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傅先生引领了唐代文史研究学术风气的转变

【编者按】

2015年12月20日，第三届思勉原创奖学术研讨会暨颁奖典礼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与另外4部学术著作共获大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先生在会上发表了“傅先生著作获奖点评”，文章原载《中华读书报》。经陈教授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此文，纪念傅璇琮先生。

祝贺傅璇琮先生获得本届思勉原创奖。傅先生是最近三十年唐代文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中国古籍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一系列著作对学术风气的转变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他的获奖是实至名归，众望所归。刚才他的获奖书面演讲已经充分讲清了《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成书过程、学术追求和方法渊源，对此我十分赞同，也深感自己的学力难以对此作出点评。作为唐代文史研究的后学者，我从出道至今三十六年，一直从傅先生著作中得到启发和鼓舞，也得到他许多的指点和提携，我想将我所知傅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业绩在此略作介绍，使各位有更多的了解。

我读到傅先生最早的文字是1978年刚复刊的《中华文史论丛》所刊《刘长卿事迹考辨》，与我当时正在阅读的前辈著词人年谱，在方法体例上都有很大不同，即不循年谱的旧例，不信传说的浮泛，从诗人的作品和姓氏书、地志、职官谱等一类书中寻觅可靠记录，还原诗人的人生轨迹。不久类似的系列论文连续发表，不久结集成《唐代诗人丛考》，对当时学术风气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学界推崇备至。他自述治学路数，受法国社会学派影响很大，特别是丹纳《艺术哲学》对伟大艺术家及其时代关系的论述，让他拓宽视野，转而研究初盛唐二三流作家的文学道路。他尊敬近代治唐史最有成就的陈寅恪、岑仲勉两位大师，将文学传记资料拓展到全部的存世唐代文史文献。在史料的处理上，他特别注意史料的主次源流，认为作者本人的诗文具有最直接的价值，认为唐人的姓氏谱、缙绅录的记载尤其珍贵，认为石刻所载士人的家世仕履和宋元方志所载地方官任职年月更为可靠。他与人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综合索引》，更为学者全面占有文献提供方便。

我与他初次见面在1981年，个人交往则从1986年始，理解他从早年清华、北大的文学才俊，经历人生挫折，幸得庇荫于中华书局的书海中，在编纂资料过程中遍阅唐宋典籍，加上早年对西方艺术理论和近现代文学思潮的热烈爱好，开始个人的学术道路。其后他担任了书局和学界的一系列重要职务，曾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唐才子传笺证》等重要著作，而他个人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停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第二本著作是《李德裕年谱》，对唐代最纠缠难解的牛李党争作了详尽周密的梳理。本次获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是第三部专著。 唐代实行科举制，就如同今日之高考或公务员考试搅动全社会神经一样，牵动唐文学的发展和变化。此前似乎只有两本书可以参考，一本是记载科举传闻为主的南汉王定保《唐摭言》，另一本是清代徐松拼凑零星材料恢复科举编年史的《登科记考》。傅先生的这部著作，从梳理科举制度史着手，在理清所有相关细节的基础上， 采用全景描述式的叙述方式，还原唐代文人在科举生活中的种种生存状态，如同打开了唐代社会生活的万花筒，展示科举与文学的纷繁复杂的交替作用，原生态地展开唐代文学产生发展繁荣的壮丽长卷。傅先生的书面演讲说到他受巴尔扎克文化风俗史、丹纳以环境描述呈现文人心态、朗松文学生活史等论述的影响，用集腋成裘、抟沙成器的巨大力量，还原历史真相，并力避烦琐考证，以生动流利的叙述写出唐文人的众生相，揭示一个时代的文人生活氛围，以及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心理变化，并涉及数量可观的唐诗的重新解读。本书也是学术原创著作追求雅俗共赏的典范，即在完成极其繁重的文献考订后，用生动活泼的叙述面对读者。我还记得复陈允吉老师在读到本书时的感慨：“老傅的文章写得就象陶渊明的诗一样，清浅明白而回味无穷。”

《唐代科举与文学》所提倡的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与以往简单把社会历史作为文学背景之研究有根本改变，即认为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与一时代社会、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密不可分，互为影响，外部因素改变了诗歌的审美趣味和体式变化，不理解社会的变动也就无法理解文学的演进。傅先生倡导的这一研究范式，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 首先得到响应，陆续完成一批研究文学与幕府、文馆、交通、铨选关系的专著，其后并波及唐前唐后各时代文学的研究。本书的学术示范意义于此可见。傅先生本人的研究也没有就此停止，其后他主编了《唐代文学编年史》，七十岁后更完成《唐翰林学士传论》两部。

更难能可贵的是，傅先生始终倡导学术平等，鼓励学术竞争，对与他争论商榷的文章，不以为忤，常主动推荐发表。他积极提携后进，见善乐举，先后为学界同仁撰序近百篇，一时有广大教化主之誉。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最近三四十年的发展繁荣，是傅先生这样许多老辈努力的结果。

本周一我在京到电力医院看望病中的傅先生，他很关注本次颁奖典礼举行，我也在此祝福傅先生早日康复，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