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科去世：后现代主义跟着它最后一位旗帜性人物，走到了终结

我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翁贝托·埃科去世的那一天，也是知识界“后现代”的时代真正终结的一天。接下来，后现代会像现代性一样，成为一种纯粹历史层面上的定义。

从二战后到前互联网的20世纪下半叶，以米歇尔·福柯为始到翁贝托·埃科为止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曾经扮演了重要的社会作用，他们以前所未有的严肃而复杂的思考，分析、解构、重塑了西方社会思想、语言、宗教、美学、政治结构各个方面，打破了宗教社会的保守传统，激发了一代年轻人对多元性和开放性的重视，之后显然对非西方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冲撞。

翁贝托·埃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亚里桑德里亚的虔诚天主教家庭，是十三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宗教与个人的关系是埃科作品当中重要的线索。1950年代后期开始改变欧洲的后现代思想革命前，翁贝托·埃科从事中世纪宗教研究，22岁取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有关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

然而20岁出头，在意大利媒体工作的埃科与一批先锋思想家、艺术家交往，很快放弃了宗教信仰，写了他的第一本重要的后现代理论著作《开放的作品》。这本并不算成熟的著作勾勒出后来在埃科的各类理论与文学作品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最鲜活，最有力量的文本是从模糊和混乱，而非单一与确定中得出美学的。埃科与他同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试图找到理论方法与保守宗教社会“价值观唯一”的执念彻底脱钩。

与同代法国思想家不同，埃科进入理论的角度并非来自哲学，而是从索绪尔、皮尔斯的符号学入手，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本进行叙事与符号学分析。这种方法论使得埃科可以自由运用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作为分析文本，从某种方面增加了埃科作品的可读性。

整个1970年代到80年代，埃科通过几本著作——《符号学理论》、《读者的角色》、《阐释与过度阐释》、《语言哲学与符号学》等，奠定了他符号学理论的基础。符号学上，埃科做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他从文学文本中提炼出符号的强大能力，以及认为任何可能有所指的片段都是符号。从某种意义上，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埃科已经预想出了某些重要的信息传播模式。

符号学理论听来好像抽象，实际上从文本渗入语言，也即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最简单的例子是埃科在《康德与鸭嘴兽》里指出的，当“鸭嘴兽”这种动物抵达欧洲的时候，没有任何词语可以用来形容过这种动物，不得不从一系列语言符号当中进行协商，花了欧洲人八十年，才得出最后“鸭嘴兽”这样一个名词。

埃科最喜欢的例子还包括圣殿骑士。圣殿骑士追求的“哲人石”，作为一种符号，可以衍生出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过度阐释，铺张出一系列全新的真假难辨的百科全书式的系统，以及一个个愿意为了寻求“唯一的真理”赴汤蹈火堕入深渊的人。这整件事的荒谬性正是埃科所谓“符号的权力”，且与之相关的显然不只是圣殿骑士这样的邪教。

埃科的《傅科摆》仍然在我眼里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因为它，至少对我来说，理清了好几个基本层面上的人类悲剧——过于相信符号，不够相信符号，相信错了符号，过于相信自己不够相信符号……理解这些，我不得不说，对当年十几岁时，身处价值观可能最为单一的中国学校的我有过重大的帮助。

翁贝托·埃科一生写了四十多本书，笔耕不辍，就在2015年还出版了最新的长篇小说《创刊号》。当然这不是说埃科是个死板的学者，他爱讲故事，富有幽默感，喜欢看美国侦探剧，最为人所知的样子里总是十分不羁地叼着烟。无论如何，埃科可以说是“后现代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念的最后一位旗帜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相信真正的世界应当是个多元的世界，是多元的意识形态符号发生复杂、混乱、模糊碰撞的结果。

而今天，信息愈发爆炸，认识这些反而变得困难，一个记得一切的富内斯，同时是个最绝望的人。从反现代性，拥抱混沌的美学，到今天世界面对的在混沌中挣扎的全新困境，后现代理论已经无法解决问题。随着埃科的去世，我们对后现代理论，怀旧与反思的成分，必定将越来越超过借鉴与运用。

（本文作者曾译有埃科作品《悠游小说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