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两百年的《琅嬛文集》抄本是如何被发现的

新发现的天一阁所藏抄本《琅嬛文集》，包括文集和诗集两个部分，所收佚文数量不多，分量却颇重，对于研究张岱、南明史都有重要史料价值。

2015年夏，随朋友同赴宁波天一阁访书。朋友当时要整理姜宸英的全集，因我之前曾数次往来天一阁，于彼处情况较为熟悉，拉我同往。当时我知道天一阁藏有张岱诗文集的抄本，但此抄本从来没有人介绍过，具体情况一无所知。有此机缘，何不一观呢?

宁波刚经过台风的洗礼，天一阁位于地势低洼的月湖附近，余潦尚未消尽，我俩涉水而过才到达天一阁的阅览室。天一阁善本藏书基本都实现了数字化，已经不需要调阅原书。朋友自去看他的姜宸英的稿抄本，我则先去看了手头在编的《路史》的明张鼎思刻本，浏览一过后，便将页面调到了那部传说中的张岱诗文集抄本。随着鼠标击动的声音，心脏也在加速跳动，始则小喜，继则大喜，终则狂喜。没完全翻完，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快步走到朋友跟前，附耳说道：“我发现个大宝贝，可以改写整个张岱研究史。”朋友也惊喜不已，蹦出俩字：“是吗?”我斩钉截铁：“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学界从未关注过的《琅嬛文集》新版本。

此前所知的《琅嬛文集》共有三种版本。

第一种是黄裳先生所藏手稿本，仅存一册，有古乐府、四言古、五言古诸体，收诗三百余首。该本勾乙涂抹甚多，有王雨谦圈点夹评。黄裳曾将此本借给部分张岱研究者利用。夏咸淳先生增订《张岱诗文集》时，就将该本异文写入校勘记，独见诗篇辑入各体诗之下，此本面貌约略可以考见。

第二种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抄稿本《琅嬛文集》，王雨谦评，祁豸佳校。此本原为鄞县人马廉(1893—1935)平妖堂故物，后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此本分《张子文粃》《张子诗粃》两部分。《文粃》十八卷，各类文体全备；《诗粃》则残缺近半，存诗约240余首，与黄裳藏稿本相较，少收诗60余首。上海图书馆另有抄本两种，文字缺损一如此本，当系据之传抄。

第三种是光绪刻本《琅嬛文集》。此本凡六卷，是清代唯一刻本，流传甚广，是张岱文集最为易得的本子。此本内容与《张子文粃》大同小异，底本为张岱手稿本，原为山阴余氏大观楼所藏。乾隆间，同郡王惠借出。后大观楼失火，手稿本免于劫难，王惠遂据为己有。道光间，王惠携手稿本往贵州，其子王介臣十分宝爱此书，曾请人录副，并央其父校正。后王介臣好友贵州布政使黎培敬见之，力劝付梓，遂得以刊刻行世。

新发现的天一阁所藏抄本《琅嬛文集》，包括文集和诗集两个部分。与抄稿本比较，文集部分收录了张岱佚文二十余篇，包括笺、启、疏、祭文、檄筹等题材；即相同篇目者也多有异文，可以订正今本的很多讹误。诗集部分不见于他本者诗四百多首，是目前所知最为齐全的。与抄稿本比较，除了五言排律外，各体俱全，《张子诗粃》佚失的七律、五绝、七绝三类此本皆完整保存，仅七律一体就存诗二百六十九首，总量上大大超过抄稿本，达到824首(去除复出的五律《白洋观海》一首)。与黄藏稿本比较，黄藏稿本多出抄稿本的诗篇基本都收录在内。黄藏稿本有张岱亲笔涂改甚多，而天一阁所藏抄本基本合乎改定后的文字，可知此本所据底本当后于此黄藏稿本。又诗集中有张岱87岁诗作，如此高龄，似无力再过录一部一二十万字的诗文集，则其底本或许是张岱请子侄辈另为誊清的本子。

张岱在现代拥趸颇众，他的一句“人无癖不可与交也，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也，以其无真气也”，更不知为多少人找到了自我辩护的好理由。但是在周作人等人表彰之前，张岱的声名是不彰的，这和他的明遗民身份脱不了干系，也和他的文学偏向不合乎清代的口味有关。他以遗老自居，眷怀故国，对清朝充满敌意，希望再次“变天”。但这种态度又十分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官府和民众共同编织的罗网，小则受辱，大则受戮。在严酷的环境下，为保全身家性命，遗民必须做出某些改变，比如遵守清朝的法令而剃发，减少社会交往，并尽力掩饰真实的政治态度。张岱也是如此，明朝灭亡之后，息影藏身，足迹基本不出绍兴周边，很少远游，交往多是靠得住的故交如王雨谦、周戬伯、赵我法等人，以防被人窥探，暴露于危险之中。加之易代之后，堕入贫困，衣食尚艰，何论刻书?这导致张岱著作虽然号称宏富，但很多处于稿抄本状态。终清一代，张岱著作得以刊刻的仅有《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史阙》《琅嬛文集》五种而已，均在张岱身后，《史阙》《琅嬛文集》且迟至晚清文网既疏之后。这些书除《琅嬛文集》和《史阙》外原稿皆散佚不传，在编刻过程中又经过多少“技术处理”，去除了多少“违碍”内容，已经不可追问。

天一阁所藏抄本《琅嬛文集》所收佚文数量不多，分量却颇重。如《杞人筹越》一文，长达5000余字，对于研究张岱早期思想颇为重要。通行各本皆无，学界以为此文久佚。张岱至交祁彪佳在《祁忠敏公日记》中曾提及此文：“予出报刘九符公祖，晤张宗子，阅其所著《杞人筹越》，大概禁越贩、议社仓，其中筹策井然。杞人曰行之数载，可使学校兴、仓廪实、漕运通、流寇止，诚非虚言也。连日有以赈策见示者，皆无此窾要。”又有上鲁王六笺，通行各本仅存第三笺。此六笺言张岱参与鲁监国政权始末甚详，对于研究张岱和南明史都有重要史料价值。此外，还有一篇《儿盟》，为张岱与子女所立赡养契约，对研究张岱老年境况极有帮助：

首阳十载，饿不死伯夷、叔齐；大窖九年，说不降李陵、卫律。饥能驱去，平生无此厚脸皮；食不嗟来，临死尚存小气节。幸余四子，皆具衣冠；喜我三媛，并偕伉俪。国亡家破，既无屋宅田园；玉润水清，止备荆钗裙布。巧媳妇煮不出无米粥，徒抱羞惭；钝秀才趁不着顺风船，祗增懊恨。但尔辈生非桑孔，宜悲萱草之蚤背老椿；亲有麻鞋，须念茑萝之得附乔木。嗟余偷生大窖，苏武十九尚有半年；遁迹荒郊，王莽十八竟多一载。厨存二妾，以给饔飧；膝有六雏，乃索梨枣。田舍翁麦斛不过数挑，大人家饭锅能练几括。苏子瞻之量移汝郡，虽厌余生；范文子之哀告宗祠，未能速死。愿吾儿辈共展孝思，怜我暮年，苟延残喘。日致米半斗，老子则自备水薪；月分任一儿，先生则思馔酒食。需此岁月，或俟河清；容我鼾齁，以待天亮。留得青山在，依旧好砍柴烧；蚤知火是灯，多时已煮饭熟。花开结子，生育只为今朝；叶落归根，死期亦无多岁。藉吾喆嗣，聊尽残生；赖彼周亲，少全晚节。借赫蹄以喻意，呼儿女以立盟。倘不以吾语为然，但只问女安则已。

天一阁所藏抄本《琅嬛文集》诗集部分，对于研究张岱的个人心路历程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一些新发现的诗篇将更细化和修正以前对张岱的认识。如《琅嬛文集》中有《越绝诗小序》一文，据文中所述，知张岱著有《越绝诗》。不过由于一直没有发现《越绝诗》，对于其详细内容不是很了然，仅可知该诗集咏赞明清易代之际绍兴地区(古越地)忠臣义士。很庆幸的是，沈复灿抄本七律中《越绝诗》宛然具在。该组诗分《三仁咏》(分咏施邦曜、倪元璐、周凤翔)、《二忠咏》(分咏刘宗周、祁彪佳)、《四勇咏》(分咏张鹏翼、张继熊、沈烈士、张锯匠)、《六义咏》(分咏王毓蓍、潘集、周卜年、高岱、高朗、倪舜平)、《三厉咏》(分咏熊汝霖、孙嘉绩、郑遵谦)、《二侠咏》(分咏谢龙震、钟皂隶)、三逝咏(分咏王思任、吴从鲁、何弘仁)、《一烈咏》(咏章烈妇金氏)八组诗。这些忠义之士也多见于《三不朽图赞》，也可见张岱深沉厚重的另一面。

新发现的天一阁所藏抄本《琅嬛文集》共有五册，原为萧山朱酂卿别宥斋所藏，不知何故分藏天一阁的两处库房。朱酂卿(1885—1968)，早年从事律师行业，1953年被聘为浙江文史馆馆员。家有别宥斋，藏书甚富，多珍本秘籍。“文革”时书被查抄，人亦含愤而卒。身后书全归于天一阁，成为今天一阁的基本馆藏之一。

我先看到的是天一阁善本库房的四册，即是扫描数字化的部分；此四册卷首皆楷书抄写，半页八行，行十八字，无界栏；首行题“琅嬛文集”而不标卷次，次行下端诗集部分(七言律首卷除外)题“古剑陶庵张岱著”，文集部分及“七言律”首卷题“古剑张岱著”；第三行题“七言律”、“古乐府”、“笺”、“传”之类。各卷版心有页次，各类诗文自为起讫。文中有数处佚名红纸楷书浮签，不知何人所为，粘于页面上端，内容多为对卷次篇目分合意见，个别已经脱落，仅存残迹。

此四册避讳字约可分两类，一为张岱原讳字，如“海”字(鲁王名以海)，多改作“澥”。一为抄写者讳字，如“玄”、“弘”、“琰”诸字，皆缺末笔，“虏”字有改作“卤”者，而“寧”字不避。依据避讳字的使用情况，我最初判断此本为嘉庆抄本。此四册有少量虫洞，致部分文字缺损，后经修补，保存状况较好。

在天一阁朋友的帮助下，我又在朱氏书库觅得另外一册，亦属文集，笔迹同前四册，当原同属一书。唯残破过甚，书页粘连，或遭水浸，许多文字已为蠹鱼所啮。此册扉页有两行题记，第一行署“琅嬛文集张岱著”，第二行署“山阴沈复□手钞”，□字仅存左半“火”旁，当为清乾嘉时著名藏书家沈复灿(燦)(1779—1850)。沈复灿，字霞西，山阴人，与张岱同里。幼贫不事科举，以贩书为业，喜收藏，自壮至老，博览广搜，藏弆之富，著称越中。藏书处名鸣野山房，尤重乡贤著述，不能得者则抄录副本藏于家中。曾刊刻刘宗周、祁彪佳两位乡贤遗作。今全国各图书馆藏鸣野山房抄本为数不少，我取此本与沈氏别种抄本核对笔迹，如出一手，则此书为沈氏亲手所抄无疑。

我的专业是古典文献，也许是结习难化，逢人常言：“书贵流传，不传之书是死书。”凡遇到珍稀之书，必怂恿他人整理传布之，别人不情愿，不惜亲自上阵，必达目的而始罢休。不知我者说我事业心强，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知我者说这不过是强迫症发作罢了。我最近数年，确实苦于此症之骚扰，但也无计驱除，只得听之任之。沈复灿抄本《琅嬛文集》的发现不过是痼疾又一次发作的副产品。

（作者为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本文转载自《文汇学人》2016年2月19日刊，原题《深藏两百载，终得现人间》。《文汇学人》微信公号：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