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艺术在城乡接合部的反省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2016-02-16 14:0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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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春节前后,我们或许会感到,城市里一点点变得空荡荡,又一点点重新拥挤起来。而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这种空间,城市的这种呼吸吐纳才是最为剧烈的。
这些城市空间承担了重要的功能,是低收入打工者的落脚地。人们在此生活并由此出发,为城市中心区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亦有来自民间的研究者,对此类空间进行探究。譬如深圳的“岗厦罗生门”和北京的“六环比五环多一环”(5+1),感兴趣的人可以申请相应的项目,获取资料或体验,用学术或艺术的方式,去研究深圳岗厦城中村、北京五环外的地方到底发生过和发生着什么。
2015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期间,UABB发起了一期“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博弈研讨沙龙——深圳/北京的双城观察”沙龙,上述两个项目的发起人,试图探讨各自眼中那些重要而隐秘的城市空间。
以下主要是围绕北京“5+1”项目的探讨,整理自本次沙龙实录。


李一凡(“5+1”项目发起人之一,四川美术学院老师,艺术家):
我们发起的项目是,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5月,有七八个月的时间、40个小组的艺术家,对北京五环、六环这个空间里人的居住情况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强调以艺术家身体、艺术家感知的方式进行。换句话说,艺术家和现实的碰撞、遭遇,没有严格的学术背景,不是强调文本、强调逻辑的调查。
我们的项目完全开放。虽然需要以“艺术家的方式调查”,但不要求来的所有人一定是艺术家。

以前有相当多的艺术家住在五环、六环之间的草场地、宋庄附近、黑桥、费家村那种地方。但后来,我们发现,这里产生的大量艺术项目——其实是所有艺术项目,和当地的原住民或居住者,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我们自己在黑桥做过活动,艺术家住在一条水沟的东边,村民、外来的打工者在这条水沟西边,艺术家所有活动就在那个水沟边上,却从来没有跨越过这条水沟。
我们的艺术从1985年发展到现在,各方面都遇到问题。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些突破艺术被桎梏的办法。
有的人在从历史中找元素——当年有很有名的展览,所有人把油画画成国画,什么都弄成国画的样子;还有另一部分人走到语言学的方向,每天就去反对二元对立、反对意识形态,把西方特别早的时候流行的冷抽象、早期的具像表现主义等等拿出来做,成为这一类的主流。
在这个背景下,2008年以后中国的艺术家,跟以前不一样,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那么,我们能不能做自己的事,是一个挑战。自己的事是什么?我们觉得,是当下的问题。今天正在发生的现实,应该和我们的艺术有关系。
今天整个圈子里更流行的是,以一种纯粹的语言学的方式,从一种景观化的历史或符号化的历史中找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住在水沟东边的艺术家从来没有去过水沟西边。
2013年,我跟二楼出版机构的人一起去过五环、六环之间的皮村。你没有办法想象,离北京那么近的地方,有那么多的外来人居住,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非常混乱肮脏。原住民只有一千多人的村,住了两万七千人。刘伟伟去的北四村,是四个小村合在一起的村,原住民大概五六千人,现在住了十二万人。
北京现在雾霾很厉害,五环、六环之间这样的每一户人都需要一个炉子取暖,他们都没有集中供暖。皮村两万七千人,我猜会有将近一万个小烟筒在那儿冒烟。那种地方让我非常不安。北京城里面搞卫生的、端盘子的、卖菜的,低端服务都是这些人在提供。但北京四环里的人根本不知这些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首先,我们希望这些事情,被四环里面的人看到;另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能真的用身体遭遇这些事情,进而把这个地方的特征、把这些事外化出来,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地方。
葛磊(5+1项目发起人之一,艺术家):
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样。它的五环路是一条政府承认的、非常明确的城乡结合部的界限。很多城市政策都围绕着这条线来制定,比如大型货车不能进入五环,每日被限制行驶的小型车辆不能进入五环,五环以内不能饲养大狗……等等。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2014年10月启动、2015年6月底结束,共有40组大约51位艺术家参与。(具体项目列表略,其中包括我们发表过的长辛店、建新庄村)
李一凡:
我们这40个项目,对每一个艺术家或每一组的要求是:在这个村要待十天以上,每天要发八组照片,直播在这个村的遭遇情况。二楼的公众号一直转播这个东西。
主持人(杨阡,深圳市胖鸟剧团的艺术总监):
为什么我们要不远千里把这些人从北京运到深圳来,把这些项目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里跟大家分享?光是分享一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吗?我相信这个问题所有人都会有。作为主持人,我先把我的观点抛出来。
这个时代信息爆炸,选什么样的信息提供给公众,这件事本身就是对研究者或艺术家的挑战。大家都知道深港双年展,我相信,双年展被定义为一种大型的文化事件,它的重要性是推动城市,或驱动城市发展,它略微兼有保护旧建筑的价值,但肯定是要驱动城市发展。
我认为,不管深圳“岗厦罗生门”还是北京“5+1”的活动,不能把它定义为文化事件,我愿意把它定义为精神性事件。文化事件有一个很直接的、某种功能性的目的,但这里我们所有艺术家做的几乎是非艺术家的工作,他们用非职业研究者的身份做调查,不是要把这些作为自己的素材进行创作,这显然不是一个所谓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和基于什么样的目的让艺术家们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去创作或是做一件事?某种意义上,他们想让一个不正常的行为出现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以至于让媒体或让普通的人感到惊愕。但是,这个惊愕的价值何在呢?
我觉得,我们得从精神的层面去思考。精神的事件是什么?我今天中午听到了一个故事,它足够说明什么是精神性事件。有一位老先生今年已经90多了,有点半植物人的状态,他在床上天天挣扎,家人也不愿意他去世,他可能也难受,所以就经常翻滚,他的智力据说已退化到孩子的程度,为了让孩子不要动,我们会说一些让他害怕的东西,可能是警察来了,或者是狗来了、白胡子老头来了。而对这位老小孩,家属们最后偶然知道了什么能震动他——告诉他书记来了,他就不再动了。精神性事件属于这样一类东西,平常隐蔽得很深,需要一个很偶然的情况才可能发现它,而它对你整体的生活具有致命性的影响。
我相信,我们的艺术家现在正在做的是这样一类事。我们把这些艺术家从北京请来,希望跟我们分享的是一些精神性事件,而不是有着具体的功利目的的文化策划等等。这个时代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性事件的振动。
大家可以分享你们各自的经历。
刘伟伟(“5+1”项目成员):
在北京的五环、六环之间的西北角,有一个村叫北四村,是昌平区史各庄、定福黄庄、东半壁店、西半壁店四个连成一片的村子的合称,随着海淀区唐家岭、昌平区沙河镇等地的拆迁改造,人口猛增,现在或许是北京市最大的外来人口居住的村子。在这里居住的人,数字超过12万,但到底有多少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进入到那个村子,我也很难获得详实的数据。
我这十天有许多遭遇。比如,刚进去时,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找一个住宿的地方,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把每天的遭遇通过网络的方式直播出去,下面会有人评论、转发,二楼也会有定期总结供大家交流。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要外出的时候遇到的。附近是一个地铁站,但这里的人从住的地方绕出去的时候,要翻一堵墙才能到地铁。里面住着的人,以在中关村、上地附近工作的年轻人为主。
我直接去调查了这个墙的成因,它与镇城建办、跟村委之间的关系。在网络展示、现实冲突的过程中,很多问题就直接暴露出来了。
为什么有那堵墙?北四村是由四个村组成的,其中东店以前是一个大厂房。有无数的人涌到北京,买不起里面的房子、消费不起里面的生活消费,只能聚集在有地铁站的地方——比如东店,是离地铁站走几步就能到的地方。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工厂改造成的宿舍区。原先是一个厂房,后来当地人为了做生意,改造成宿舍。这里住了大概一万人,非常密集,像一个小县城。北京在地机构要把这块地卖掉,公寓区不久就要拆迁,让村里更好地规划,让经济更好地发展。
它建了那堵墙之后,住在厂房区里的人出去走到地铁站,要多花费半个小时,这对一个上班族来说代价非常大。考虑到北京的地铁有多挤,北四村的地铁站,早上根本挤不上。有的人为了赶上地铁,就得买摩托车骑。有的人不愿买摩托车,可能唯一办法就是从这里搬走。他们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让你搬走,之后好搞开发。但这些人搬走了之后去哪儿,是不是聚集到其它村,这些事从来没有人管过。
在北京,如此高大上的城市,这么多人的生活,没被我们看见、没被我们所知,是完全超出一些人想象的存在。
恰恰这群人的身上,又寄托着这个社会里基础的一些生产关系。比如说,在北京二环、三环上班,但住在五环、六环之间,这些人每天上班成本都非常高。我去的那段时间,北京地铁涨价,村里有朋友跟我说,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光地铁的成本,每个月要增加两三百块钱。作为北京最底层的人,他们挣来的钱已经不能满足生存和消费了。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管理者还要把居住这么多居民的村子拆掉。你会看到,从特别具体的一件小事上、一堵墙或一次应聘上,能呈现北京这些地方生存的人的状况,间接折射出一些不合理。
主持人:
艺术家项目的成果改变了这个情况吗?希望听听艺术家对自己做的工作的评价。
葛非(“5+1”项目发起人之一,艺术家):
很难做评价。这个项目讨论期超过一年,我们几个发起人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即使改变不了,也有实践的空间:对内,是对艺术的影响或推动;对外,是在社会层面,想看艺术家的工作会起到什么作用。
项目运作前后加在一起有两年时间,也把媒体作为工作手段之一。我们觉得,媒介是艺术家在中国当今社会语境下最有效的一个基本点,让更多的城市精英,包括生活在城乡接合部的人,去认识这个点。
我们能够推动的,其实是让各种努力、实践汇成一种洪流,让它逐渐改变,我们也在往这个洪流里面聚。
主持人:
我注意到艺术家群落对这个项目的一种愿意参与的强烈兴趣。究竟是什么样的驱力让你们做这样的选择,有很多艺术家也在体制内,跟你们的研究或申请资金完全没有关系,你们为什么非做这样的事不可?
靳勒(西北师范大学老师、甘肃石节子美术馆馆长、石节子村村长):
为什么要参与这个项目?这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我所在的石节子,也是一个村庄。我上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做当代雕塑,2000年离开北京回到兰州教学生。在北京、兰州、石节子三地来回,我想能否让艺术跟这个村庄发生关系。2000年到2008年,我想清楚了。我把这个村庄作为一个美术馆,石节子美术馆2008年成立,到现在有七年时间。我们每年把一些艺术项目、把艺术家引到村庄,或者让村民到其他地方交流。
“5+1”跟我做的项目有好多共性。艺术家要做艺术,那艺术在今天还可以做一些什么?“5+1”的发起人,就提到了五环跟六环之间的区域,这里有本地村民,还有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村民。核心是,让艺术家在这个区域内去做村庄的调查。我当时一听,特别兴奋。
我为什么选择调查厕所?石节子这个村几千年来厕所没有什么变化,我想看一下,北京城中村的厕所到底跟石节子村的有什么区别。
我是去大兴区的西芦城村。我发现,与石节子村特别大的一个区别是,西卢城村的厕所全部在室外,比较小、简单、门都是挂锁的。每个门上都有锁,甚至有的上面写了好多文字。这个村子外来人口太多,有当地户口的不到两千多人,可是真正居住的有三万多人。所以,厕所在这个村子非常重要。有好多外来的村民,一着急就偷上私家厕所,成了一个习惯,中国人有时上厕所不讲究,非常脏乱差,所以大部分都是上锁的。他们写的留言是特别不堪入耳的骂。
我自己调查了441个厕所,公共厕所是8个,公共厕所更加不堪入目。
我想到李一凡老师说到的黑桥。黑桥聚集了中国好多艺术家,也聚集了好多村民,结果艺术家跟村民没有任何关系,这么好的一个条件,为什么相互不发生关系?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今天的艺术思考的——大家都搬到一个成功的方向,或所谓自我的方向,让自身脱离群体。当我们说到平等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是让我们去思考的。艺术家通过亲身感受跟经历,介入这样的村里,跟村民揉在一起,这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刘伟伟:
就我个人而言,艺术本来是问题发生地的部分,不是说我们要重新把它挂在墙上,或按照以前的审美模式,去按部就班。
我之前到广东调查了一些关于工商的项目,后来是“5+1”北四村一道围墙的问题,再到后来西安的出租车司机自己要组建公司。你会发现,在这些问题中,艺术同样有发挥作用的关系,它实际是关于权利的平衡。
北四村里的墙,限制了人交通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提及这种权利?我想,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提及这种权利,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进而通过媒体化的传播过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对我个人而言,参加北四村的活动,是去做证据链上的一部分,通过一连串证据链的展示,发现我们的社会发生什么问题,政治权力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人权利贫困的时刻是什么。我觉得这不仅关乎艺术,而可能真的是关系到人、关系到你我、关系到此时此刻的事情。
许志强(广州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师、艺术家,“5+1”项目参与者):
我是广州大学建筑学院的,从广州到北京去参加这个项目。
我是在南边的建新庄村,做了一个测量。那个村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农场宿舍,只有一百来户。我们是冬天过年前去的,那时北京相当寒冷。那边有很多工厂。我们就先找住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有住宿,是浴室,因为北京有很多澡堂的地方,我们进到浴室,问有没有住的地方,他说现在不能住,以前晚上澡堂的人走掉了之后,十块钱一晚上可以住在澡堂里,现在管得比较严,不能住了。我听了心里很恐惧这种环境。后来我们再去找,找到一条走廊,两边房子十来个,很小,大概八九平方米。一个房间里一个地铺床,里面堆满了生活用品,地上、床上都是,住了好几个人,我们看到这个环境也觉得特别难居住。但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我们也要住在这个环境。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村边上的住房,大概90块钱一天,一个很小的房间。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和打工者一样,必须在这个环境里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是很多群体都可以自发去做的事情,由此把我们生活里面的困境都呈现出来,而不是通过跟政府合作的调研形式。
我们每天进入这个村子调查。外来人进入一个村子里非常困难。我们在村里拍照,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有两个保安走过来说你们是干嘛的,为什么在这边拍照。我们说,是从广州过来做调查的,想做村落的调查。他说这里不能随便拍照,不是你们想拍就拍的,再拍就没收了。
我们在南方,对此感受应该没这么强烈。村子进去有保安亭,村子的末端也有保安亭,整个村子的管理非常严谨。所以我们就撤退了。
后来,我们走到一片比较平民的地方——当时农场的宿舍。这个农场宿舍是有一百来户的地方,但过年前已经很少人,因为是打工者居住。这个农场宿舍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青在这边开荒时住的,对面就是当时他们的农场,后来农场改制,住房卖给了当时的职工。我们想看看大概五六十年代的农场宿舍是什么样规模的,现在已经改造得很厉害了,他们为了生存,就把屋子改造给打工者居住。
这里的环境特别糟糕,到处是垃圾。他们的住房,一排房子过来大概住了五六户,房子跟房子之间是一个墙,轻易不能重建、拆除,因为拆了这家旁边这家必须要拆,要重建它,必须整排房子重建。
他们的居住环境特别糟糕。他们经常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天子脚下最次的地方,因为刚好是五环边边的地方。夏天一下雨,外面的公路已经涨起一米高——这个地方根本没人管,所有雨水往屋子里灌,所以一到夏天就开始抗洪,排水管道特别糟糕也没人管。
我们一进这个村子,他们就知道有外面的人来。我们没办法做调查,他们不相信我们。前面一两天,我们是根本没办法跟他们做交流、做沟通的。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参与者,挫折感特别强。我们在那边耗了好多天,每天进去跟不同的人碰面,他们知道有几个人到这边来做村落研究。慢慢就有一两个人说这样子吧,到我的房子里面看。
这个过程让我们体会很强烈,身体进入一个很陌生的环境里,怎么样跟别人打交道,怎么样在十天里快速反应。我觉得这是艺术家跟一般社会调研很不一样的地方,你面对的是很真实强烈的反应。
我们首先做了房子的测量,考察它的改造过程。我们进入房间,看到他们生活的环境,用测绘的方法,去测量他们生活里的物件。我们找了两个房间,一个是租户的房间,一个是房东的房间,我们对房间里的物件做了很详细的测量。租户跟打工者、跟原来的房东之间的生活环境、物质条件,通过这种方式去呈现。
这起码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原来我们的朋友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事,到一个村子里,也看到这样的东西,或者可以有其他专业的方式,去呈现看到的环境。
主持人:
有一些问题,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来自观众,我们的艺术家是否能代替公共媒体,你们能把这个影响扩大到多大?二是来自一些学者,你们冒充社会学者来做这样的调查,是不是有失学术的严谨,是不是有一点冒犯了社会学的尊严?你们能否回答这样的问题。
满宇(“5+1”项目发起人之一,西安美术馆副馆长、策展人):
我回应一下。一是关于媒体,我们在媒体的曝光率非常高,这个项目进行过程中传播也非常广,甚至我老家的人都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我的三姨是湖南一个县委的人,这个项目经营到一段时间之后,她问我北京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地方。
我想解释一下我们对媒介的态度。现当代艺术一定要面对我们现在的语境,来重新组织我们工作的逻辑。也就是说,现当代艺术实践是在整个社会秩序的链条当中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社会秩序生活当中,让自己获得自由——对我来讲,这是最关键的。在这里面,我们可能会组织这个秩序,我们要批判这个秩序,我们要改变这个秩序。
“5+1”项目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吗?我想回答,我们是做到了,但“做到”不一定是真把这个村子的墙拆掉这么简单。最初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一个讨论:在现在的语境当中,当代艺术应该如何实践。在我们的当代艺术圈中,它是面对资本实践的,或者说,面对以前的艺术史知识进行实践的。他并不理解,艺术的实践是要面对我们现在的生存、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知识的产生并不是通过知识来生产知识,而是通过我们的处境、通过我对处境的回应、通过实践来产生知识。
我们能改变什么?我们能改变生活中大部分人对此一无所知的状况,改变他们在审美上的态度。再说得小一点,这个项目也改变了我。作为艺术家,我也住在五环外,我跟他们住在一起,早上也会买包子吃早餐,我以为我了解他,因为我每天也看见他了,其实我并不了解他。
其中一个艺术家做的项目是,十天跟踪了不同的人,记录他们每一分钟的动作。他每天的记录大概是两万多字。我从中看到一个卖包子的人整天的生活,我真没想到他是这么过日子的,跟我们太不一样了。我觉得,他的生活就跟监狱里一样,每天六七点钟就得睡觉,因为早上三四点钟就得起来准备东西,他不可能有其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对艺术家来讲,我们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
作为二楼出版机构,我们要去探班,经常会去艺术家工作的村子走一走看一看,这个过程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也不为过。虽然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但我对北京根本不了解。我的眼睛都盯着三环、二环或四环,或是艺术圈里的工作。我觉得,这样一个项目,不管对艺术家,还是对这个社会的群体,都很有意义。特别是在北京,城市在中国各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资源非常集中,但很多东西是不愿意被人看到的。
像这样的村子,没有人去做过研究、报道吗?也有。但没有人去关注。而艺术家用他的方式,吸引了大量观看。
我再回应第二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规定是这样的:艺术家要去村子里面不低于十天,每一天要发八次图片直播过程;在这个项目当中,手法要具有调查的元素。
我们这两个设定,讨论了非常长时间才确定下来。我们最担心的,是艺术家跑到村子里,把村民的状况当做创作素材,就是消费苦难、消费新奇的东西。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说不准艺术家进村子里做作品,后来觉得这个规定有点过了。
当代艺术圈里,流行的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美学,目的是生产一个符号,不管什么样的作品,装置也好,录像也好,平面的绘制也好,表演也好,都是为了生产消费。或者说,看重艺术的经验、作品全部来自艺术史的经验——为了跟其他人有一个区别,我来发明一个新的玩意儿。这是普遍的情况。
即便是为了避免艺术家把这里当做作秀的地方,比如在那里裸奔一圈出来了,这种限定也是很有效果的。
“具有调查的元素”是什么意思?这只是一个手法,艺术家完全以个人的经验,或美学、身体的经验,在现场遭遇的过程当中,直播他的感受或见闻。项目中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调查,狗的帮派、同性恋人群等。
我们后来才明白,这才是艺术,是当下真正艺术家该做的事情,而不是那些装置,美术馆里面挂一张号,在美术馆里制造一场人工的下雨。不是这样的东西。
主持人:
我非常欣赏这样的一个艺术态度,我当时看到的报道里,曾有艺术家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当今的艺术圈,叫“无用的新贵”。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在点上,今天很多所谓文化实践创造了一批无用的新贵,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警惕。这也是我一开始说,可以把这件事从一个精神事件理解,而不是从社会事件或文化事件理解。
提问:
不仅是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地方,城市和乡村都在剧烈演变,包括北京五六环之间,或深圳的城中村,真的适合保留吗?很多农村在衰退,难道不是一种更合理的现象吗?我希望能够思维多元一些。
满宇:
首先话题被转移了,我们的项目里,讨论的不是拆迁与保留的事,讨论的恰是关于人性的问题。我们的城市、整个社会都在历史几千年中拆拆散散,这是地球的规律。但问题是,这里面人去哪儿了?如果是我,我一定会从人讨论:他过得好吗?
不是说房子一定要拆或不拆,而是在拆卸过程中,住在那里的人怎么办;他生活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艰难,是什么造成的,这种样式让人生活得舒服还是不舒服?是这样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如果不是为了讨论人的生活,我们讨论这些规律干嘛?
做艺术也一样,我跟其他艺术家交流时,我反复讲,你要当艺术家做什么?要出名?要为自己的生活赋予一点意义?那么,现在的艺术是没有意义的,你又要怎么办?如果回答我就不做了,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做法。还有一种回答,是要重建当代艺术实践的意义。我觉得“5+1”就在做这样的事,去回答在当代语境中,我们如何重建,做了什么真正有益的事。
艺术家的身份,这也是现代社会秩序分配给我们的。我们对它也要警惕,因为这个秩序本身是不平等的。审美是权利秩序的表征,它是有阶层的。把高大上的项目放在美术馆,然后一群人拿着红酒围着它吹。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刘伟伟在上海碰到过一个剧场的项目,都是关于底层的戏剧,结果工人不能进去看,因为他要花很多钱去买票。这是搞什么呀?我就说这个。
李一凡:
首先我在某个方面是赞同拆,但要分两个方面。我觉得能够拆。以前拍纪录片,我在拆迁现场待过一年。在五环、六环,我们也看到污水横流、非常脏的地方。
说实话,我们的农村有非常多的前现代地区,联合国都说了,这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有大量这样的地方,不拆也不行,真是没法过。
我在奉节待过一年。三峡拆迁时,没有人不愿意走,没有一个老百姓愿意待在那个破地方。我们讲诗城、诗意,但老百姓烦死那个地方了,那里没有任何公共投入。但老百姓也不愿意走。因为老百姓处于原子状态,没有办法形成共同体,跟政府也好,跟资本也好,没有办法进行博弈。
我们所有社会资源都在大城市,年轻人不来北京、深圳挣一万块钱一个月,在老家只能挣一千块钱一个月,他宁愿在这儿做贫民也不愿回去。政府也面临一个问题,这里那么糟糕,不拆会面临问题。但拆就面临人往哪儿放的问题,处理这部分人之后,还有更多的人来。资源分配那么糟糕,自然会形成这样的情况。最好的医院、大学全在北京一环、两环、三环,它就环出去了,没办法,所有人只有到那儿看病,只有在那儿工资高,只有那儿小孩才能上好大学。
我觉得,这种根本性的问题,规划的人也好,艺术家也好,谁也没辙。我们对此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不能决定,甚至不能改变这件事情,但我们可以从审美上贬低这件事情——我们只能这样看这件事。艺术家可能像神经病一样,但他是在贬低那件不人道的、她说的缺德的事情。
今天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和“岗厦罗生门”有一个共同的、特别有意思的点:我们怎么看到人。其实拆不拆,谁说也没用。我们啥也做不了,我觉得只是让大家看到人的状态。我们可以做一点点的审美的改变、伦理的改变。
马立安(人类学家):
我补一句。我们说的是一个个体的历程,但是我觉得两方能做到今天是因为学会合作。我想强调的是,除了修改审美之外,我们也在寻找不同的合作方法,因为只有合作才能推动世界,我觉得除了审美之外还是要学会新的合作方法。
靳勒:
刚才说到拆的问题,我深有体会。我们村里有一户,自家挣了一点钱,他认为房子旧了要拆。拆之前,我说你要盖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他说要盖一个楼房。当时我跟他沟通,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村能保持一百年前的样子,实际上就是修复,尽可能保留下来。结果这一家人,我跟他私下聊了七八次,我说这个土房子也挺好,你可以把它里面改造得好看一些。结果半个月之后,我回去,发现他已经拆了,盖了一个二层楼房,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二层,二层蓝皮房子,彩钢顶。以他的审美来说,那是很好看。他认为土墙不好,我们西北地区都是土墙,还有泥皮墙。
结果,现在村子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这个蓝房子不好,他自身感觉倒挺好的,而且居住条件好了。这里还有一个成本问题,他盖那个蓝房子实际上才一万多块钱,要盖成一个砖房或传统的房子可能要花五六万块钱。
很多人说你们村要怎么样整体规划。我说,我还得尊重村民。就是说这里我有多少权力,我认为,我也没有这种权力,去阻止他盖这个房子。
我们去做艺术,然后让艺术深入最底层的村民。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好多问题,就是你有你的审美,村民自身也有他的审美。这里面谁来决定谁的审美是对的?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马博士说的沟通、合作,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澎湃新闻王昀根据沙龙现场记录整理,未经发言者审订)
责任编辑:沈关哲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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