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中国的C选项

针对美元问题的困扰，专栏上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路径设想：“不远离美国市场和美国资源的同时，远离美元问题”。也就是表1中的C选项。

毫无疑问，这是最理想因而也是最难的选项，它要求鱼和熊掌兼得。要实现这一目标路径，我们首先得知道从哪里出发，也就是搞清楚现实情况：

其一，美国一定会维护它的经济霸权，在全球经济秩序和规则的调整中，硬塞进它自身的利益诉求。

就此而言，特朗普们与拜登们仅在“塞”的方式上有所差别，本质上并无不同——任何影响美国实现单边利益诉求的因素和行为体，都会被视作“对手方”，并贴上“规则破坏者”的标签。对于潜在的赶超者，对于美元体系可能的改造者，华盛顿一直存在共识，那就是打压与遏制。现如今，在美国看来，中国就是最大的对手方。

所以自当选以来，拜登政府虽展现出重返多边主义的外交姿态，但针对中国的“实体清单”还是越拉越长，而且注重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等“友邦”的协调，有选择性地“去中国化”。

其二，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持续上升，对外关联程度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例如，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进入SDR，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的第五种SDR篮子货币，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以2016年为起点，我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的全球份额、人民币被国际接受度等，均呈现上升的态势。

数据来源：Wind

于是，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两国就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The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a problem itself （问题的解决方案本身即构成问题）。

对美国来说，与作为世界大二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占比17%、进口全球占比20%、出口全球占比20%以上的中国“脱钩”，自己也很难全身而退。毕竟，中国不是苏联，中国的发展内生于全球经济体系，深度嵌入在全球价值链中。

对中国来说，要顶住美国的压力，坚持自身既定的发展道路，同时还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更非易事。前面也说到了，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得益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化，现在这一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我们知道，中美合起来约占全球经济的40%，那么对于双方而言，藉以化解困境、在战略竞争中取得先手的关键，就在于中美之外的那60%了——谁与这60%的经济往来更密切，谁能给这60%带来发展的空间，谁就占据了上风。

中国在2013年就提出“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倡议，截止2020年，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360亿美元，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近6400亿美元。美国也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重返”亚太，筹谋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时期则直接诉诸“毒丸条款”，绑定其他缔约方一致“排华”；到拜登上台，更联合G7其他成员“重建美好世界”的倡议，布局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相抗衡。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不远离美国市场和美国资源呢？历史上是有过这样的先例的——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是日渐式微的大英帝国，为挽回颓势，而采取“帝国特惠制”，亦即放弃非歧视性的贸易原则，转而要求殖民地给予英国独家贸易权；另一方是经过“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刚刚完成“二次建国”的美国，在歧视性贸易体系的压力下，坚持自由贸易的主张，并于1934年出台《互惠贸易法案》，确立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双方于1938年签订《英美互惠贸易协定》，互相都有让步，而美国所倡导国际贸易原则进入协定，为最终突破“帝国特惠制”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美竞争甚至是交锋的这一过程中，双方的经济关联度并没有下降，反而是增进了。今天的美国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正在做出类似于英国当年的调整；那么对于中国而言，也不妨向当年的美国借鉴一二，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联系——亦即在美国逐渐趋向“排他性贸易”时，全力促进非歧视性的跨境经济往来。我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完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等，都可视为朝向促成全球化新共识的努力。

与此同时，“远离美元问题”则有赖于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引导水到渠成，却忌讳拔苗助长。要促成全球化的新共识，一种做法是单方面地给全球经济提供“补贴”。在这方面，二战后的美国也提供了一些经验，向欧洲抛出的“马歇尔计划”、为日本订制的“道奇计划”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美国给欧亚战后重建的“补贴”，内容包括资金、货物、服务等各方各面，既给钱、给物，还给技术、给点子。而作为补贴的偿付机制，美国在经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过渡之后，最终推动形成了现在的美元体系。说白了，该体系给予美国的铸币税红利就是对美国的偿付，非美国家面临的“美元问题”实际上就是支付给美国的成本。唯有如此，才可持续。

对中国而言，要想促成新的全球化共识，就要承担更多大国责任，包括向外提供“补贴”。面对美国的战略竞争和遏制，这一进程的难度或将近乎“不可能”，但应该看到，历史的窗口期已经打开，能否达成最理想的“C选项”，取决于我们的答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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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容，经济学博士，就职于大型金融机构，著有《思考中国-美元逻辑下的中国角色》、《中国经济这些年——关乎你财富的八件事》、《增长的奇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