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专题︱马婧:《陈书》点校本出版始末

中华书局 马婧

2021-08-30 10: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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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0月25日,吴则虞、顾颉刚、卢振华、唐长孺、汪绍楹、王永兴、孙毓棠、刘节、刘迺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诸先生,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离开熟悉的办公桌,齐聚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开始了共同点校“二十四史”的“翠微校史”时光。这其中,并没有《陈书》点校者张维华先生。系统整理“二十四史”,是1958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7月《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完成之后,以国家意志支持进行的重要项目。中华书局具体负责总其事,组织学界人士共同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其中的“普通本”供一般读者使用,成果即今之标点本。在《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中,宋齐梁陈四史及《南史》,“预计完成标点整理时间”为1959年,标点整理者为“拟约上海史学会”,并经粘贴改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由此,《陈书》等各史早在1958年即订下计划,预计次年由山东大学完成。
然而受制于各方条件,实际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1961年5月,赵守俨先生赴武汉、济南调研,南朝五史不同于他史,“人力安排上是一人专搞一史,不是集体搞。王仲荦担任《南齐书》、卢振华担任《梁书》。明年华山、韩连琪也可参加《宋书》、《南史》的校点工作”。《陈书》作为“二十四史”中部头最小的一部,未明确提及承担者,只说“《陈书》明年上半年可完成”。正是在这次调研中,承担整理工作的王仲荦、卢振华二先生自己提出,“两史(《南齐书》《梁书》)校点工作大致就绪后,最好能到北京和我们共同工作一个时期,以便于统一双方意见、及时解决问题”(中华书局总编室《业务情况》1961年第10号),成为日后调京工作的开端。此后,随着书局给齐燕铭、周扬《关于建议将参加点校者调京集中工作的报告》落地,1963年秋,多位学者借调进京,成就翠微校史佳话。
不过在1963年9、10月间的这次借调中,日后承担《陈书》点校工作的张维华先生并未到京。张维华先生(1902—1987),号西山,山东寿光人,家境贫寒。小学中学在教会学校就读,娴习外语。1928年齐鲁大学毕业,曾留校工作,两年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所撰毕业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得洪业先生赏识,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任教于齐鲁大学,受顾颉刚先生之邀参加禹贡学会,协助编辑《禹贡》杂志,后在成都与顾颉刚共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解放初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国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长期任教于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八大教授中唯一具有硕士学位。曾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后经营设立中西交通研究室,指导有关方向研究生。作为一位专业与行政兼长的知名学者,考虑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张先生并不在首先借调之列。张维华先生

张维华先生

1963年10月前,教育部曾两次发文,借调山东大学有关先生。一次是“62教人师调字第30号”,时在1962年1月,“来函商借你校王仲荦教授和卢振华付教授去该局工作半年”,第二次是“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时在1963年7月,借调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三位先生来京校点,“三人可不必同时来京”,两次借调都没有强调张维华先生立即到岗。张维华先生于1962年1月尚为右派身份,1963年6月则刚摘帽不久。从金灿然、赵守俨1962年8月向周扬、齐燕铭提交的《对于“二十四史”工作安排的建议》可知,当时已确定《南齐书》“王仲荦负责”、《梁书》“卢振华负责”,“以上两史原定在63年暑假完成,希望如期交稿”。《陈书》“张维华负责”,强调“原定63年秋完成,希望如期交稿”。到1963年5月6日,更进一步确定了《陈书》等“南朝五史”的校点编辑团队,“南朝五史”的校点负责人为“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责任编辑为“吴翊如、贺次君”,五史计划“64年完成”,而《陈书》“未动”。金灿然《关于“二十四史”的工作安排谈话纪要》(1963.5.6)

金灿然《关于“二十四史”的工作安排谈话纪要》(1963.5.6)

《陈书》未动然而又未借调张维华先生的个中缘由,可从1963年10月25日《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中窥见:
张维华: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已摘帽子。治两汉史和明史,著有《中国长城建置考》(排印中)、《论汉武帝》等书。现在校点《陈书》,因该史篇幅较少(约20万字),且本人有教学任务,暂时没有来京,在学校里以业余时间从事校点。
《陈书》:即可着手校点,明年之内可付排。
《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1963.10.25)

《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人员情况》(仅供领导参考)(1963.10.25)

然而经权衡,书局在三天之后报中宣部干部处留底的《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中,终于划去了“不来京在校工作”的备注,改为“或于明年下半年来京”,并按当前实际情形圈去了借调时间“64年7月”。《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1963.10.28)

《校点“二十四史”借调人员名单》草稿(1963.10.28)

于是从1963年摘帽后到1964年上半年,张维华先生一直仍在山东大学任教,教学任务是接续童书业先生的先秦史课讲秦汉史,1963年10月到1964年4月间,为历史系毕业班学生系统讲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史”。据邹逸麟先生回忆张先生的课堂风采:
张先生讲课底气十足,声音响亮,一口山东普通话,乡音很重,上课时嘴上香烟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一进课堂,就不必再用火柴。烟灰落在前胸,也不掸去,思想高度集中。课程内容丰富,听来很有收获,所以有一时我很想搞明清史,在校时曾注意过明代的朝贡贸易问题,这完全是受张先生课的影响。(《“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
张维华先生实际赴京,并未晚到1964年7月,而是在4月的毕业班课程结束后,便立即动身,于是参加了5月5日上午于中华书局召开的《陈书》座谈会。此次小型专题会,由萧项平、赵守俨召集,王仲荦、卢振华也参加,讨论了《陈书》点校的底本选择、异体字避讳字处理等问题。赵守俨先生并且简略介绍了“二十四史”标点使用办法举例、校勘记撰写,谈了有关工作方法的意见。底本选择上,张先生最初主张用殿本,“后来决定仍用百衲本作底本,用殿本和金陵局本通校,而且张先生自愿担任殿本与百衲本的通校工作,以便摸清两种版本的优劣”。异文、异体字及避讳字是否需要统一和改正,需慎重,要查明情况及沿革。张维华先生对工作的感受,在1964年5月下半月书局有关人员的工作汇报中有详细记载:
张维华先生在谈话中曾一再表示,这一工作需要细致的搞,时间也需要从容一些。大有学校给他的时间不够之感。虽未明说,我有这样的感觉。《“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5月下半月)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5月下半月)

6月中旬以来,《陈书》的工作情况则是:
张维华先生,在进行殿本版本对校后,即进行他校。截至目前为止,对前人成果的摘录条数已达数百,其中除张元济、张森楷等校记外,以《十七史商榷》为多。《“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中旬至下旬)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年6月中旬至下旬)

张先生对待点校工作的态度也有一变化的过程。起初,虽然“曾说这种琐细的校点工作‘丈夫不为’”,但一旦接手,仍然认真从事。他关注的是学术问题的解决,工作了几月之后,甚至认为“应该不限于校点,还要搞注释,以求彻底解决问题”。对校点工作的认识有大幅改变:
他一再说这一工作非常细致,与教书不同,不作这一工作不能体会其中甘苦,前人校史也没有这样逐字逐句的做过,他说他半生以来读书,没有这两个月来的读书之细致,收获相当大。(《“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这样到1964年7月8日,经历两个月的集中工作,《陈书》点校进展显著:
张维华现在与《南史》对校,他已校完的有殿本《陈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张元济张森楷等校勘记、《魏晋南北朝百三家集》,以及现在进行的《南史》等,打算再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约十种书也就差不多了。(《“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7.8)

时已暑假,“因为抽调的人都来自学校,所以,仍然执行寒暑假休假制度,每逢放假,组内同人回家前,中华书局都代为购好车票,并一一送上火车”,日后罗继祖先生这样回忆(《翠微校史的日子里——罗继祖谈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不过张维华先生没走,继续集中精力工作,直至十月返校上课前:
张维华先生的《陈书》工作,暑假期间校完了《南史》和《梁书》,《通鉴》也快完了,他说《通鉴》完了已进行了七种书的校勘工作,差不多了,至于罗振玉的《五史校议》以北朝为主,不打算再校了。他计划明年来时再用一个月时间校《册府元龟》,校勘工作就算完了。写校记工作打算用三个月时间,最多明年九月前可以完成。至于标点工作他已通看了一遍,提行分段问题也搞好了,他建议再买一部百衲本《陈书》准备作过录用。(《“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9.5)《“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9.5)

《“二十四史”工作汇报》(1964.9.5)

点校者张维华先生的工作集中而高效,责任编辑的工作也渐次展开。此前曾有安排,责任编辑为吴翊如、贺次君两位先生,惜所做工作不可详考,只能从宋云彬先生1965年12月31日日记的只言片语中略窥一二:“此校样(《陈书》)曾经贺次君校过,相当精细。”而宋云彬先生的责编工作,从1965年7月开始。《宋云彬日记》明确记载:“二日,晴。开始看张维华校点之《陈书》。”此后,时见《宋云彬日记》中的有关记录。除第一卷始于7月2日,毕于12日,其后以每卷一两天的速度推进,皆先看校点稿,后写定校勘记,进展颇速:
(七月)三日,阴,时有阵雨,天气转凉。上午,开始把前已改定的《陈书》点校稿及校勘记重新看一遍。
(八月)二十六日,晴。复看《陈书》点校稿已近全书百分之六十矣。
(八月)三十日,阴转晴。上下午均在局工作。将已加工完毕的《陈书》二十二卷面交张维华。
(九月)十六日 阴转晴。上下午均在局工作。《陈书》点校稿后一部分已审阅完毕,面交张维华。
(九月)十八日,晴。上午,在局工作。张维华交回《陈书》点校稿八卷。
(十月)五日,晴。照常在局工作。《陈书》点校稿已全部看毕,即付发付排校矣。
(十月)十一日,晴。下午,与王仲荦、张维华商讨《南齐书》、《陈书》的排样格式及校点方面诸问题。

1965年8月30日和9月16日,宋云彬先生向张维华先生先后两次返回了稿件,而《陈书》点校本全稿的发排,在10月5日宋云彬先生加工完毕后。《宋云彬日记》中再往后涉及《陈书》的内容,便是始于1965年12月31日的看校样的记载了。其间工作组织,仍是宋云彬先生看完校样后,请张维华先生再校一遍。至1966年6月9日,“晴,《陈书》正文全部校样由宋茂华复校毕,付型”,成为《宋云彬日记》中有关“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最后一条记录。可知除张维华、宋云彬两先生外,校对过《陈书》的还有贺次君、宋茂华两位。至此,宋云彬先生的《陈书》编辑工作,共历时十一月有余。工作之余,校点同人也曾互访或携手畅游。宋云彬先生1965年9月23日记:“晚,赴西北楼看张维华。”10月3日记:“下午,与张维华、唐长孺、王仲荦等游陶然亭。晚上,张维华等在丰泽园请客,饮陈绍酒,极好。”
《陈书》总计三十六卷,在6月日渐喧闹的时局中,正文全部付型,张维华先生由学校电召返回,此外还有出版说明未定,更多由书局统筹处理了。早在1965年9月9日,王仲荦先生曾撰成《陈书》出版说明,交宋云彬先生。1966年4月29日、30日,宋云彬先生曾两度“准备改写《陈书》出版说明”,然终于还是放下。1966年5、6月间,中华书局在上级有关精神指示下,宣布停止业务工作,进行政治学习,借调来局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专家陆续返回原单位。《陈书》和《南齐书》等几史皆处于正文付型未印并缺出版说明的状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暂且搁置。但在1967年,工作有短暂恢复,按照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的戚本禹的指示,中华书局可以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开始督促各史出版进度。5月10日书局制订了《关于组织出版“二十四史”的工作计划》,“已付型三种(《南齐书》、《陈书》、《周书》),尚缺序言,预计八月完成,年内出版”,12月书局向戚本禹及中央文革小组递交的《“二十四史”整理校点工作进度表》“陈书”栏备注“已付型,补写出版说明后即可付印”。然而有关工作随戚本禹被隔离审查而中止。
“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再出发,是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进行的。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口提出了恢复出书的要求,特别提到“‘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4月2日,姚文元在请示毛泽东主席并获批示同意后,致信周恩来总理,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指出“二十四史”只出版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此事已请示过主席,主席批示同意”。周恩来总理当天即批示,“二十四史”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4月25日,中华书局汇总此前多方了解的情况,撰成《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初步设想(供讨论参考)》,提出再行借调,由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工进行。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根据中华书局上报的有关材料,向中央提交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5月14日,这一报告得到周总理亲自审阅修改,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由此开启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大规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工作。《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1971.5.14)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1971.5.14)

按照这一报告,《陈书》准备在1971年年内付印出版。据当年的一份“北京各史进度”档案,《陈书》出版时间进一步明确为“71年底出书(最迟明年一月)”。《陈书》等三史正文早在1966年即已付型,1971年8月28日书局给出版口领导小组的进度汇报云:“年内付印,为了利用原来纸型,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纸型,是用特制的纸覆盖在排好的铅版上,压制成的阴文纸质模型,以供印刷。如果内容有较大变动,需重新捡活字、排版、制型,成本和出版进度必然大受影响。当时形势对出版物内容的要求,更多体现在了《出版说明》上。《出版说明》的撰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时的形势下,尤其体现了工作的政治倾向性,“二十四史”甚至一度准备采用统一撰写的一份《出版说明》,后又改为分史撰写。《陈书》和《梁书》皆署唐姚思廉撰,准备使用同一份《出版说明》。1月7日,赵守俨先生曾向出版领导小组汇报:《陈书》“原定在七一年年底印出。由于‘出版说明’反复修改,至今才大体定下来,所以延误了一些时间。二月份可以出版”。工作的实际完成,在1972年的3月。《陈书》终于成为“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较早出版的一种。
在1967年以及1971年开始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大量点校任务亟待完成,与张维华先生曾共事的诸位先生,曾在中华书局组织筹划下,先后两次借调至京,在扰攘的时局中拥有一方书桌。张维华先生业已完成《陈书》,又学殖深厚,素习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历史地理,复踏实肯干,一直是此中人选。在六十年代初的档案里,张维华先生的名字后,所列专长一般是“两汉史”或“陈书”。在1967年5月“各史安排情况”的材料里,《陈书》后括注“张维华”,《南史》后复括注“卢振华、张维华”。1967年6月的“晋、南北朝名单”中,张维华先生又被列入,并括注“也可以参加《明史》工作”。1971年点校工作重启,6月10日的借调人员名单里,有关张维华先生的记录则是“山大,辽金元史(摘帽右派)曲阜”。然而张维华先生一直没有成行。王仲荦先生事后回忆,“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招我们,系里的临时负责人,说我和张维华都是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我1976年回来。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张维华先生此后一直留居山东大学,长期经营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研究生。有《中国长城建置考》《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汉史论集》《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晚学斋论文集》《清前期中俄关系》等出版,其中“二十四史”中的《陈书》点校本,至今已印行十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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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二十四史修订本,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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