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专题︱赵灿鹏:“三九天子”——陈霸先的艰难时世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赵灿鹏

2021-08-31 10: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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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此为套用宋人曾慥《类说》卷一二引《纪异录》“三九相公”条(唐僖宗时宰相郑畋)的说法,意谓陈霸先年十九为小吏,凡十九年出仕广州,又十九年为天子,终年五十七,故号“三九天子”。言其出身微末,世路浮沉,创立帝业之艰难也。诚如吕思勉先生所云:“陈氏开创之艰难,实十倍于宋、齐、梁三朝而未有已也。”在南朝几位开国皇帝中,陈武帝陈霸先的起点最低。他是吴兴郡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人,家世卑微。起初在乡间作里司,接着到京城作油库吏(《建康实录》卷一九记述陈霸先早期履历略异),后来作梁朝宗室萧映的传教(传达教令的小吏)。这些吏职实质上属于专门从事杂役的特殊户口,社会身份十分低下(参见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陈书札记·陈霸先早年经历》、严耀中先生《关于陈文帝祭“胡公”》等论著)。陈霸先受到萧映的赏识,从此人生开始逆转。大同六年(540),萧映担任广州刺史,陈霸先为其掾属,随之赴任。史载陈霸先多武艺,有韬略,明达果断,在岭南立功扬名,逐渐发迹。大同七年,交州土豪李贲反叛,连结数州,岭南地区局势混乱。陈霸先频战屡捷,受命随交州刺史杨㬓南讨,平定李贲之乱。太清二年(548),东魏降将侯景叛乱,次年攻陷建康,梁武帝在幽困中去世。陈霸先起兵入援,联结岭表豪族,攻破岭北割据势力,力量不断壮大。大宝三年(552)二月,与王僧辩率领的荆州军于湓口(在今江西九江)会师,东讨侯景,获得胜利。
是年五月,陈霸先封长城县侯,九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至此成为梁朝末年军方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陈霸先火耕水耨之夫,荜门圭窦之子”(语出《文苑英华》卷六四五《为行军元帅郧国公韦孝宽檄陈文》),一朝青云直上,到达权力金字塔的高端,从人之常情来讲,夫复何求。假使不是受到新形势的刺激,陈霸先未必会萌生觊觎神器的野心。
关键是梁元帝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以后,没有还都建康,造成政治权力体系的裂缝和缺陷,致使“奸雄生心”。
萧绎于普通七年(526)至大同五年(539)为荆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再任荆州刺史,前后经营将近二十年,人地稔熟,日久情深。经过侯景之乱,京城建康残破,宫室毁坏,江陵殷盛繁华(《太平御览》卷一九六引《渚宫故事》记载萧绎宫室苑囿之美),彼此如何取舍?梁元帝一直犹豫不能决定(参见《文馆词林》卷六九五《梁孝元帝议移都令》)。朝中文武大臣也分为正反两方,曾经在后堂开五百人大会,梁元帝说:“劝我离开江陵的人,就脱袖露出左臂。”结果露出左臂的人超过半数。主张还都的周弘正、王褒等人,提出的意见颇中要害:“帝王所都,本无定处。但是普通百姓,如果没有看到陛下的车驾进入建康,还以为您仍然是列国诸王,未登大宝。”(《陈书·周弘正传》)最后以卜筮决定行止。归根结底,由于苟且因循的惰性,以及荆州人士推衍“建业王气已尽”“荆南之地有天子气”的符瑞神话,梁元帝终究在江陵建立了帝业(张金龙先生《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第十二章指出,执掌军权的领军将军胡僧祐的反对,可能是梁元帝未能下决心还都建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江陵于春秋时期为楚国郢都,自古有“王霸之气”。至三国时期,东吴末帝孙晧初年,方士流传“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的说法,影响很大,所以有徙都武昌之举。此时恰好发生山贼施但反叛,平定之后,孙晧还使数百人鼓噪进入建业,号称“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为厌胜之术(《三国志·吴书》卷四八《孙晧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在东晋以后,更出现了荆州“沙洲百数”的“王气”新理论。《水经注》卷三四《江水》二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云:“自(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按:指宋文帝)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长江中游荆江一段,自古以来因地势平缓造成普遍的泥沙沉积,新旧沙洲及江岸断续相联,并有汛期与枯水季节的交互影响,数目呈现动态变化。对此种自然现象,从天人感应视角进行的特殊解读,前后递相沿袭,为时甚久。到了萧绎称帝前夕,又出现洲数满百的吉兆,荆州群臣以此进谏:“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数已满。陛下龙飞,是其应也。”(《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承圣二年)具体情形详见《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引《梁典》:“太清末,枝江县阳閤浦忽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元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连,惟九十九而已。”帝业兴废与沙洲形态变迁之间,仿佛有对应关系,自然是一种迷信。
从后来形势的发展判断,梁元帝未还都建康,在政治上是失策的(即便纯粹从军事层面考虑,江陵亦非最佳选项。虽然北齐势力已达长江北岸,建康受到攻击的危险指数很高,但是梁朝在下游的军事力量较强,有王僧辩、陈霸先两支大军,总体而言比较安全)。梁元帝江陵即位以后,北齐仍然有遣军“将袭建康,纳湘潭侯退”之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承圣二年),企图扶植梁武帝之侄萧退建立傀儡政权,说明建康无主的状况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在梁朝方面,承圣二年平定陆纳在长沙的叛乱,于峡口击破萧纪的巴蜀军队,三年西魏和萧詧联军攻围江陵,两次调发王僧辩西上征讨,以陈霸先移镇旧都建康。一来二去,人非木石,以致萌生野心,又怪得了谁呢?所谓“倒持太阿”,将剑把(权柄)拱手交给别人,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名器关系到人心的趋向,果不其然。
不仅陈霸先有这个问题,即使是梁室忠臣王僧辩(此就展开的历史图卷来看,古人心事难明,观其行迹至为要紧),也不能保证绝无离心的危险。虽然王僧辩、陈霸先都有子侄留在荆州作为人质,但是制约的效力有限(等到西魏攻破江陵,王、陈两家子侄被俘虏入关,效力基本归零)。在敌人眼中,这个政治局势极为明显。江陵被围,萧詧就试图捏造谣言,告诉围城中的梁元帝:“王僧辩闻台城被围,已自为帝。”(《隋书·裴政传》)可怜王僧辩赤胆忠心!(胡松柏先生注意到《梁书·王僧辩传》载王母“事君忠烈”的家教,参见其硕士学位论文《陈朝政治研究》第一章)然而世事未可料定,君不见五十年前,沈约劝说萧衍代齐称帝的一套说辞:“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梁书·沈约传》)纵然是至仁君子,本无此心,部下倘以黄袍加身,又能奈何呢?

袭杀王僧辩,是陈霸先通往帝王之路的头一件大事。
陈霸先自己说,因为王僧辩迎立北齐傀儡萧渊明为梁主,有不臣的企图,所以他才举义起事。这显然是一个托词。官方版本如此写到——陈霸先对身边亲信说:“我与王公俱受重寄,语未绝音,声犹在耳,岂期一旦,便有异图……观其此情,亦可知矣。”(《陈书·高祖纪》上)后来向北齐报告,“云僧辩阴谋篡逆,故诛之”。(《北齐书·萧明传》)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倒打一耙。现存梁陈史书中,在陈朝立场上作过粉饰的地方很多。如《梁书·王僧辩传》载王、陈大军于白茅洲会师,双方第一次见面,突然神来一笔:“霸先倜傥多谋策,名盖僧辩,僧辩畏之。”实则不可信据。
王僧辩与陈霸先两人,都是高明的军事家,几乎战无不胜。但差别在于,陈霸先出身寒素,几经磨难,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在政治家的素质方面,王远不逮陈,故而受制于人。侯景战败之后,王僧辩率军进入建康,部下大肆劫掠,并纵火焚毁宫室,百姓号泣失望。如果借用西汉名将韩信的话头,大概王僧辩能“将兵”,而不善于“将将”。与此相反,后世史家每称道陈霸先豁达大度,多用降将,知人善任,能得其死力,以成帝业(详见《陈书》卷六《后主纪》魏徵所作论赞,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陈武帝多用敌将》),很有汉高祖刘邦的手腕和魄力。
史载王僧辩府僚韦鼎通晓相术,“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因谓陈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诛死,后四岁,梁其代终,天之历数当归舜后。昔周灭殷氏,封妫满于宛丘,其裔子孙因为陈氏。仆观明公天纵神武,继绝统者,无乃是乎!’武帝阴有图僧辩意,闻其言大喜,因而定策”(《隋书·艺术·韦鼎传》)。这个例证是梁末政治未能走上正轨,士大夫阶层离心力暗流涌动的表现(按:严耀中先生论文《关于陈文帝祭“胡公”》,探讨陈朝帝室姓氏渊源,似可补入此条史料作为佐证)。韦鼎为梁朝名将韦叡之孙,以孝义知名,他对府主的背离,也说明了在王僧辩、陈霸先二人的竞赛中,陈霸先以综合实力胜出。
从表面看来,王僧辩与陈霸先有亲密的交情,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王僧辩第三子王頠娶陈霸先女,因王僧辩母丧而婚礼展期)。王僧辩可能是心思比较单纯的人(若与其家族信奉佛教相联系,可称菩萨心肠是也。有关南朝太原王氏信奉佛教情况,参见严耀中先生论文《陈朝崇佛与般若三论的复兴》),对陈霸先过于信任,“推以赤心,结廉(颇)、蔺(相如)之分”(《南史·王僧辩传》),不加防备。虽然长子王顗多次提醒,但他不以为然。是年九月甲辰夜,陈霸先水陆大军突袭石头城,王僧辩左右只有数十人,因众寡不敌而束手就擒,当天夜里王僧辩王頠父子被立即绞杀。《梁书·王僧辩传》记载陈、王二人最后的对话,于不经意间留下了陈霸先以阴谋夺取权力的蛛丝马迹。三年前的白茅洲会师,王僧辩、陈霸先歃血为盟(张金龙先生《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第十三章指出,盟约可能是陈霸先主动提议缔结),盟文由著名文学家沈炯起草,文末云:“臣僧辩、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负,若有违戾,明神殛之!”两人共读,慷慨激昂,泪下霑襟。时光弹指一挥间,这才真的是“语未绝音,声犹在耳”,王僧辩遇害之前,假如回想起这一幕情景,不知是否会有世道浇漓,白云苍狗,不堪回首之感。
多年以后,北周大将韦孝宽率军伐陈,战前发布檄文说:“王僧辩秉文经武,挹义怀仁,志在鹰扬,诚深鹤立,扫江表之巨寇,复梁室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德,毁器折枝,密相奄袭,忍加屠害。节士为之扼腕,名臣所以涕流。”(《文苑英华》卷六四五)在陈霸先袭杀王僧辩事件上大做文章。下文又攻击陈霸先篡位弑君,后人仿效肆行篡戮[按:陈霸先世子陈昌,被陈霸先侄陈蒨(陈文帝)杀害;陈蒨子陈伯宗(陈废帝),又被陈蒨弟陈顼(陈宣帝)废黜然后杀害],“残虐相袭,报复循环”,文章笔锋尖锐,用心十分恶毒。此战陈朝军队一败涂地,淮南之地尽没于周。陈朝军心的涣散,除了前此一年陈军于吕梁覆败的沉重打击之外,与北周的道义宣传战术,很难说没有关系。
王僧辩之子王颁,少年时留在荆州作为人质,后来被西魏军队俘虏入关,仕于北周。入隋献取陈之策,并请缨参战,奋不顾身。在陈朝灭亡之际,王颁召集其父旧卒千余人,连夜发掘陈霸先陵墓,斫棺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以雪家仇(《隋书·孝义·王颁传》)。王颁所为在当时被看作义举,但就陈霸先本人而言,就显得命运极为悲惨。
《太平广记》卷三三六《常夷》引《广异记》,记述了一个人鬼相会的故事。唐代建康人常夷,与陈朝初年去世的吴郡秀才朱均,叙话梁陈间事,其中有云:“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这个记载连野史也算不上,可归入天人感应性质的虚幻想象,但似乎是某种指责的声音曲折隐微的表示。

陈霸先于梁太平二年(557)十月禅代称帝,改号为陈永定元年,三年六月去世。他生于梁天监二年(503),即位时五十五岁,在古代人的观念里,已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据《陈书·高祖纪》下所记,六月十二日丁酉生病(按照君主疾病是国家机密的通例,陈霸先或许早已患病,此时情况危急才公布消息),二十一日丙午驾崩,前后不过十天,当属积劳成疾,至于不治。
陈霸先在位三年期间(实算仅有一年八个月),抗击北齐入侵,征讨割据势力,内忧外患,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太平时节尚未来临,实为“多事之秋”。与农业生产相关,有连年水旱不调的气候问题。唐人杜光庭撰《道教灵验记》卷一四载:“陈武帝禅位之初,江南大旱,稼穑皆伤。……二年亢旱,户口凋减。”永定元年、二年的旱灾,正史不载,但《陈书·高祖纪》下有永定三年夏闰四月大旱的记录。《隋书》并记载了陈朝初年多个灾异与天文现象:
一、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时王琳立萧庄于郢州。
二、永定三年,有人长三丈,见罗浮山,通身洁白,衣服楚丽。京房占曰:“长人见,亡。”后二岁,帝崩。(以上二条并见《五行志》下)
三、(永定)三年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占曰:“日食君伤。”又曰:“日食帝德消。”
四、(永定三年)六月庚子,填星钺与太白并。占:“太白与填合,为疾为内兵。”
五、永定三年九月辛卯朔,月入南斗。占曰:“月入南斗,大人忧。”……后二年,帝崩。(以上三条并见《天文志》下)

这些灾异及天象记录的密集程度很高。第一、二、三条记录亦见于《陈书·高祖纪》下,但《隋书》增加的占辞和事验部分值得注意。第二、五条是标准的“事-占-验”格式,即一则灾异/天象记录,一则相应的占辞,一则历史事件,灾异/天象、占辞与事验之间,有密切的对应关系。第三、四、五条出自“五代灾变应”部分,从篇名的“应”字,即可看出记述内容重在占验。这些记录中有史实错误,陈霸先于永定三年六月生病去世,第二、五条的“后二岁”“后二年”应作“其年”;第五条的干支也有问题(检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永定三年九月乙卯朔,是月无辛卯),且时间已在陈霸先去世之后。抛开这些细节不谈,按照传统观念理解,这些灾异及天文现象体现了天的意志,古语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人间批判意见的折射。连带地要说到陈朝大臣沈众之死。
沈众是南朝文豪沈约的孙子,入陈官中书令,以帝乡名门,颇受敬重礼遇,但在陈霸先去世之前三天被杀。沈众的罪名是“历诋公卿,非毁朝廷”(《陈书·沈众传》)。时当陈朝初建,所谓“非毁朝廷”,应当是涉及陈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以致“高祖大怒”。《陈书·沈众传》载沈众家财万贯,然而“自奉养甚薄”,朝会时“衣裳破裂”,“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噉之”(《南史·沈众传》作“麦饭䬳”),把他写成一个古怪的守财奴(其行为或许含有特别的意义),受到朝士讥诮,“于是忿恨”,因而胡说八道,获罪身亡,上下文之间不甚通畅。传云“(高祖)不欲显诛之”,言下之意是罪行不方便说在明处,显然有所隐讳,有曲笔在焉。
与前代相较,陈朝疆土局促,仅能控制东南一隅之地。长江中游地区,江陵有后梁政权,是西魏、北周、隋朝附庸,历三世三十三年,与陈朝相始终;郢州有梁朝大将王琳,拥立梁元帝之孙萧庄为帝,兵败奉主投奔北齐,至陈太建五年(573)覆亡。
陈朝创业之际,为建构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政治宣传、符瑞制造、崇奉佛教等多个方面作过空前的努力,例如陈霸先禅代之前册封陈公的《九锡文》,为一代文宗徐陵精心撰作的“大手笔”,文中列举陈霸先功绩二十项,这个数目远远超过刘裕(九项)、萧道成(九项)、萧衍(十四项)等南朝创业君主(参见牟发松先生论文《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虽然如此,陈朝政权的合法性仍然存在问题。陈光大年间,陈朝使者聘问北周;同时有后梁使者袁敞赴周朝贡,因为其朝会班次在陈使之后,袁敞拒不从命,说:“昔陈之祖父,乃梁诸侯之下吏也,弃忠与义,盗有江东。……若使梁之行人在陈人之后,便恐彝伦失序。”周武帝最后没有办法,只得让后梁使者与陈朝使者错开日期,分别朝会(《周书·萧詧传》附《袁敞传》)
陈朝末年,何之元撰写史书《梁典》,自齐永元元年起,迄于王琳败亡,共七十五年史事,分为六个部分,在《敬帝》部分之后,有《后嗣主》部分。序言中解释道:“骠骑王琳,崇立后嗣,虽不达天命,然是其忠节,今以如干卷为《后嗣主》。”(《陈书·文学·何之元传》)无所忌讳,堪称良史直笔。与《梁典》相较,姚思廉《梁书》没有为萧詧、王琳等人立传,所记梁朝历史显得不够完整(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姚察、姚思廉父子撰写《梁书》,从陈太建末年算起,至唐贞观十年成书,前后通计有五十余年。修撰时间如此长久,其中原由,方北辰师著《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认为,乃是姚氏父子亲历梁、陈、隋、唐四代更替(加上姚氏家族分处南、北朝的因素),历史书写多有忌讳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具体来讲,即指梁陈易代之际的复杂史事,包括后梁、萧庄政权等棘手的问题。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王僧辩兄长之孙王绪,撰著《永宁公辅梁记》十卷(永宁公是王僧辩的封号),贬斥陈朝,不把陈氏作帝王看待。当时又有著名学者萧颖士,是梁武帝萧衍之弟萧恢七世孙,采用孔子《春秋》笔法,撰写自汉至隋编年史传百篇,梁陈之际直书“陈霸先反”,以江陵后梁政权为正统;并著《梁萧史谱》二十卷,及《梁不禅陈论》,把王绪著作的义例加以阐发(《新唐书·艺文志》二,及《文艺中·萧颖士传》)
从传统儒家的立场看来,陈霸先获得政权的手段不尽合乎仁义之道(按: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从来人君得国,无如陈武帝之正者”,基调在于推崇陈霸先抵御外侮、再造中国的功勋,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似非确论)。某种反对的声音,在历史深处隐微曲折地表示出来。除了上面《常夷》的故事,《太平广记》中还有两则志怪传奇,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一则为《梁武帝》,二则《韦戴》,前后相联,同在卷一二〇,并出于《还冤记》。一则说梁武帝几次托梦于会稽虞涉(《南史·侯景传》附《王伟传》有虞隲,疑即此人),让他转告陈霸先,“篡杀于(陈)公不利”,虞涉不敢言;陈霸先自立之后,虞涉得病,六七日死。二则说义兴太守韦戴,在王僧辩被杀后,几次打败陈霸先军队,后来刑白马为盟,方才归降;陈霸先即位后,“因宿憾斩之”,随即于殿中屡见韦戴前来,惊走避之,“因此得病死”。这里的韦戴应为韦载之误,《陈书·韦载传》记韦载卒于太建年间,并非于陈朝初年被杀。《还冤记》还有其他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但无碍于提示某种异样声音的存在。《常夷》那则故事中,还讲到陈霸先未发达时,家甚贫,担任雇工杂役,因盗取长城县豪富包氏池中鱼,被捉住捆绑吊在担竿上,几乎要死;即位之后,就将包氏灭门。当然,这则志怪传奇的史事可信度较低。
在南朝开国皇帝之中,陈霸先受到的诋毁最多。这可能与南朝门阀世族社会的阶级固化观念有关。陈霸先作为一个底层社会出身的“寒贱之子”,因缘时会,通过个人奋斗奇迹般地登上皇位,世人皮里阳秋可以想见。在政治坐标体系中,陈霸先的前辈梁武帝父子是学术思想文化的巨人,创造了将近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在如此强大的阴影笼罩之下,其制度多依前代故事,行迹亦颇见相似(例如皈依佛教),加以世运艰阻,天不假年,极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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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二十四史修订本,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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