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寅达：大教授造访筒子楼——沉痛悼念齐世荣先生

2015年12月4日，仿佛一声晴天霹雳，惊闻大师齐世荣先生仙逝。在我的印象中，先生的身体很硬朗。我曾经“高攀”到两位居住北京的高位人士，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朱庭光老师，一位是齐先生。前些年，当朱庭光老师的健康状况急剧下滑时，我庆幸地看到，齐先生还是那么的硬朗。这两年里，由于接连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齐先生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都举办了规模不小的学术讨论会，因此有幸两次近距离看到先生。先生不仅都出席了开幕会议，还作了精彩的发言。思路之清晰，声音之洪亮，使我感到先生一定能成为百岁寿翁。岂料才几个月的功夫，先生就不幸驾鹤西去。

说来很难令人相信，我与齐先生的交往，竟发端于作为大教授的齐先生，在我蜗居的斗室里作客，同我的家人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半天。这一场景，就像一幅清晰的照片，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尽管从我踏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那一刻起，就立志要把历史研究与教学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然而那个半天的场景却时时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加油站，激励我永不停步，奋步向前。

大教授造访筒子楼

事情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当时齐先生已经是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权威，他的名字经常同周一良先生、吴于廑先生排列在一起，组成“三驾马车”。随着前面两位先生的年岁日长，齐先生正在向着首席权威的位置移动。而我，只是非首都城市一所重点高校中的一名小讲师，尽管也参与了导师李巨廉教授主持的“六五”国家重点社科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有幸参加了首届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谈会和首届青年历史学工作者座谈会，但从来没有奢望要结识齐先生。当时的齐先生对我而言，是心中的泰斗和权威，是专著、文章和教材中的先生，偶尔也是会议主席台和讲台上的先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周六的下午，正在陪同齐先生在上海查阅资料的徐蓝学姐悄悄地告诉我：明天上午齐先生可能要到你家去。

一个小讲师的家里，要迎来一位顶级权威，这已经不是“蓬荜生辉”这个词所能涵盖的了。当时齐先生非常清楚，我住的地方，是“筒子楼”。它位于华东师范大学一村的东楼，原为单身青年教工的临时住所，每个房间大约十五平米，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在走廊里烧饭，在公共洗漱室里“卫生”。随着学校的住房越来越紧张，单身青年教师早已没有资格住这种楼房，普遍让给了一家三口、甚至四口五口的青年教师家庭。当时，我们的小孩已经上小学，每天晚上睡地铺。幸好房间里有两个沙发，才让齐先生有了“安坐”之处。

第二天早饭后不久，齐先生和徐蓝学姐如约而至。从我内心来说，是希望齐先生能多坐一会，但心里又很清楚：这怎么可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齐先生在我的陋室里竟停留了半天，直到午饭前才离开。我的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后在同系的资料室工作，在业务上有共同语言。犬子比较安静。因此一室五人竟交谈了整整几个小时。期间，齐先生向犬子介绍了北京老特产之一的“桂花酸梅糕”，引得他口水直流。一段时间里，犬子的兴奋点都在那个特产上，直至我下一次借赴京与会之机，特意到商店买回它，才算解了他的馋。

争鸣：法西斯的阶级属性

此后不久的桂林会议，是我同齐先生的第二次近距离接触。那次会议是为完成朱庭光老师领衔的“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关于法西斯起源、思潮和运动研究”而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当时，国外学术界对法西斯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拓展，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对我们冲击比较大的，是关于法西斯组织的阶级属性问题。微观数据考察的结果表明，法西斯组织的成员以中下层民众为多。但是我国的大部分相关学者，其中包括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资深学者，还是坚持原来的主流观点，即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法西斯的定性：“法西斯是金融资本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法西斯主义之上台执政，并不是表示普通由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替代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表示由资产阶级统治的某一种国家形式替换另一种国家形式，就是说，由资产阶级的公开的恐怖专政替换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学术界接受这一观点，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共产国际的观点。日本和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变国内的所有制关系，这是第二个原因。而最主要的，则是它们的所作所为。它们所推行的专制独裁、对外扩张和反人性的暴行，只能反映所处时代中最反动阶级的要求。而在现代世界，最反动的阶级无疑是垄断资产阶级，因此法西斯只能是它们的代表。

在桂林会议的第一天，两种观点发生激烈的冲撞。壁垒很分明：课题组大部分成员观点一致，认为早期法西斯组织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课题组以外的专家大多坚持传统观点。听说后一种观点在第一天占了上风。我和李巨廉老师因为机票关系，第一天未能到会。第二天上午到达，走进会场已是上午十时。在上午会议结束时，朱庭光老师宣布，下午由郑寅达第一个发言，可以多花点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我充分地利用了这难得的一个小时，从德国纳粹党早期的社会成分、党的纲领、党的名称、党的领导集团的政见、该党在德国实际政治斗争中代表了谁的利益等五个方面，论证了该党在成立初期属于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同时，我还留了一个心眼，在“小资产阶级”前面加了“以中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定语，为以后的拓展工作悄悄地留下空间。

会议重新恢复到双方势均力敌的局面，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与会的最高学术权威齐世荣先生。先生在总结发言中讲得较为含蓄，但大家都听懂了。他巧妙地说：如果认为早期法西斯政党属于小资产阶级性质，下一步就需要研究它们的转化问题。最后成书的《法西斯新论》采纳了“小资产阶级说”，但是把反映不同观点的主要文章以“附录”的形式收入其中，供读者进一步思索。实践证明，桂林会议、齐先生的一言九鼎、《法西斯新论》等等，在我国的法西斯问题乃至世界现代史问题的研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拉近了我国世界史学界同国际史学界的距离，并为法西斯问题的后续研究打开了大门。

2000年，我有幸担任了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华东分会的会长，有了更多同齐先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齐先生大气的全局观念，在指导研究会的工作中充分展示。他中外兼通的学识，在历次学术报告中时时流露。所有这一切，在其他学者的文章已经作了很好的回顾，这里不再重复。

对我来说，另有两个印象很深刻。其一，齐先生对友情，包括对忘年交，很珍视。同齐先生交往，不必担心环境和个人命运的变化。他心目中有了你，不论环境阴晴圆缺，不论你处于顺境逆境，他都会关注并帮助你。这样的长辈，这样的权威，打着灯笼都难找。哪个晚辈遇到了，是千载难逢的幸运。其二，首都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真幸运。规划、人才、项目、资金、成果，知识分子所需要的一切，那里几乎都有了。我每次到那里，都感到那是学者们的乐土。只可惜自己没有福分。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同行们，你们真幸运。

齐先生，安息吧！我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搞得更好！

（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