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古代的官本位文化，也就这本书了

读懂古代的官本位文化，也就这本书了！ 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收录于话题#官本位,1#文化,1#读书,1

知乎有一个热门话题“官本位”，其中这样介绍这个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耳熟能详的名词，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即“糟粕”的那部分。

毋庸讳言，这种文化仍然或多或少存在，例如大学教授不问学问多寡却争职务高低；例如一些腐败人员下马后坦言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但求把官越做越大；例如哪怕在最市场化的职场里，也不得不面对“级别大一级压死人”的一言堂……

此前，封面新闻还曝出，中山大学学生会任命百名“正副部级”学生干部，在公示中特别标明了职位是“正部长级”还是“副部长级”，后来因为影响不好第一时间删除了公告。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各方的议论，支持者认为学生会设层级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服务，也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反对者则痛斥大学官僚化，背后是高校行政化的弊病。

其实抛开这些明面上的事不谈，在一些我们习焉不察的地方，也有官本位文化的痕迹，例如三好学生必得分校级、区级、市级、省级……优秀教师、精品项目等等也都有着这样的划分。

例如说“微服出访”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官大得吓人的主人公几经周折然后公开官号，让势利眼儿卑微得屁滚尿流，表面上看是谴责了势利眼儿，实际上强化而非弱化了对官号的崇拜。

图片来源：《康熙微服私访记》

又譬如说大诗人杜甫以诗闻名古今，却必得被称为“杜工部”，事实上他从没在工部上过一天班，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挂职。

类似于这样的文化现象还很多，小北就不一一列举了。今天人人都在痛斥官本位，但是深入洞察它的人可能并不多。

你可曾想过，相对于爵本位，官本位曾经也是一种进步，中国官阶很早达到了较高的合理化程度与法制化程度，并且促进了制度化的社会流动，而官阶则得以作为强大有效的政治调控和社会调控手段。

你可曾想过，两千年来围绕着官本位，形成了哪些复杂精致的规则、秩序、关系、机制？它们之间是如何勾连以致于我们不以为意。

这些都离不开历史语境，今天小北要给大家安利的这本书，是北大的十佳教师阎步克老师的《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这本书对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品位—职位”框架出发，分别讨论了品秩的构成要素权责、资格、薪俸、特权、礼遇等等，从制度史和文化史的高度深化了我们对官本位这一现象的认知。

01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

中国的官员等级制在周代初具规模，萌生出了两个爵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以及公卿大夫士爵。周朝的位阶结构简单，位阶的运用规则相应也很简单，因为此时尚处历史早期，贵族社会是凝固而缺乏流动的，没有那么频繁的进阶降级之事。

这种体制是“爵本位”的，亦即身份本位的。贵族家族的传统权势，是先于爵列而存在的。爵列更多是适应而不是塑造、改造了社会阶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流动的通道逐渐打开。战国时期，社会剧烈转型，专制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军功爵的兴起为平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获得爵位、提高身份的机会。王朝开始主动用爵级来塑造社会身份。

图片来源：阎步克老师公开课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形成了，职事官、爵级、军号、散官被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框架中。官僚有了个人位阶，用于记录个人官资高下，以供吏部任用；“进阶”“加位”之事频繁出现。

在魏晋时期初步形成的“官本位”，在唐宋进入了全面成熟期。先秦的“爵本位”以凝固不变的贵族身份为本，而“官本位”则是以“官”为本，也就是以变动不居的行政级别为本。行政化的位阶逐渐取代了贵族型的位阶，成为等级秩序的主干位阶。

这个时候，封爵不再是官僚的立身之本了，更多只是一种行政激励手段、一种“官本位”的辅助物。频繁的官僚考课和科举制的创立，给“门第”沉重一击，使学历成为帝制后期最主要的任官资格。

官僚政治的复兴造成了身份与人员的更大变动率和流动性，所以位阶也跟着复杂起来了。北宋时，宋人创造位阶的热情让人惊叹：不仅文武官有阶，内侍还有内侍阶，医官有医阶，道士有道阶，隐士有处士号，嫔妃女官的位阶也复杂化了，甚至连胥吏、职役衙前都有位阶。

“官位”的重要性越发体现出来。清人赵翼评价说，赵宋皇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及”，生怕慢待了当官儿的。经济特权、法律特权、荫叙特权、教育特权……唐、宋对官员的优待可谓无微不至。

官僚阶级的众多等级特权在十几个世纪中逐渐累积，这种现象在主张平等的现代人看来可能会十分反感。但确要看到，官本位也有相对进步的地方。

先秦时期的“爵本位”是贵族性、封闭性、凝固型的，“官本位”则是行政性、功绩制、流动性的。中国官阶富于功绩主义精神，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制度化的社会流动，这在前现代社会中十分富有现代色彩。

02

“官本位”是什么？

“官本位”这个流行词，除了指以行政级别为“本位”，还指以官僚组织自身为“本位”。意思就是：中国官僚组织除了是一个提供公共管理、行使社会调控的外向性“功能组织”，还是一个以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为中心的内向性“身份组织”。

从职能视角看，官职只是一份权责任务；但在中国官僚的眼里，它首先是“位”，权责只是“位”的一种构成因素。“位”的“含金量”由权力、待遇、资源、声望，以及发挥能力和取得成就的更多机会等共同构成，总汇为“位”。

相比于现代文官制“为官择人”，使专业能力与职位相称，中国古代的升官进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人择官”，使身份与地位相称。

唐宋铨选“只系资考”，大有“身份组织”中的集体分肥意味。明清选官采用“掣签法”，干脆听天由命碰运气，好事人人有份儿，机会均等。颁官、授爵进阶、加位，看上去就是在按等级身份来分配利益，其所分配的，就是“位”。

进而，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的现象，冗官冗吏现象，大量拥有官爵衔号但并无职事的人的存在，以及发放“品位薪俸”的做法，也就都出现了。

“官本位”还意味着官位成为整个社会的身份尺度，通过与政权的距离来决定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官本位”的社会等级结构大致是金字塔式的，各领域的成功尺度、地位序列与流动阶梯存在着可比性、对应性与可转换性。

相比于评价标准多元的“林立式”社会或平等的“网络式”社会，金字塔社会则实行单一尺度的“一体化分配”——用一句俗话说，就是“赢家通吃”。

例如，在“林立式”社会中，一位文官的晋升，与一位作家或僧侣的成功不可比；而在官本位社会中，文人也以功名与官爵为成功标尺，否则自己也认为是蹉跎失意。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王朝官号发挥着“标签”的功能，“品级、等级与阶级的高度一致性”现象十分常见：

人们在社会关注一个人的时候，目光首先会落在其官号上；评价一个人的成就，要看他是否获得了官方的名号；在人际交往中，也得首先弄清对方的官号，否则拿不准适当的礼节，交往就没法正常进行了。

在这种“赢家通吃”的思维方式下，无数学子便看中了科举制这一与官僚制度紧密配合的上升通道。

自由投考，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公平竞争，以知识改变命运——由此造就的巨大的社会流动规模，在相当程度上释放了森严等级所禁锢的社会活力。然而，单一尺度的垂直流动，却也会反过来束缚社会活力。

单一尺度的过度竞争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冲突与不稳定性，因为有竞争就有成功者和失败者。过于高峻的等级差异造成了的底层的巨大压抑感，强化了他们的叛逆情绪，竞争中的失败者便可能成为动乱的渊薮。

03

三个视角看透官本位的运作

了解了“官本位”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它的动态方面的为什么，这就要求我们的目光不能停留在行政和技术层面。

阎步克老师为我们洞悉“官本位”文化提供了三个视角：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服务取向与自利取向。

通过这三个视角能够更好地把握传统官阶制的政治社会意义，题外话，对于我们理解某些职场文化也大有裨益。

首先是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存在因人设岗、德不配位等现象。因为官僚系统的运作，不仅仅出于以“事”为本的运作考虑，即根据技术需要来安排职位与人员等级，它还有安排地位与身份，分配权势利益的需要，为的是强化“拥戴群体”的政治效忠。

其次是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有助于我们破除官僚组织纯粹是为了它所宣称的目的而存在的迷思，也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官本位文化是怎样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旧社会，官僚组织当然提供了公共服务（其实主要是监管和控制），但同时它还有一个向内的方面，那就是安排内部秩序和维系自我生存，它还是一个皇帝和官僚共同谋生谋利的“生活组织”。

身份安排、薪酬发放、官号授予、位阶升降以及各种等级礼制，就是它的存在方式，就是它的生命形态，这就像有机体的心脏跳动、血液循环、新陈代谢一样重要。

所以那些在我们看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足的因素，很可能是它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前提。而且不仅如此，这个官僚体制组织，还努力按照自身需要改造外部环境，使之利于自己的生存，把自身的结构特征和运作逻辑加之于社会，使之变成“官本位”。

最后是服务取向与自利取向，有助于我们相对客观地看待官僚体制的作用，也避免把它看成一块铁板或者是一潭死水。

事实上，官僚可能完全顺从于君主，也可能完全地自私自利。前者的极端是“工具型官僚”，后者的极端是官僚的“贵族化”，历史上在皇帝、官僚与贵族的“三角恋”中，皇帝任用官僚打击贵族，而官僚的“贵族化”则侵蚀皇权。

琅琊王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敌

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品位既是官僚的一种身份，也是一种礼仪，可以视为是官僚与皇权在政治博弈中所取得的身份保障和利益保障。

在阎步克老师看来，官僚制是大规模生产下有效分工的一个必然产物，其对社会的控制是不可逆转的，而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和等级组织，在精致性、复杂性上，在功绩制和流动性上，是富有现代性的。

但是不是因此断言官僚制就是“好”，事实上，生活在官僚管理之下好，还是生活在贵族政权、部落政权、神权政治、军阀政治或财阀政治下更“好”，每个人的答案可能并不一样。

也不能断言说，官僚组织从“身份组织”到“功能组织”就是发展方向就是现代化，还是因为每个人的价值标准不一样，有人或许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最“好”的，有人或许认为每个人的幸福、自由和平等是最“好”的，有人或许认为民族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一个社会很难同时满足多个目标，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强。

04

等级与反等级的思想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古代中国社会流动的通道增加了，但是，官僚体制自我维护的弊端出现了，以官阶塑造社会身份认同的氛围也被反向塑造出来。

不过，在强势的官本位社会思想背后，中国社会也蕴含着许多突破的力量。

在古代中国，除了“君-臣-民”这样的基本等级观念，人们对等级的认识还有更加丰富的组成部分。一个很有特色的现象便是，人们热衷于用道德来评定一个人的身份地位。

儒家伸张的禽兽、小人、君子之辩，就是一种道艺等级。班固《汉书》中有一份《古今人表》，其中依照善恶，把1931位古人分为从“上智”到“下愚”9等。汉末的士林品题除了一般评价外，也有“第一人”“第二人”的分等做法。

班固像

在中国本土文化中，“选民”“种姓”之类观念很不发达，人们相信在道艺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先天禀赋可能有差异，但只要不断行善、积善，就能提高道艺等级，及至“人皆可以为尧舜”。

在中国人看来，人的道艺不仅是可认识、可描述的，还是可以分等、可以度量的。度量的方式有很多，可以使用“上、中、下”或三等、九品之类来度量，也可以用人群规模与地域范围做尺度，如十人、百人、千人、万人或县、郡、州、天下之类。

不过，一种有趣的现象又发生了：道艺等级可以与王朝的专制官僚体制耦合起来。

在各种道艺等级的度量方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借助官职大小的“某某官之才”的表述，这就把道艺等级和官爵等级直接联系起来了。

魏晋时的中正制度用“九品”给士人的德才分等，并根据德行进退而有等级升降之事；唐王朝在考课中使用“四善二十七最”，并根据优劣善最，而把官吏考为9等；明清科举三年一度，称“大比”……各种善恶簿、功过格，与王朝的考课与考试相映生辉。

道艺等级的提升其实只是问题的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朝廷应该择优录用——由此，道艺等级就跟王朝品级一致起来了，“人品”与“官品”一致起来了。

因此，中国的等级是一种获致性的等级，而非先赋性的等级；是择优的、可变动的，是通过考评与竞争而获得的，并且是与王朝的品秩位阶高度耦合、直接匹配的。

另一方面，等级制是普遍现象，反等级思想也是普遍现象。

道家把“大朴未亏”的人类原初散漫状态视为“至德之世”，而这种“自然状态”又启发许多魏晋玄学名士中的激进派走向“无君论”。

知识分子对文化自主性的寻求也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战国士阶层诞生之初，就滋生了一种自尊自重、藐视权贵的精神，这在后来变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构成了消解官爵诱惑与森严等级的一种文化力量。

有人指出，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日本人对官僚主义并不反感，而“中国人和美国人是一有机会就从官僚主义逃出，或对官僚主义进行反抗”。反等级的“另类”虽然很多社会都有，但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官僚组织中，这种士大夫式的反等级亚文化，就不多见了。

此外，当社会成员彼此以“同胞”“同族”相待时，森严的等级也会被软化。血脉相连、忧乐与共的兄弟姊妹，当然就不是算计、榨取和竞争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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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经典著作，一本书读懂中国古代的“官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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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涵颖 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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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读懂古代的官本位文化，也就这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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