把我一个人晾在那。我想跟上去，但双腿却像被灌了铅似的，不能动弹。

父亲一直移动的身影忽然停了下来，向我挥手示意我回去，我却注意了，看到了他挥动着的手下那湿润的双眼。一股暖流在我的体内流动、回荡，直击内心最软弱的部分。父亲的身影逐渐模糊了，强忍的泪水在眼眶里溜转良久后终于像断了线的珍珠，洒落了满地。

父亲虽然走了，却留下了太多的牵挂和不舍。

半年的学习生活终于过去了，回家的列车载着我们奔向那个让我们日思夜想的家。虽然我已多次劝阻，但父母还是坚持来接我。“你行李多，下了车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我去找你，要一动不动哦！”父亲以下达命令的口吻对我说。

不一会儿，车终于停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行李搬下车。我站在那，用疲惫的眼神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被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心想他们肯定找不着了。

正在此时，不远去（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囡。”父亲边跑边冲着我喊。晚风将他的皮大衣都吹掀了，蓬乱的头发让他顾不上梳理。

我就像被定了格似的木在那，凌列（冽）的寒风与来自父爱的温暖交汇在一起，让我全身像过了电似的，从头皮到脚底的每个穴位都被深深地冲击着，感动着。

我不禁惊呆了：父亲气踹（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岁月的痕迹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生活中的奔波劳累让父亲面容中堆满了憔悴、苍老，已超出了我意料范围。父亲在我离家前就已掉了牙的位置还是空空地设在那，在绽放的笑容中显得滑稽。

作者朱洁韵，2005级文秘二班的专科生，也是我们学校2005年升为本科后，招收的最后一届专科生。《父爱》就是她作业完成后交上来的一篇，在所有写父母的作文中，她的叙述，“父亲在我离家前就已掉了牙的位置还是空空地设在那，在绽放的笑容中显得滑稽”，让我感动了很久。

2008年过完年后，临近毕业，依照惯例，她找了一家单位实习。工作中，总是头痛，她以为只是常见的头疼脑热，没当回事，先是一个人瞒着家人吃止疼药，病情没有缓解，只得回家休息。

父母带她去了一家小医院，依旧当作普通的病情治疗，吃了两周的中药，没有任何效果，直到晕倒，才转去大医院。一拍片，是脑瘤，第一次手术切片，确诊为恶性。

因为年轻，手术恢复还不错，没几天就可以在病房活动。父母没日没夜陪着重病的独生女儿，洁韵不忍心打扰劳累至极的父母休息，一天晚上，坚持独自起床上厕所，重重摔了一跤，过了两个月，脑瘤再次长大，做了第二次手术。

我记得最后一次去看她，在约定好时间后，她和家人从另外一个电梯口，先于我到达楼下的小花园。夕阳中的余晖，照着她苍白但依然闪烁青春光泽的脸庞，她愉快地频频向我挥手，仿佛往昔下课后例行地向我道别，我一时产生错觉，竟然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到达病房后，那个被他形容为“蛮横、暴躁、倔强得像头西班牙蛮牛似的屠宰户”的父亲，脸庞如刀刻般的线条分明，神情弥漫着惊人的冷静，他在女儿床前忙前忙后，孩子灿烂的笑脸，给了他最后的希望，仿佛从来没有接受女儿的病情真相。面容娟秀的母亲，陪坐一旁，无论如何都难以克制绝望的情绪，脸上的泪水，总是无法擦拭干净。

洁韵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夫妻俩曾在一家工厂上班，随后又纷纷下岗。三年前考上大学的孩子，曾是一家人全部的希望。但临近毕业，活蹦乱跳的女儿，只能躺在病床上。

在父母双双下岗后，我无法想象洁韵家里具体的生活来源，但面对她的倔强和好强，我突然理解了一个女孩的成长逻辑，突然懂得一个女孩有机会迈进大学校门后，想狠命改变家庭命运的急迫。

2008年12月27日凌晨，洁韵离开了这个世界，奇迹没有发生。她没有参加毕业合影，走进社会刚刚半年，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

03

95后眼中的社会和自己

我最近一次给学生上公共课，是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根据课程计划，《大学语文》属于考查课，采用随堂考的形式。在试卷最后的作文题中，我出了三道题任由他们选择：1.我眼中的中国教育；2.我所处的时代；3.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三道题大同小异。多年来，因为深感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我企图借助考试，让他们观照自己，调动与己有关的生活经验，以此了解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学生对社会、自身的认知。

先看“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城里孩子进入大学后，最大的困惑，竟然来自信息时代电子产品的泛滥。他们坦率承认，面对电子产品，诸如智能手机的渗透，进入大学后，因为失去高中老师的管制，无法控制随处可见的诱惑，很多学生在课堂上都忍不住刷机，事实上已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学习。

而农村的学生，尽管也难以摆脱大的环境，也受制于网络、电子产品对他们的制约，但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皆来自负载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

胡晓纯作为家里的大姐，五个弟弟妹妹都在读书，父母对她的最大期待是，毕业以后赶快就业，帮助家里供弟弟的学业。她的梦想是当教师，或者考法律专业的研究生，但来自家庭的重担让她犹豫：“如果我再继续深造，必然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对就业的困惑，对是否读研的困惑，一直成为我近半学期来的思考，只是始终没有合适的答案告诉我该怎么做？”

李正宏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带着两个弟弟妹妹去城里打工，将她留给爷爷奶奶。尽管她理解父母的选择是“生活所迫，无可奈何”，尽管她唯一的心愿，是“渴望父母的关爱，哪怕只是回家陪我待上一天两天，那都已经很满足了”。但多年留守岁月中深夜的偷偷哭泣，哪怕到了大学，只要有机会表达，都能让人感知到岁月并未抚平她的伤痕。

邱丹丹和李正宏的处境不同，她类似正宏笔下那个被父母带到城里打工的孩子。事实上，对丹丹而言，她最感庆幸的事是，父母没有让她成为留守儿童。她出生在潮州，很小就随家人到了广州。对于家乡的记忆，早已模糊一片，对异乡长大的城中村，却熟悉它的一街一巷，有着天然的亲切。

她清晰记得父母干过的每一个工作：去工地、开服装店、当电工、当地铁保洁员。一家人借住在亲戚小小的房子里，父母坚定的信念，是通过城市的打拼，供得起两个孩子念书；丹丹最大的心愿，是通过努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广州人。

再看“我眼中的中国教育”。

意料之中，“中国教育”在学生的理解中，都停留在“应试”维度，让我惊讶的是，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面对同一话题,有不同的态度，但有相同的感受。

城里出生的孩子，不少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刘奕晓将此比喻为“一场赌博”，“可以说，我们几乎把十八岁以前的人生都献给了高考。我们读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为了高考，十几年的努力和奋斗都押在了一场考试上。这或许是人生中赌得最大的一次赌博，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场不划算的赌博”。

但对农村学生而言，从试卷中，我看到不少孩子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确实，对他们而言，哪怕考上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也非常不容易。从小到大，他们几乎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能够上大学，他们发自内心珍惜高考的机遇，感谢高考的相对公平。

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都埋怨它，记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给了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离开贫穷的道路”。

吴淑英表达得更直接，“我作为农村出生的孩子，能走入大学这个神圣的殿堂，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有了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平台，我才能接受高等教育”。

让我感慨的是，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学生对应试教育带来的残酷压力，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他们的中学时代，过得异常辛苦，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几乎到达极限，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理念，杀气腾腾，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

让我痛心的是，学生付出那么多，到了大学，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下面是他们在试卷中对自己状态的描述：

“不明不白地进入教室，不明不白地接受着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将来，还是现在的生活中，都可能完全用不到的知识。”

“把高考当作生活唯一目标，把考试名次当作成功与否的标准。”

“学生们像一个个产品整齐地排列在教室里，也就是我所讲的流水线上。”

“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在‘九零后’身上，‘催熟’机制的成长方式表现得很明显。”

……

我希冀这是课堂上，他们掩饰的叛逆，在纸上的翻滚，这些稚嫩的青春身姿，终于在考卷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04

四任班长的职场抉择

从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选举产生了四任班长，他们分别是曾刚、王国伟、吴志勇、石磊。

曾刚是第一任班长，他毕业以后就进入了一家银行；王国伟是第二任班长，在银行工作一年后，考上了公务员，现在四会监狱办公室当文员；吴志勇是第三任班长，没有考研和考公务员，也没有进入银行，辗转了很多单位，现和哥哥在天河区开了一家饮食店；石磊是最后一任班长，毕业以后，在广州居留多年，在诸多单位辗转后，最后决定考公务员，现在梅州国税局上班。

回过头看，四位班长毕业以后的选择和现在的处境，实际上代表了十几年前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机遇和可能。

曾刚的特点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强，能够及早认同社会的一些现实规则，在校读书期间，就和老师的关系极为亲密。尽管他的笔头能力比不上随后的两任班长王国伟、吴志勇，但他口头表达能力强，也愿意和人交往，懂得怎样和别人处理关系。

毕业以后，曾刚选择了一家银行，很快就进入了较好的工作状态，也很快成家立业，在广州买房立足。他是最能适应社会现实的年轻群体，往往能最快、最直接地获得较多的发展资源和现实利益。

和曾刚比起来，石磊的成长路径颇为不同。石磊在大四那年被选为班长。他出生于潮州市，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经营一家摄影店，母亲为家庭主妇。因为从小衣食无忧，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识到要毕业了，需要找一份工作。

此时，班上大部分同学在大一、大二就给自己做了可靠的职业规划。因为事前没有太多的准备，而石磊学业上的唯一优势又是英语，大学毕业后，他错过了含金量颇高的秋招和春招，最后进入了遍布广州街头的各类培训机构。“四年之内换了六家单位，大一点的机构，诸如新东方又进不去。”

毕业后折腾的四年，在石磊看来，是他人生的低谷期。2014年，他突然意识到，若再这样下去，他的人生看不到任何确定的东西。摆在面前的选择逐渐明朗：广州是待不下了，只有一条路，回家考公务员。他非常认真地备考，仅仅复习了一个月，幸运地考到了梅州国税局。毫无疑问，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一次过关纯属偶然，但这次偶然却给他的人生带来了确定。

作为第三任班长，吴志勇的人生选择，和石磊有几年完全重合。他们甚至在毕业后，共同居住在迎福公寓多年，像学校很多毕业生一样，将龙洞作为人生暂时的居住地。志勇性格沉静，但不属于那种本分的人，在校念书期间，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愿意上课，曾是辅导员头疼的角色。一旦因为同学信任，被选为班长，他立即毫无怨言地担当起了班上的事务。

毕业后，他和很多同学不同，没有选择进入银行，而是坚持进了一家社工机构，在NGO（非政府组织）中任职，尽管收入极低，还是坚持了三年多。

考虑到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他这个年龄所面临的实际压力，2013年左右，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竭力推荐他进入珠三角一个经济发展不错城市的公安局。他听从建议，辞掉了社工机构的工作，但没想到仅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十天，就断然辞职，还是回到了社工中心，并坚持了很长时间。

细数毕业以后的职业，他做过网店，在网上卖过时装，后来还曾加入一个美容机构，专做文绣行业的培训师。但凭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很多场合，他不会喜欢。在最近的一次电话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弃了文绣的项目，转到了其他行业。

因为毕业的时间过于久远，对志勇而言，回到家乡，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内工作，寻找稳定，已变得不太可能。骨子里，他不喜欢这种生活，哪怕处于现实的一地鸡毛中，这种僵化的稳定，依然激不起他内心半点的渴望。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伙开了一家饮食店。

比较而言，王国伟的经历和成长，代表了典型的农家子弟的成长路径。

从大二开始，王国伟被同学推举为班长。他性格腼腆，不爱多言，黝黑的脸庞，看起来非常朴实。刚进校的时候，他和其他农村来的孩子一样，不是特别擅长和老师打交道，也不懂得去刻意经营人际关系。

王国伟出生在广东四会一个叫邓村的地方，那里环境优美，“青山若黛、绿水如碧”。他家祖辈以种田为生，到爷爷那一代，开始做一些小买卖，此后父亲一直延续爷爷的路子。父亲高中毕业，除了种田，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曾经向信用社贷款，经营起一家土制的砖瓦厂，但没过几年，因经营不善，砖瓦厂倒闭。

此后，父亲重拾邓村的古老手艺，经营了一家古法造纸的小作坊。在国伟的讲述里，父亲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他不安分，动手能力极强，也愿意尝试各种营生，除了种田和造纸外，还会饲养、种植、电工、泥瓦、针织等等，其中的收益，都用来供他和妹妹读书。

目睹了父母在生活中的挣扎，他知道自己大学毕业以后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生存。“梦想，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我在大学期间，就知道自己不能把梦想照进现实，至少短期内不可以。我很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毕业后，我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

他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为了揽储，为了顺利度过12月31号“银行从业者的解难日”，他不得不过上陪酒应酬的生活。他不爱应酬，但必须应酬，到了年底，为了完成任务，“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

银行的工作仅仅坚持了一年，尽管收入不错，毕业第二年，他毅然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考试，成为四会监狱的一名狱警。他的务实，帮助他再一次成功实现了转型，尽管因为环境的变化，这份工作比之银行风险要大，但他身心却获得了更多自由。

和石磊一样，他一旦进入体制内工作，稳定下来后，很快就结婚、生子，并立即在四会买房买车。对一个农家孩子而言，获得稳定工作，比之虚无缥缈的作家梦，显然更能让父母尽早挺直多年被生活压弯的腰。

四任班长，从出生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一个家境特别优越，也没有一个孩子在大学毕业后，得到了多少家庭的庇护和资源。对曾刚、石磊和王国伟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在社会立足，并顺利过上让父辈放心、安心的稳定生活，要么是早早认清了现实的规则，要么是经过现实的碰壁后，终于认清进入体制内工作的优势。

唯独志勇，客观而言，从各方面的综合条件讲，四任班长中，他算得上佼佼者，但他毕业以后的九年经历不过证明，现实已没有多少空间和可能，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年轻人，在坚守梦想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为顺畅。

05

分化，从开学就已标定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尽管文凭贬值的呼声几乎成为共识，读书改变命运也日渐被人怀疑，但我的直觉是，尽管跨越了二十三年的光景，062111班学生的命运，和我1995年大学毕业班级的整体命运，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毕业二十三年后，我的大学同学都在干什么呢？

以2005年参加毕业十周年聚会的三十六人为例，其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职的有二十九人，占到八成，在国营企业的有六人，在外资企业的有一人。有意思的是，除了四位同学在工作中发生变故，存在二次就业，80%的同学一直在同一单位或同一系统工作。

这种状况，充分显示了高校在没有市场化以前的就业特点：在国家包分配的前提下，个人和国家及单位的粘连非常紧密，尽管人才流动性相对较差，但人才的稳定性极强，个体对单位的情感认同深厚，对单位的忠诚度非常高。

整体而言，对班上70%来自农村的大学同学而言，通过高考，确实改变了一个群体的生存、命运，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购买了房价低廉时候的住房），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更成为各自家庭的支柱，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

062111班的职业分布则要丰富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流动也极为频繁。

062111班，再也没有更多人守着大学毕业后签约的第一份工作。王国伟在考入四会监狱当文员前，曾在银行工作，像他这种仅仅折腾了两次工作经历的学生都不多；石磊在进入梅州国税局以前，曾创下四年换六次工作的记录；吴志勇干过的工作门类更多，从卖衣服的网店到社工机构，从公安局到纹绣培训师，再到目前和哥哥开办的饮食店，在他所从事的职业门类中，压根就没有稳定一说。

七零后一代，对稳定职业的追求是长在骨子里的东西，而八零后一代，对职业的稳定早已没有太多的执念，开放的就业环境，更多的职业尝试，不过为他们下一次选择奠定根底，甚至成为跳槽的资本和前提。

毫无疑问，我的大学时代和学生的大学时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图景，分属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资源主导的高等教育，两者差异的原因，显然来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市场经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势，快速登陆中国大学所致。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联系自己做学生的经验和教学生的过程，我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以温铁军老师的话，就是“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我的大学时代，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常常被视为“跳龙门”，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

对062111班的学生而言，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精神上的荣耀感，从进入校门开始，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曾描绘的美妙大学时光，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

他们毕业时，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劳务派遣”，可以说，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就绷上了找工作的弦，整个大学过程，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规整产品，并被冠以“人力资源”的工具化表述。

我猛然发现，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凭直觉留下的几种初见印象，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

我想起当年的那四个孩子，除了第二个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凭个人之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运，仿佛更多受制于一种无形魔力的牵引：第一个汕头女孩，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念书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文凭，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第三个惠州男生，也在父母的打点下，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无忧无虑；只有第四个女孩，恰如她在校的沉默一样，毕业以后，在茫茫人海中悄无声息。

我听班上的同学说，她做过文员、当过销售、卖过保险、做过微商，辗转换了好几份工作，也换了好几个城市，没有成家，生活也无安稳可言，在各类被叙述为个体命运的话语中，独自承受生活的考验。

对二本高校而言，不得不承认，学生的分化，在入学前多半已完成，教育的实际功效，其边际效应早已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