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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托邦”异花传粉,将中国文学译介给英语读者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钟娜
2016-01-07 11:46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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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托邦(Paper Republic)主页截屏图

2007年,一个网络论坛诞生,一群将中国文学译介给英语读者的译者在这里共享中文新作与作家,讨论如何将它们在海外发表。到了2015年,当年的这个论坛已发展为一个促进中国与世界文学交流与出版的重要平台。它的名字叫作纸托邦(Paper Republic)。其创办者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1978年生于美国西雅图,中文名陶建。他毕业于华盛顿州立大学,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当过一年交换生。自2001年在中国定居至今,从事过记者、编辑,2006年起从事中国文学翻译,译过苏童、毕飞宇、阿乙、盛可以、徐则臣等作家的作品。

2011年,《人民文学》在海外推出英文版《路灯》(Pathlight),其合作者便是纸托邦。自2015年6月18日起,纸托邦便发起“纸托邦短读”(Read Paper Republic)项目,每周免费发表一则中文短篇、散文或诗歌。2016年1月,“纸托邦短读”项目编辑、《路灯》编辑部主任戴夫·海森(Dave Haysom)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人民文学》在海外推出的英文版《路灯》(Pathlight)
澎湃新闻:我了解到《路灯》是纸托邦出品的一个项目。它是怎么诞生的?

海森:《路灯》杂志于2011年由纸托邦与《人民文学》合办,旨在将纷呈的中国作家带向更多的英语读者。一直以来我们都聚焦于作品尚未广泛英译的新兴作家或小众作家。最初的编辑团队有刘欣、艾瑞克·阿布汉森,坎南·莫尔斯,布伦丹· 奥凯恩和乔尔·马丁森,2014年刘欣离开后由卡米亚·奥鲁塔德(Karmia Olutade)和我担任编辑部主任。

澎湃新闻:与《人民文学》的合作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

海森:每一期杂志都由纸托邦和《人民文学》编辑合作完成。我们为杂志选好话题,有时是一个主题(比如“神话和历史”),或者某个文学事件(比如2015年美国BEA书展),我们列出与此相关的作品,再将这份短名单删减为最终成刊的内容。《人民文学》的编辑会与多语种的杂志编辑进行类似的工序:英文版的Pathlight(《路灯》)、法文版的Promesses Litteraires(《希望文学》),意大利文版的Caratteri(《字》)和德语版的Leuchtspur(《光的轨迹》),每一版都有其各自的外语编辑。

澎湃新闻:我是“纸托邦短读”(Read Paper Republic)的忠实读者。既然已经有了《路灯》,为什么还要启动这样一个项目?

海森:“纸托邦短读”针对的是更随意的一类读者——他们或许对中国文学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但只要是好文学,便不问出处、来者不拒。在线发表的形式让我们在内容选择和发表时间上都更灵活。比如中国开放二胎政策后,我们得以在数周之内发表汪海岚(Helen Wang)翻译的鲁敏相关散文——《1980年的第二胎》(链接:https://paper-republic.org/pubs/read/a-second-pregnancy-1980/)。《路灯》作为印刷刊物,每期耗时长达数月,因此无法像这样对时事加以回应。

汪海岚(Helen Wang)翻译的鲁敏相关散文——《1980年的第二胎》

澎湃新闻:《路灯》和“纸托邦短读”在海外的反响如何?

海森:《路灯》目前在海外并未大范围发行,不过我们确有计划在未来提高发行量。于是我们转而在网络发表上加大力度:最新一期的《路灯》可通过纸托邦网站直接下载,我们还使用Facebook,Twitter和Tumblr博客网站来吸引更多的读者。

澎湃新闻:翻译作品对中国现代和当代作家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海森:翻译行为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让读者和作家与不同书写文化里的作家邂逅。翻译促成的语言之间的异花传粉是促成文学创新的重要元素。我认为中国读者相较英语读者能接触到更多的外国译作;译作在英文书籍中仅占很小比重,并且近围绕为数不多的国际作家——比如村上春树或者奥尔罕·帕慕克,他们都卖得很好。但中文译者显然没有获得他们完成如此重要工作所应得的认可、尊重及酬劳。

澎湃新闻:你是否认为在吸收大量西方译作后,中国文学在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翻译腔”(比如在提到某作家时,人们总喜欢说他/她是“中国的海明威、卡夫卡、博尔赫斯”云云)?换句话说,作为读者和编辑,你直观感受到的属于中国文学和东方叙事的特质是什么?

海森:我认为当代中国写作极具多样性,难以概括出普适的特点。但就我个人阅读体验,我更欣赏在某种写作文化中更少见的特质。比如,在阅读英美作家时,某种简洁、内敛的风格(以创意写作培养出的科班作家为甚)越来越普遍。

这种写作通常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情节相对薄弱,但构思精致,人物性格发挥微妙的作用。我很少对这样的英文作品感到兴奋,因为它太常见了。但这种特质在中文写作中更加少见,因此一个能掌握这种人物塑造手法的中国作家会比一个英语作家更能吸引我的注意。但吸引我的注意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会喜欢它、重视它。我对刻意模仿某个外国作家或风格的中文写作者并不特别感兴趣,我认为很多读者或出版商也和我一样。

澎湃新闻:你最喜欢哪个中国作家和作品?

海森: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史铁生,我非常喜爱他的小说《务虚笔记》。当前正在写作的作家里,我认为颜歌和格非的作品非常不错——同时还有很多正在崛起、风格更加实验的作家,例如孙一圣和朱岳,他们目前还比较小众。

澎湃新闻:什么样的作品会让编辑和译者认为值得介绍或发表?

海森:每个人的偏好各异,但我认为绝大多数的编辑和翻译都更倾向于寻找纯粹的好作家,写任何能打动他们自己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试图写“伟大的中文小说”、或者以某种方式代表某个特定社会群体或风潮的作家。国外对类型文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比如翻译科幻小说——刘慈欣《三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由刘宇昆和乔尔·马丁森分别翻译)就非常成功,科幻杂志《克拉克的世界》(Clarkesworld)现在经常发表宝树、夏笳等作家的故事。

澎湃新闻:你认为当下的中国出版现实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当代文学?

海森:它渗透在每一种作品之中,甚至包括没有明显政治内容的小说,因为它意味着读者脑中将始终存在一丝疑窦:这是否是作家真心想写的东西,他/她是否为了让作品发表而不得不作出改动?读者和作家被分隔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被扭曲了。同时被扭曲的还有写作这一行为,因为关于“什么可以写”和“什么不能写”的标准太过模棱两可、反复无常,作者内心会有个声音提醒他们谨言慎行,而他们不得不时时与这个声音进行协商。它还扭曲了整个翻译的文学市场,“没能在中国出版”成为外国出版社的销售噱头,从而影响了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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