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思想的变与不变

自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以来，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不断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巨大兴趣。

12月18日，北京大学与理想国举行了题为“历史的终结还是政治的腐败——福山对当代政治的思考”学术交流会，北京大学教授李猛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李强、吴增定、何怀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高全喜及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王茜茜与会参与讨论。

李强认为，自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与《政治秩序的衰败：从工业革命到全球民主化》出版以来，特别是自中文版出版以来，对福山著作的评论、讨论持续不断，形成一股“福山热”。

“这一热潮更因福山本人多次访华与学术界、舆论界互动而升温。现在的学术界似乎出现了一种风气，不谈福山便无法讨论政治学与政治问题。”李强说。

中国的“福山热”

11月4日弗朗西斯·福山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的主题讲演，讲座现场盛况空前，很多听众只能伫立在仅能容纳五百人的讲堂外聆听。

“福山提的问题非常好，尤其是针对美国现实政治的诊断，非常尖锐。”李猛如此回应学生对福山热的质疑。吴增定则认为，在这个专业化的时代，福山为不同学科的学者相互交流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且福山的研究，比较尊重客观现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意识形态的教条。

“关于福山的话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理论界，而是延伸到公共话语领域。谈福山成为当今中国公共媒体与学院体制内外的一种时尚。”高全喜在会上表示。

李强在题为《政治秩序中的国家构建——福山理论的启迪与缺失》的演讲中指出，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全球民主化》不仅是作者自《历史的终结》以来最有分量的著作，而且也是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来在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最系统、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著作。

李强认为，国内学术界的评论主要集中在福山著作对于中国政治的现实意义上。其中讨论最多的问题是：福山新著的观点是否从根本上从《历史的终结》中的观点后退，不再认定自由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反而更多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民主的失败以及美式民主自身所引发的政治衰败，注意到中国道路可能构成的对美式民主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山的新著似乎印证了主流理论关于自由主义民主衰落以及中国模式崛起的看法。

李强指出，尽管从这一角度解读福山的新著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仔细阅读福山的新著，他更倾向于同意福山自己的说法，即福山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然，与《历史的终结》那种单向度的以自由民主作为评价政治秩序的唯一标准的做法比较，福山的新著大大拓展了理解政治秩序的视角，将国家构建、法治和责任政府作为评价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维度。

在李强看来，正是这种宽阔的研究视角才是值得国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通过福山的新著增加我们的自信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更有意义的是，从更宽阔的视角分析福山的理论框架，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尤其是从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秩序与政治实践的角度，分析福山框架的贡献与缺憾，从而对我们理清中国政治传统、构建关于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有所裨益。”李强表示。

高全喜在会上表示，关于学术界对于福山著作的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便是福山的思想由于受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影响，较之从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福山对于中国政治历史与政治现实的国家能力以及政府集权给予了较高评价，令中国的国家主义理论大为推崇，且福山业已改变了他此前关于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的思想观点。甚至有学者认为，福山鉴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中国当今的国家行政能力的现实刺激，已经成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拥趸。

“稍微认真阅读一下福山的前述著作，就会发现，上述所言是一种歪曲，福山固然在近期出版的政治秩序的两卷著作中，加大了对于中国历史政治与现实政治的研究，甚至把中国政治秩序的演变与结构视为其思想理论的一个有机构成。”高全喜表示，“但其思想的视野决定了要把中国视为世界政治秩序演变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概括出一套与他的理论体系的相关性，甚至不排除提取出某些正能量给予一定的赞赏，但他的观点是审慎而客观的。”

在高全喜看来，福山的看法在变化中明确而坚定地保持着不变。他认为福山有如下三点变化：首先，福山研究的议题从思想史转向政治史。因此，中国古今政治制度成为近期福山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历史终结论的政治哲学议题不同。

其次，福山提出的国家、法治与问责制的三个制度，进一步丰富了早期思想的历史哲学，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中国政治历史的内容成为其总结国家或政府能力的一个实证来源。

再次，基于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治理能力以及对于世界政治秩序的影响日渐巨大的状况，福山调整了早年历史终结论的盲目乐观性，立足于更为现实感的世界秩序问题。

高全喜认为，以上变化又集中于中国古今一致的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能力这一制度构建的强调上，通过对比其他国家的相关问题，易于给人一种他近来的思想有鼓吹国家主义之嫌。“其实，国家建设与国家主义是两回事情。”高全喜指出。

他认为，福山思想中的不变主要有下面三点：

首先，“福山思想理论中具有规范性，根本点在于他对于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没有变化。”高全喜指出，对比历史终结论和政治秩序两卷，贯穿其中的一个规范性价值系统，就是自由民主的理念与制度。不同的是，前者偏重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后者偏重于政治制度史和政治学结构原理，旨趣与议题不同，从长时间段的历史尺度来看，人类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从规范意义上说，也是成立的，但从制度构建来说，并不必然，当今的自由民主的样板——英美模式也有政治衰败的迹象，或面临危机，这是福山的新问题。但新问题并没有以颠覆老问题为前提，而是进一步深化了这个问题。

其次，福山关于自由民主的制度构成，在理论主张上没有变化，只是进一步成熟和体系化，尤其是提出了三个基本的支撑性的制度：国家、法治、民主问责制，以及三者之间的有效协调，这是一种审慎的自由主义，不同于当今的自由左派或自由右派，而是一种历史现实感的自由民主主义。

再次，两个时期的理论对象是不同的，前者是极权主义的崩溃与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后者则是当今世界的历史视角的问题：美国的民主衰败和中国的国家集权，两种都是有问题的，但福山并没有推崇中国贬低美国，而是客观分析。其理论的依据依然是自由民主主义的规范体系，所以，他的理论核心没有变化。

“构成政治秩序的有三种基本类型的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在福山的新著中关于国家的论述是，“国家是中央集权且等级分明的组织，在界定领土上享有合法的武力垄断。除了复杂性和适应性，国家还有非人格化程度的深浅。”

李强指出，福山在强调国家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特征，强调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沿袭了韦伯的国家概念。在国家的结构特征方面，福山仅强调“非人格化”特征，而并未提及国家和社会的分殊，从而无法理解传统中国国家与西方近代现代的区别，也无法理解改革开放前的国家与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区别。

在李强看来，福山过分强调官僚制的作用，未能关注国家的自主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李强以中国为例说明问题。传统中国很早便建立起福山所谓的现代国家。甚至认为，马克思·韦伯所定义的现代国家的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

李强进一步指出，福山没有像韦伯那样注意到，传统中国国家与欧洲近代兴起的现代国家相比，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渗透、动员、组织社会的能力不足。按照韦伯的分析，由于公共财政制度之落后，官吏之不足，传统中国国家的组织只达到县，县以下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体现为社会自治的模式，或者如杜赞奇分析的那样，国家在县以下通过“权力中介”进行间接统治。

李强认为，国家渗透社会的能力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1949年之后中国的制度以及1980年代以来改革后的制度。

“由于福山全然没有注意到国家渗透社会的问题、国家自主性的问题，他在全书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苏联体制所产生的全能主义国家的特征问题。”李强认为，福山在这部皇皇巨著中几乎没有对前苏联、东欧、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描述。而且，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建构方面的巨大改革几乎只字未提，似乎中国改革前后的国家属于同一类型。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国家体制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如果不理解这种转变，就无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或曰市民社会的发展。在一个极权主义体制下是无法发展出市场经济的。不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解开中国最近30多年来快速经济发展之谜。福山的逻辑思路使人可以得出推论，即使不进行任何改革，中国的国家建构足以支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家制度环境。

李强认为，福山之所以全然忽略国家渗透社会的程度与国家构建的关系，是由于他在理论上对于国家自主性问题与国家和社会分殊问题之间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事实上，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中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不缺乏。其中，最重要的有卡尔·施密特。

此外，李强认为福山对社会的作用关注不够。

他认为，福山正确地注意到传统中国国家制度以及在中国影响下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区在国家建构方面的传统。但是，福山把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迸发出的活力完全归之于国家制度，特别是颇为狭义的管理制度，这是十分片面的。

李强指出，实际上，传统中国除了有一套国家制度，尤其设计官僚制度外，还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特别是，如果我们顺着福山的思路，以比较的视角，将传统中国和非洲、拉美等地区进行比较时，这一点更为清楚。

关于传统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按照韦伯的观点，传统中国不存在社会，尤其是所谓的市民社会，因为中国的家庭、家族制度从未造成一个超越家庭或家族而同时不受国家控制的独立的市民社会。

“如果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考察传统中国社会，就会发现，传统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社会。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以下诸方面：士绅阶层；礼制结构；家庭与家族。”李强表说。

再次，李强认为福山对价值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深。

李强指出，福山尽管写过关于“信任”的专著以及研究当代西方“社会资本”衰退及未来重建的著作，但他对于价值体系在构建一个良好政治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并未给与足够的重视。他以一个典型的政治学者的视角，对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文化解释予以拒斥。

在这一点上，福山的视角与韦伯相比显然要狭窄得多。李强以传统中国为例，介绍传统中国社会的活动不仅基于国家建构，也不能够完全用社会制度来解释。在二者之外，或作为维系二者之核心要素的，尚有一个深厚的文化传统。

李强表示，这一文化传统不仅可以部分解释中国文化中包含的经济伦理，对此，当代不少研究者成为具有和新教伦理功能趋同的作用，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政治伦理。

诚如韦伯所言，在统一的中华帝国形成之前便形成了统一的文化及统一的知识阶层。事实上，它们构成中华帝国统一的基础，中华帝国的统一性与知识分子作为文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的存在是分不开的。

“由于福山的国家理论存在上述缺失，福山基于其国家理论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状况的解释就不可避免地显得偏颇，而且显然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李强指出，福山将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以及东亚二战以来的经济发展主要归功于一套完整的现代国家，全然罔顾深厚的地区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社会结构，无视中国最近30多年来在国家体制方面的巨大改革。

“事实上，中国以及东亚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上诸多在发展方面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与现代国家结构方面的差异，而且还在于支撑现代国家的社会与价值观因素。”李强表示。

通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共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后，王茜茜认为，福山不满足于普遍规则意义上的公共性，坚持政治需要建立起整体性的秩序，但单纯的制度并没有办法建立起整体性，所以福山的最终诊断是需要一个具有能力的、自主的政府。从《起源》到《衰败》，福山的分析框架中，行动者的因素逐渐被加入进来，这意味着一些关键概念，比如国家，从单纯的官僚制度变成了具有自主能力的行动者。最终反过来，对他坚持的非人格化的现代政治构成了潜在的张力。

在王茜茜看来，福山提示出一个悖谬：为了建立起公共性（政治不是私人逐利的工具），如果方案是把“人”的因素尽量排除出去，建立起非人格化的中立制度，虽然在表面上克服了政治中的私人性危险，但因为其无法建立整体性秩序，按照福山的分析，最终反而会不可避免地向世袭模式退化，使私人因素重新进入政治。而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出路在于一个具有自主能力的、接近于行动者的政府。

此外，“民主是福山真正的关切所在。对于美国自由民主政治的衰败，福山明确提出的药方是加强国家建设，但他还有一个隐含的药方：其书中民主内涵的多重与不确定，显示福山希望在更开放的讨论中，赋予民主概念以新的生命力。”王茜茜如此总结到。

（本文据北京大学与理想国举办的“历史的总结还是政治的腐败——福山对当代政治的思考”学术交流会研讨内容整理而成，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