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与新城·松江｜陈江：从棉布和文人画看海派文化之根

任何一个地区最新的发展，其实都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可以说，传统为新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丰富资源和珍贵的历史经验。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没有历史和文化，那就是没有灵魂的。基于这一理念，我想从三个方面讲一讲有关松江的历史与文化。 

第一个问题，从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的角度谈松江的发展，以及与整个上海地区的关系。

先秦时期上海地区地图

首先我们从古地图上来看，先秦时期，整个上海地区先属吴，越灭吴后属越，楚灭越后属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东南一带设置会稽郡，在郡之下的二十多个县中有娄县、由拳县、海盐县，而现今上海地区，大约就在上述三个县的范围内，西汉时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东汉时期上海地图

东汉时有所改变，中央政府划出原会稽郡的一部分，即今苏南、浙北的一块地盘，另设吴郡。上海地区转归吴郡的管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吴郡的地域范围与后来习称的江南地区核心区域，即环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是重合的，所以我们现今的上海地区毫无疑问属于江南的核心区域。

唐代时期上海地图

到了唐代，中央政府于天宝十载（751年）设华亭县，上海地区始有独立建制的行政区域，唐玄宗时华亭县归吴郡管理，郡县制改州县制后，吴郡改名苏州，上海地区又归苏州管辖。五代及两宋时期，上海地区转归秀州管辖，秀州南宋时升为嘉兴府，即今浙江嘉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

元代上海地区地图

下一个重要时期为元朝。1277年华亭县升级为华亭府，次年改名松江府，后来又分出两个县：华亭县、上海县，由此确立了上海最早的一府两县行政区划格局。明代，划出华亭县和上海县的一部分区域，设立青浦县，变为一府三县。清代，又先后设置南汇、奉贤、金山、川沙诸县，华亭当中则划出了娄县，形成一府八县的格局。到了民国时期，松江府的行政区划被撤销，原先的各个县都归江苏省管辖，娄县并入华亭县，华亭县改名为松江县，而松江区的前身就是松江县。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直辖市除了管辖原先松江府属下的几个县，还加上在清代属于太仓州的三个县：嘉定、宝山和崇明，所以到了1958年的时候，整个上海直辖市就成为一市十县的格局。后来上海市属下的所有县都改成区，而市区又作了调整，所以2016年以来，形成今天上海一市十六区的格局。

松江无疑是今天整个上海区域历史最悠久、文化资源最丰富的一个区域。西晋时，出生于松江老城一带的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即以“云间二陆”闻名遐迩，而“云间”作为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地望为人熟知，迄今至少已有1700多年。而以唐代设立华亭县的751年起算，至今也将近1300年。如果以上海开埠为界，也就是说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从华亭设县之后的1100多年中，松江老城一带作为整个上海区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发生过位移。

另一方面，松江地处吴越、江浙之间，松江既属江南的核心区域，又是沟通吴越的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就后来所说的江南文化而言，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但现今研究江南文化的学者又多承认，同属江南的古代吴越、后世江浙之间，文化上确实还存在一些差别。大体而言，吴地文化受中原影响多一些，苏州一带更显精致、典雅，相对内敛一些。生成于浙江的越地文化，可能因为靠山近海，文化上似乎多几分勇悍，多几分务实，相对外向一些。而我们上海恰恰处在吴、越、江、浙之间，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归属也在两地间摆动，所以能够兼取吴越的长处，历史上的松江人可能比苏州人多几分冒险精神，但可能比浙江人更含蓄一点。显然，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在松江一带是很有历史渊源的，所以我认为在上海滩上能够发展出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标志的海派文化，与松江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很有关系的。

时至今日，长三角一体化的联动发展规划中，中央提出是以上海为龙头的，而经上海去沟通江浙以及安徽一部分地区，松江正好也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上，依然可以起到地理上的枢纽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回顾一下松江的产业结构，以及手工业上的一些特点。 

松江历史上最重要的产业结构变化，就是在传统农业粮食种植基础上发展出了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我们从历史记载可以发现，棉花种植大约在南宋晚期，就已经从海南、福建、广东一带传到江南地区，而最早落地就在松江。江南一带最重要的植棉地区，包括今天常熟、太仓一带，棉种最早都从松江引进，松江可以说是棉花引进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对整个江南的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起了扩展和推进作用。到了明代，松江已经成为当时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松江所产的棉布，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非常好，行销全国各地，所以当时就有“吾松以棉布衣被天下”的说法。在18世纪到19世纪前20年，松江的棉布还远销海外，一直运送到英国、美国以及南美的一些国家，很受当地的欢迎，可见松江棉布的盛况。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棉纺织工具——线架 

其中特别要讲到松江棉布的质量问题。棉布不仅产量高，行销全国，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粮食生产，而且松江布之精美也是遐迩闻名的。松江棉布轻、美、精、软，深受人们的喜爱，一些著名的品种还成为贡品。松江布主要有云布、绫布等品种，李绍文的《云间杂识》记载：“近来云布有极精者，花样既新，色亦娇媚，每匹价至三金，四方争购。”当时的棉布什么价格？一般的白棉布一匹就是一钱五分到两钱，而松江云布最精美的一匹可以卖到三两银子，是普通棉布近20倍的价格。还有贡品三绫布，据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尝闻尚衣缝人云：上近体衣俱松江三棱布所制。本朝家法如此。”所谓“本朝家法如此”，就是说从明初太祖以来一直如此。当时进贡给皇帝的松江所产三绫布价格甚至可以达到一匹一百两银子，所以到了明中期以后，皇帝也觉得太奢侈了，就下令不让进贡了。

松江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高度繁荣，给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个，松江怎么会发展棉布产业？明初以来，松江被迫缴纳非常沉重的赋税，仅靠粮食生产难以完税，再加上松江有一些地区不适合种水稻，怎么办？面临这样的不利局面，松江人善于变化，以开放的心态，果断引入了外来的棉花，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对原本单一化的粮食生产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推进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成功扭转了不利局面，使松江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和松江人勇于变化，而且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外来的东西很有关系。松江和江南其他地方一样，都属于“往来纷繁，五方杂处”的地区，外来人口很多，因而江南文化中的一些文化精神或者文化性格，诸如包容开放、勇于革新、与时俱进、顺势而变等等，在松江的历史进展、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也都有非常典型的体现。

第二个启示，松江棉布行销全国，靠的不仅产量高，关键还在于质量很好。松江人能够洞悉市场，顺应市场，勇于改革，勇于变化，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新的花色品种，更由于松江人在手工艺制作过程当中体现出了一贯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与欢迎，经久不衰。松江人在手工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不仅表现在棉布的织造上，包括衣冠服饰、日用器皿等手工艺品制作，都展现出松江能工巧匠的巧妙构思和精湛技艺。他们的产品除了实用性，还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明清时期，大家都喜爱一个地方产品，称之为“苏样”，或者“吴样”，就是苏州做的产品，又实用又时髦，而且构思非常精巧，被人们看作是手工艺产品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但实际上，苏松是连称的，松江地区手工艺制品的精美程度不亚于苏州。明代宣德年间，任江南巡抚的周忱就曾讲过：“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可见，松江手工艺制品的精美以及松江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有历史传统的。 

最后一个问题，讲一讲松江地区艺术文化的成就与特点。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最初在中原地区，经历了晋、唐、宋三次“衣冠南渡”，到了南宋，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江南。故南宋以来，和苏州并称的松江，同样也是人文荟萃的文化高地。现仅以绘画艺术为例，略作说明。中国绘画艺术中的文人画，自元、明以来，实际上已经成为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样式，被人视为文人应当具有的各项才艺，往往在文人画中集中地体现出来，所以世人也常常以此作为一个标志，来评判某人是不是称得上是位高雅的文人。

文人画的起源并不是很早。我们中国传统的绘画，从新石器时代的彩绘陶器和先秦时期墓室帛画、壁画就看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人画，兴起于宋代，而且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院体画不能抗衡，不能相提并论。到了元代，经过“元四家”的倡导，文人画的影响有所扩大，但主要还是流行于江南一带，这个状况一直到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崛起，才出现了一些改观，以沈周、文徵明等人为首的苏州画家，他们所创造的文人画样式，以及所倡导的理论，不仅在江南地区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扩展到全国了。而到了明代晚期，吴门派衰落了，文人画的创作中心转移到了松江。 

陈继儒的书法墨迹

董其昌书画册

松江最著名的文人画代表画家，就是董其昌、陈继儒这些人物，他们不仅是松江画派的中坚人物，而且成为全国文人画的领袖性人物。他们在理论上提出的所谓“南北宗论”，尽管我们今天是有争议的，但在当时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都非常推崇并接受这个理论，形成全国范围的影响；而且他们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具有楷模意义的文人画作品。自董其昌之后，文人画终于成为一统天下、独领风骚的绘画形式。这个和松江地区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是有密切关系的。当时受董其昌的影响，松江地区还形成了一些绘画支派，比如以赵左为首的苏松画派，以沈士充为首的云间画派，以顾正谊为首的华亭画派，都在松江这一带，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清代一直到近现代，整个画坛都受到文人画的影响，所继承、发扬的传统，主要源于元四家、吴门画派、松江画派这一条发展线索。清初康熙皇帝远在北京城，一手字也学董其昌，可见董在书画界、文化界之影响。董其昌、陈继儒的理论和实践在整个清代都有极大的影响，一脉相承，一直传到今天。进入近代以后，活跃于上海的一批画家，在继承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绘画的优点，并且切合了近代工商市民的艺术品味和审美情趣，在物象描绘、笔墨表现和色彩运用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海上画派。海上画派为中国绘画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也体现了海派文化的形成。我们经常讲到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进程，从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海派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文化类型。“海派”这个名称最早就起源于艺术门类，有两种说法，其中一说就是来源于海上画派，后来逐渐扩展为整个文化类型或者文化特征的一个代名词，即所谓的“海派文化”。

今天我们总结海派文化的一些基本特点，诸如兼容并蓄，融汇中西，顺时而变，勇于创新，贯通古今，超越传统等。如果我们将江南文化和松江地区文化的特点与之做个比较，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相通、相接的。海派文化的几位最重要的代表性画家，如吴昌硕，在色彩的运用、物象的勾勒上，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近现代的元素，从而创出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从大文化的观念上来看，从松江画派发展出海上画派，正折射出古代的江南文化、“松郡文化”向近现代的海派文化演进的历史路径和历史轨迹。由此可见，总结松江的历史经验，吸取历史上的文化资源，对今天的松江新城和整个上海地区的建设，以及促进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联动，都具有非常深刻的启示。 

（本文系陈江8月28日在上海博物馆与澎湃新闻联合打造的文化项目“魔都与新城：共启寻根之旅”系列讲座第三场“如何认识上海之根？松江——市镇的繁荣：上海市镇古今考”上的发言。本文根据演讲实录整理，经陈江本人审订。文本整理：澎湃新闻记者 王琳杰 实习生 王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