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最怕的“恐怖主义者”是谁？

明星哲学家齐泽克就走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群众中间，发表了一个公开的演讲。

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是一次典型的“后9·11”事件，不仅是因为它出现在恐怖袭击十周年这样的象征性节点，更因为它是“9·11”之后公共抗议空间日益萎靡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街头运动。在媒体记忆中，这似乎不过是一帮激进的纽约青年学生的街头嘉年华，他们搭起帐篷，在公园露宿，还弹吉他、唱歌、读诗。它最初由西班牙的公民抗争运动诱发而起，但通过互联网（尤其是新兴社交媒体）的传播，“那一天，9月17日，带上你们的帐篷，我们去华尔街”这条信息获得了海量的回应。在这场运动最早的宣传海报上，一个芭蕾舞者站在华尔街的标志性铜牛身上，仿佛代表了用艺术之美去驯服业已失控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天真幻想。

这次运动的口号非常简单：“我们是99%。”那剩下的1%是谁呢？他们就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在2008年给美国造成次贷危机，然后又花纳税人的钱去收拾烂摊子以避免破产。华尔街的这次巨大危机，不仅仅被视为美国经济的问题，也同时指向了青年一代在“9·11”之后对国家本身的一种质疑。有的抗议者头戴毛泽东时代的绿色军帽，拿着中国的官方英文报纸China Daily，站在华尔街上抗议示威。还有的抗议者佩戴了电影《V字仇杀队》里经典的面具，以彰显这是一次关于公民不服从的抗争。可以说，这次占领运动最初是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体制的不满，但最后却发酵成为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巨大不满。这样一种指向制度的嘲讽性示威，在以爱国主义为基调的“后9·11”纽约公共空间中是破天荒头一次。

当然，有活力的思想家不会放过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明星哲学家齐泽克就走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群众中间，发表了一个公开的演讲。当时的环境非常嘈杂，他以“人肉麦克风”的古老方式，口口相传自己的街头演说。齐泽克的基本观点是，表面上西方是自由世界，我们被允许去自由地想象彗星撞地球，想象时空穿越和虫洞，但却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他那个“红蓝墨水”的笑话，暗示了这种想象的无能是元语言层面的，体现了意识形态对个人主体的深层操纵。齐泽克提醒那些街头的抗议者，反恐战争实际上破坏了美国公民的自由，我们需要语言来说出我们的不自由。他还警告抗议者，不要觉得搭帐篷过夜是一个好玩的嘉年华游戏，重要的不是今天在这里喝酒、吃披萨、唱歌，重要的是你们撤离之后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生些什么；如果一切照旧，就没有什么理由为今天的占领而骄傲。

齐泽克不幸言中了这个运动的真相。几个月后，示威群众作鸟兽散，OWS已成历史云烟，而资本主义依然健在，华尔街依然坚挺，“我们”依然被“1%”奴役，“我们”依然是那“99%”！其实，齐泽克对这个运动的解读依然是阿尔都塞式或福柯式的路子，即强调个人的主体性没有太多自由意志可言，意识形态通过召唤（recalling）作用于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欲逃无计。既然语言无法言说这个制度的替换物，我们如何可能去想象这个制度的终结？所以，齐泽克的演说是一种悖论式的吁求：一方面，他强调这种不自由无法言说，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制度之中，被其意识形态或思想话语牢牢掌控；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西方社会去想象这个制度的完结。

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OWS的意义难道就是为了胆敢想象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结吗？事实上，这场运动最招人诟病之处，或许就在于这帮盘踞公园不去的人缺乏明确的主张和要求。曾有机构越俎代庖为运动设计了一份《99%宣言》，要求美国政客不再和华尔街财团勾结，要求更加透明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等等。然而，发起占领运动的核心成员却拒绝认可这个宣言。他们表示自己的诉求就是梅尔维尔笔下那个法律抄写员巴特尔比的诉求——以绝对的消极抵抗向华尔街说“我宁愿不”。在这些人看来，巴特尔比是占领华尔街的先驱，他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成为了华尔街的第一个占领者。《新共和》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OWS是被这个国家不服从的保护圣徒（patron saint）所庇护的。”显然，看似无主张、无目的的占领华尔街引一个叫巴特尔比的虚构人物为最经典的榜样，他们认为这个运动的最大力量恰恰就在于这种谜一般的“说不”。

《抄写员巴特尔比》是赫尔曼·梅尔维尔写于1852年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一个华尔街的故事”。它以一个曼哈顿律所的年长律师为视角，追忆了他雇用的一个奇特抄写员巴特尔比的生与死。此人异常沉默，抄写勤奋，日以继夜，成为了那个“前机器复制时代”的“人肉复印机”。这个雇主起初觉得自己捡了一个宝贝，但不久即发现他不仅拒绝参与常规的校对工作，也始终以那句“我宁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去应对一切与抄写无关的工作指令。律师为了不浪费巴特尔比身上的实用价值，就决定忍让包容他的这种怪癖。甚至当发现巴特尔比寄住在办公室时，律师也试图去同情这个和他一样的“亚当子孙”。但紧接着，巴特尔比宣布自己彻底停止抄写，且在被解雇后也“宁愿不”搬离办公室。当这台抄写“机器”的实用价值彻底消失后，律师终于无法说服自己继续留用巴特尔比，虽然叙述者也一度试图回到清教主义的“命定论”信仰中，试图将巴特尔比视为现世的弥赛亚，而自己的使命则是伺候这样一个怪人。最后，律师将办公室搬走了，把巴特尔比留给了下一个承租人，一个更加冷漠无情的资本主义世界。于是，遭到举报的巴特尔比因“流浪罪”而被捕，最后拒绝任何饮食，而饿毙在纽约监狱中。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为什么巴特尔比奇特而坚韧的沉默，会构成“后9·11”时代的美国公民抗命运动的巨大精神源泉呢？西方关于巴特尔比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可举两种代表性的解读加以说明。哈特和内格里在那本经典的全球化批判著作《帝国》中就论及了巴特尔比。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看，巴特尔比是一个反抗华尔街的孤胆英雄，虽然身单力薄，却意味着某种自由政治的开端。哈特和内格里又警告说，巴特尔比“仅仅是一个开端”，因为他以绝食为抗争，代表了一种空洞的拒绝，尚未走向以工人阶级的联合去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之路。而在德勒兹和阿甘本看来，巴特尔比的消极拒绝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力量。在《临床与文学》中，德勒兹分析了“I would prefer not to”这句话的非语法性，认为它背后隐藏着非凡的语言暴力，足以颠覆主体的思想意识，乃至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小众文学。阿甘本则进一步推理认为，巴特尔比的名言体现了哲学上的“潜能”，让事件永久悬置于发生和不发生之间，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在哲学家看来，这种引而不发的状态，是一种非常令人惊骇的力量。

无独有偶，巴特尔比在“9·11”后也走出了学院派批评的小圈子，重新回到公众视野。2003年，当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亚当·科恩在投书《纽约时报》的社论中声称，“伊拉克的麻烦代表了两种看似不能接受的可能性，一种是留在那里，让我们的士兵每天不断地死掉；另一种就是我们离开，让伊拉克陷入混乱当中。巴特尔比提醒我们，当生活给了我们两个选项，分别是白墙所代表的华尔街，和石墙所代表的监狱，我们要像巴特尔比一样不去选择吗？”科恩的立场是，巴特尔比代表了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我们应该做的应该是在糟糕的选项中敢于选择一个比较不那么恶劣的，这可能包括战争；如果我们不选择战争，一切会更可怕。《纽约时报》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一些读者给主编写信说：“你的那个巴特尔比，不是我们的巴特尔比。”在华尔街的街头抗议者看来，他们的使命并非是在资本主义和它的替换物之间做出一个比较不坏的选择，因为“占领”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目的——通过对祖科蒂公园这个标志性公共空间的占领，他们要以自己的方式赋予巴特尔比独特的时代意义，将之从一个保守主义者口中的选择困难症病人，变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极端他者。

于是，在华尔街阅读巴特尔比变成了一种公民行动，它的非凡意义就如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那样，表征了文学与政治间的互读。那么，什么是文学与政治的互读呢？从读者反映批评的角度，阅读不是从文本当中把什么东西读出来，它其实也是一个过程，让读者把自己的前设、期待、认知、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读入文本中，同时文本的意义也在阅读中处于不断生成（becoming）的状态。换言之，“读”是对“被读”的一种写入，一种激发。互读，不仅是一种互文性的存在，而更多是一种行动，是一种文学事件。这样的互读，不是一种征候式阅读。

所谓“征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实际上是对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概指，从心理分析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再到福柯的话语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都或多或少属于一种征候式阅读。这样的阅读是“深读”（deep reading），它认为文本的表层意义并不重要，读者应该深入文本背后去窥察、去诊断那些未被说出的东西，譬如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人格的分裂、拉康式的镜像、对圣经传统的讽寓等等。“占领华尔街”与《抄写员巴特尔比》的互读不是这样一种诊断，它实际上属于一种浅读（surface reading）。浅读与深读相对而生，但并无阅读价值的高低之分。前者关注的是文本言说的表层，不再因循某种既定的认识框架去剖解文本，不以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逻辑为文本的深层话语把脉。这样的阅读或许不如学院派的注经式解读那么精深、玄妙，但是它却释放出文本阅读的自由，让所有读者无需拘泥于深读的方法论工具或意识形态的促狭，以经典文学和时代政治的摩擦来赋予公共空间的阅读更大的效力。

在当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张海报上，主办者号召大家在11月10日下午3点去华尔街六十号德意志银行的公共大厅，进行一次马拉松式的接力阅读。这个大厅和祖科蒂公园一样，属于私有的公共空间：它是属于德意志银行的私产，但又被政府要求改造成一个供全体市民免费使用的公共空间。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逐字逐句地阅读《抄写员巴特尔比》。在外人看来，这种阅读行动是疯狂而愚蠢的，也没有任何的政治破坏力，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在接力阅读中获得对文字精微之美的冥想开悟，更不可能通过静坐或朗读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阅读行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占领运动的政治意义只能诉诸文学中那次关于巴特尔比的想象得以显现，正是这个虚构人物的不可理喻本身构成了这场运动的关键言说。而一旦去对制度做出申明或协商，就意味着被资本主义收编和同化，因为所有可能的改良制度，最后都指向如何让华尔街银行更好地生存下去。接受这种制度，或推翻它，都不是占领者的选项。它就像巴特尔比以沉静的口吻不断地说出“我宁愿不”，既不是要去愤怒地挑战或改变体制和威权，也无意在律师的善意慈恩中独善其身。巴特尔比所做的，是一个纯粹的人类个体的自由意志的极致，代表了对这个规训社会、乃至控制社会的生命政治最大限度的拒绝。

因此，示威者不仅需要占领祖科蒂公园（这种占领注定无法长久），而更需要以一种政治的姿态占领巴特尔比这个文学符号，将它从各种征候式阅读的妄断中解放出来，还原它作为一种消极反抗的纯粹性和严肃性。“占领”（occupy）是一个有趣的双关语，它的拉丁文词源 “occupatio”指向了古罗马律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对于无主之物，谁先发现、占领它就能获得所有权。占领与占有于是合二为一了，一旦占领了祖科蒂公园，就能把这个私有公共空间重新变成“99%的人”的不动产；一旦在公共阅读中占领了巴特尔比，就能以适意的方式去解释这个“保护圣徒”的解放性力量，夺回属于这些示威者们的文学遗产。

另一个有趣的双关，则是“occupation”所指向的“职业”之义。占领与职业的这种天然联系，构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试图打破的一个修辞。因为在美国文化里，实用主义是一个深层的行事原则，它的源头并不是边沁或伊壁鸠鲁，而是那个曾写过《自传》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对笃信新教伦理的美国人而言，最大的罪愆不是占领，而是占领却无为，因为这相当于取消了作为社会人的有用性。巴特尔比正是因为十九世纪中期纽约严苛的“反流浪法”而入狱，当时甚至还有一个“游手好闲罪”。那些在曼哈顿街头露营的占领者也有意无意地在向巴特尔比致敬，因为他们与其说是在表演愤慨和反抗，还不如说是在怡然自得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表演着“游手好闲”。正如巴特尔比令律师感到骇然一样，“占领华尔街”这个和平示威运动背后对制度中某些元话语的否定，让美国的国家机器深感猜疑和惧怕。事实上，美国特工部门和反恐机构也秘密卷入了对这些示威者的监控，因为他们信奉的十九世纪华尔街自杀式抄写员，就是资本主义体制最为惧怕的“恐怖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