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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频《以鸟兽之名》：大山深处的安提戈涅

2021-09-02 18:3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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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频《以鸟兽之名》：大山深处的安提戈涅原创宋嵩文学报

”

以鸟兽

之名

星辰变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坚固，

夜空渐渐变得深邃、灿烂，

河水在星光下静静闪烁着璀璨的银光，

山林里传出悠长的鸟叫声。

大山深处的安提戈涅

——读孙频小说集《以鸟兽之名》

文丨宋嵩

不知已经有多久没有抬头仰望星空。事实上，城市里被霓虹映得彻夜微红的天空也很难寻觅到几颗星子。每天都在灯火通明的轻轨和地铁里迎接夜幕降临，“披星戴月”却只剩下了彻彻底底的修辞意义，供都市人自我解嘲。

于是，当孙频小说集《以鸟兽之名》中出现“这个深夜，满天星光，一条灿烂的银河从头顶迤逦而过”（《骑白马者》），或是“星辰变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坚固，夜空渐渐变得深邃、灿烂，河水在星光下静静闪烁着璀璨的银光”（《天物墟》）这样的句子，每一个读到它们的人心中不免都会悸动不已——那是我们的祖辈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壮美景象，如今却只有在大山之中才能有幸目睹。

先哲曾说，世上唯有两样东西深深震撼我们的心灵：头顶璀璨星空与内心道德准则；而在我们这个高度“文明”的时代，星空杳无影踪，道德亦岌岌可危。想要再逢耿耿星河，惟有像孙频笔下的人物那样遁入阒静幽深的“阳关山”，这是否也同样意味着，只有重返山林或乡野的世界，才能寻回日渐式微的伦理道德？

在这个被称作“山林三部曲”的集子里，神秘、幽微、深邃得甚至有些恐怖的“阳关山”，是“三部曲”搬演的舞台。它就像索福克勒斯笔下蕴藏着卡德摩斯家族一切隐秘与悲剧的忒拜城，成为当代人心灵境遇与命运的巨大隐喻。

作者: 孙频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曾经一年四季以土豆为主食、把土豆当作“山地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的山民们被整体搬迁到山下平原的县城，却始终与平原的生活格格不入，患上所谓的“平原综合症”：住进楼房里却仍然在小区周围开垦菜地、养猪养羊，甚至每天从小区跑到野地里搭建的简易厕所解手；终日在无所事事的聊天中怀念山上的生活，以此来打发“真难熬”的“山下的时间”，感叹“又把一天用完了呵”（《以鸟兽之名》）。于是，有人怀抱“在山里哪有活不下去的”的信念，坚持在早已停水停电的山间木材厂里生活；更有人“逆流上山”，认为山里的生活比在外打工“舒坦”，“反正也饿不死”，没事就打鼓玩，在这群近乎“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的人里甚至还有自诩为“喜欢自在散澹”者（《骑白马者》）。还有一些人则把目光投向了大山里积淀丰厚的文物遗存，或倒卖，或造假，极端者则以盗墓为生（《天物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映射出被加速前进的时代步伐甩开的芸芸众生的复杂心理，有无奈，有不甘，但终究是与往昔的日子渐行渐远。而在此悲剧与喜剧一同上演的过程中，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也便随之珠胎暗结。“在这大山里，每道褶皱里都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有的秘密如林间草木一样，从长大、凋零到腐朽，都不会有人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有的秘密如山间蛰伏的猛兽，即使离得很远，你也能从空气中嗅到它们身上的气味”（《骑白马者》）。随之而来的，则是探索这些秘密的冲动，与保守它们免于被揭开的努力之间的角力。

孙频对于宏大、庄严事物的痴迷，对深邃、黑暗的敬畏，以及对光明、灿烂的渴望，在“山林三部曲”中随处可见，俯拾皆是；而这一切都聚焦于白昼与黑夜交替的一刹那，从而使她小说中的黄昏现出别样的风采。

孙频

《以鸟兽之名》里，“夕阳即将沉入西边的群山，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一天当中最壮丽最短暂的光线，而群山是深黛色的，像金属一样沉重坚硬。”而从阳关山上集体搬迁到平原上的老人们，“坐在墙根下，齐齐举头望着西边”，既是缅怀永远都回不去的故乡，也是在遥望“另外一个悬浮于他们之上的世界”，甚至期待通过死亡的方式重返山林。

《骑白马者》里的阳关山，“四周山林如海，木屋如沉在井底”，每当夕阳西沉，“鸦青色的群山愈发肃穆寂静”。而到了《天物墟》，她更是不吝用大段笔墨描绘深山中黄昏降临的时刻，以及黑暗笼罩大地的那一瞬间：“巨大的夕阳即将沉没于群山之间，天空变成了鲜艳的血红色，山林、村庄、古窑，还有那座诡异的神庙，都在这血色里变得分外肃穆庄严。天边的晚霞很快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从那里升起的星辰。星辰变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坚固，夜空渐渐变得深邃、灿烂，河水在星光下静静闪烁着璀璨的银光，山林里传出悠长的鸟叫声。在天黑下来的那一瞬间里，我忽然在天地之间感觉到了一种之前从未见过的空间，人世之上和苍穹之下的一重空间，苍茫，辽阔，巨大，大得足以庇护万物。也使得身在其中的一切看起来都微不足道了。”

曾几何时，“庄严”“肃穆”“深邃”“璀璨”“苍茫”“辽阔”……这些“大”词，因为天然地带有一种“宏大叙事”的意味、与日渐碎片化、平面化的当代日常生活格格不入而被作家们视作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它们却构成了“山林三部曲”的底色，或曰情感基调，成为孙频写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她对此毫不讳言，甚至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告诉我们：人都需要躲进一个更大的东西里来庇护自己，而只有在万物沉入黑暗、月光落在身上的时刻，人才能真正体会到那种来自宇宙间的巨大庇护。

从荷尔德林、施莱格尔到黑格尔，三位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哲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视作从古至今最优秀的悲剧作品。特别是黑格尔，他在《美学》中屡次举《安提戈涅》为例，来论述悲剧的本质是统治者的意志、亲属的爱、公民的荣誉等等普遍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合理性和片面性，因而只能通过双方的毁灭达到作为普遍存在的永恒正义的理念的实现。

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那个著名观点——索福克勒斯按照人应当是什么样来写（即写理想化的人物），欧里庇得斯则按照人本来是什么样来写（即写现实中的普通人），那么，为了安葬哥哥波吕涅刻斯而不惜以生命来挑战国王克瑞翁的命令/律法的安提戈涅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人物，她在两难困境面前勇敢地做出了自我选择，在妹妹伊斯墨涅劝阻她时坦言“充其量是光荣地死”，在克瑞翁的指责和威胁面前宣称“我除了因为埋葬自己哥哥而得到荣誉之外，还能从哪里得到更大的荣誉呢？”

安提戈涅以高度的主体精神捍卫了人格尊严，维护了伦理理想（以及民主原则），正如别林斯基在阐释古希腊艺术精神时所说的那样，“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面前，却通过对命运进行英勇而骄傲的斗争找到了出路，用这斗争的悲剧的壮伟照亮了生活的阴沉的一面；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可以把他打倒，却不能把他征服”（《<智慧的痛苦>》）。

而在我看来，“山林三部曲”中所谓的“巨大庇护”，正是这种“斗争的悲剧的壮伟”，也就是理想主义；孙频在三篇小说中塑造了一群大山深处的安提戈涅式的形象，尽管他们都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这堵高墙的阴影却难以遮掩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光芒。

《以鸟兽之名》里的游小龙，仰慕古代隐士式的“风雅”之人，以“慎独”作为对自己起码的道德要求，从来到县城上高中那天起就试图“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人格”，乃至认为“最理想的人格里必须要有牺牲精神，而且是为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牺牲自己”。他的一生，也便是追求这种“理想人格”、以及竭力同自己背离这种“理想人格”的念头与行为斗争的过程。然而他的种种努力却难免有“走火入魔”之嫌，以致于显得不近人情，有悖常理，近乎古怪与滑稽。而当他终于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去变成一个更理想的人时（例如他忍不住会拿“带壳的食物”来偷偷下酒），他赖以支撑自己一辈子的信念崩塌了，进而想到以死亡来终结这种徒劳的努力。

《骑白马者》中那个始终没有露面、只存在于人们口口相传中的“田利生”，不像刘天龙那样“认命”，也不像田中柱那样自诩“喜欢自在散澹”“图个高兴”，白手起家进城打工，挣到大钱后回阳关山建起了寄托自己理想的“听泉山庄”，却又很快败落，不知所终，身后留下的只有人们的传说、抱怨和詈骂。

《天物墟》中那个“似乎很少睡觉，也很少吃东西”、不似凡间之人的老元，原本初中毕业后注定要落得和其他山民一样的境遇，却因为偶然接触到阳关山间丰富的文物资源，从此便将一辈子心血倾注到文物的搜集、研究和保护工作之中。他对文物价值的理解迥异于旁人，更不会借文物牟利，因而备受山民嘲讽乃至敌视……在这个金钱成为“僭主”、一切都以其为衡量标准的时代，贫穷成了原罪，追求富裕则是新的律法。最大限度地追逐物质利益和享受，做一个俗人、特别是像田中柱那样“自在散澹”“图个高兴”的俗人，似乎成了被混乱的社会道德伦理所肯定的行为，而潜藏在此追逐过程中的种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也便因此被默许，具备了某种“合法性”。

而游小龙、老元、田利生的所作所为，恰似挑战克瑞翁律法的安提戈涅，谨守着传统伦理最后的荣光。只是他们的力量太过单薄，与世俗的力量不成比例，就像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地被时代和命运的巨掌捻得粉碎，对手却毫发无伤。他们的遭遇不符合最正统的“悲剧”定义，但却因此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悲剧”。

在收入《以鸟兽之名》的三篇小说中，贯串着孙频对“时间”这头巨兽的独特认知。它体现于方言中积淀的几千年前的远古文明，体现于“听泉山庄”和山间庙宇的废墟，体现于阳关山上沧海桑田的变换，体现于大山里层层累积下来的沉积岩以及岩层间的化石，更体现于“天之高，星辰之远，而人事渺茫”。星河浩瀚恒久，人世荣辱转瞬即逝，但与这星河恒久共存的，是游小龙们安提戈涅式的荣光。

稿件编辑：张滢莹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