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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周刊】李维琨 |《从徐渭艺术看“书画本同”》（多图）

2021-08-21 10:3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AUTUMN

从徐渭艺术看“书画本同”

文 / 李维琨

【明】徐渭《荷花图》纸本水墨

141.7cm x 37.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徐渭《黄甲图》纸本水墨

114.6cm x 29.7cm 故宫博物院藏

【明】徐渭《蕉石牡丹图》纸本水墨

120.6cm x 58.4cm 上海博物馆藏

【明】徐渭《榴实图》纸本水墨

91.4cm x 26.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徐渭《墨葡萄图》纸本水墨

165.4cm x 64.5cm 故宫博物院藏

《历代名画记》曾述及画之疏密二体、张僧繇与吴道子的作画秘诀：“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好一个“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正可为我藏拙。殊不知唐代张、吴的“笔才一二，像已应焉”是建立在意存笔先、无外物役的基础之上的；而徐渭的“老来戏谑涂花卉”是“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是为直抒胸臆，是“只开天趣无和有，谁问人看似与不”，甚至就为了求得“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之类的效果。

在《杂花图》卷中，我们就见到了顶天立地的梧桐、芭蕉枝干的笔墨色层洇渗、恣肆淋漓，葡萄藤叶与豆角的线画则老辣醒目、生机弥漫，写意性的造型借助于那些“屋漏痕、折钗股、印印泥、锥画沙”等“点画形象”，徐渭不求形似的疏笔（减笔画）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我们曾经专门拈出的徐渭作画用胶，或许也是用来弥补自己不足的巧妙招数。

所以，不论徐渭夸蒋嵩的“芦长苇短挂青枫，墨泼毫狂染用烘……不教工处是真工”也好，他立志师从王蒙画风的“黄鹤山人好山水，要将狂扫换工描”也罢，这种出于实际效果的选择，适时符合了客观的需要与主观的可能，此中利弊确值得我们深入作探讨。

清人沈宗骞曾比较过沈周与徐渭的水墨写意画：“点簇花果，石田每用复笔，青藤一笔出之；石田多蕴蓄之致，青藤擅跌荡之趣。”（《山静居画论》）传统花鸟画的“变描为写”和“以墨代色”是一种技进乎道的发展，是纯化艺术精神所达到的一种境地。

以往人们习惯的“骨法用笔”，亦即墨线勾勒、色彩晕染的画法被面积各异，浓淡、干湿、疏密、徐疾不一的墨色渲染（面）所支配，丰富的点线运动被置入了一个墨韵交织的整体节奏里。画面呈现出一派黑与白、点与面、墨与笔、水与纸变幻万端的水墨世界。

徐渭的水墨大写意画，真情投入、个性鲜明，而且放笔直写，可谓尽兴称意；由于运笔的率性恣肆，学米芾字而来的“快马斫阵之势”使得徐渭绘画状物中的简、省、宕、略以及种种疏漏不可避免。对其字画，褒扬者谓之“纵横不拘绳墨”，是“散圣”“侠客”；贬低者则“总嫌草率”，甚至谓之“野狐禅”。

有论者借助徐渭论禅宗所说的“破除诸相”，来为他作画造型方面的一些不足辩解。作为鉴赏评价，各种仁智之见自无可厚非。然而，若离开了一个历史的、逻辑的准则，其结论就难能是中肯的了。

在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种新颖的“大写意”所洋溢的勃勃生机，及其与正统庙堂艺术相对而言的清新气息。其中乾隆所评价的“一笔成一石，数笔成数兰。皆以不经意，并作如是观”“淡墨写意弗写形，恰似野人不衫履”也可供作一种参考。

20世纪以降，由于“美术革命”和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晚明及至有清一代的书画评说，往往就被那些“保守与革新”“正统与野逸”之类的二元论断所主导，在偏重一种倾向的时候，容易忽略可能存在的其他倾向，于是必不可免地遮蔽了一些也许更为要紧的，或者说更属艺术本体方面的议题。

著名美学家邓以蛰先生曾经将中国绘画的发展描述为一个“绘、画、写”的进程。即早期以设色为主的图绘，演化为以线条表现为主的图画，后来文人画兴起，“绘中有画，画重笔墨，墨即由绘的发展潜化而来；写是谓笔墨浑然一体地运行，如书家写行、草书的那样。”自唐人王维、张彦远等倡导以来，苏轼实创、赵孟頫高扬，历代不乏兼善书画的名家大师出现。

仅就画理的层面而言，“书画本同”既体现为使用工具、媒材的相同而互为基础、相互依托，又反映在审美的价值判断近似而彼此借鉴、相互生发。

当唐代张彦远讲“工画者多善书”时，就是从王子敬的“一笔书”讲到陆探微的“一笔画”、张僧繇依《笔阵图》点画和吴道子授笔法于张旭一系列事例，总归到“又知书画用笔同矣”。

北宋的郭熙也从王羲之喜鹅，看到世人“多谓善书者往往善画，盖由其转腕用笔不滞也”，借以表明用笔用墨并不会太困难，“近取诸书法，正与此类也”。

元代黄公望进一步提议，山水画必须自由地“写”，而不能被动地画：“画一窠一石，当逸墨撇脱，有士人家风。才多便入画工之流矣……大概与写字一般，以熟为妙。”

回顾漫长的中国书画历程，不时会有“书画本同”“以书入画”的吁请和提醒，由此不难体会凸显这一特质的良苦用心。

与徐渭同时代的张岱说过：“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崛略同。……余亦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张岱《琅嬛文集》卷五《跋徐青藤小品画》）本文试从草书运笔、笔势组构和疏笔（减笔画）形态三个方面，来探讨徐渭绘画与其书法艺术的关系。

从历代一些名家成才的结果来考察，比如像明代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清代金农的墨竹与人物画，直至近现代的吴昌硕、潘天寿等人的艺术实践都可以发现，中国书法与绘画的确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当前，在探讨传统艺术的转型之际，特意拈出此一课题，谨书以上拙见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作者系著名美术史论家。本文节选自其著作《溯洄:明清画史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