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母亲，不再生育|习作2021

采访并文 | 杨昀潞（复旦大学新闻系2018级本科生）

指导教师 | 张力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编辑 | 林子尧

【老师的话】

“教新闻，享受之一，是批改学生作业。今年上半年，我开《深度与调查报导》课，学生须在期未递交一篇新闻或非虚构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发掘选题，特别是尚未进入公共视野的社会现象。他们以“学生记者”身份独立调查，完成采写，经受专业训练的煎熬。

在欧美，大学常是名记者、名编辑的摇篮，他们当学生记者，编校园刊物，埋下从业新闻的种子。复旦新闻学院，1929年创立，为中国最早的新闻高等学府，培育出几代优秀新闻人。新闻学府出不了名记者，新闻教育的价值就挂了问号。对新闻实务，我相信高强度的方法训练，这是任何专业由“新手”到“熟手”的唯一途径。专业本能与习惯只能是严格训练的产物。

新闻训练的实效，一切都归于文本，也就是在这里与读者分享的学生习作，可感知思考与采访的印迹：模拟采访、记者身份、好奇心、现场、事实鉴別、同情心、同理心、公共性到新闻伦理的拷问。很多习作的专业水准与深度，远远超过三十多年前我在复旦新闻系就读时的采写作业。她们正面对一个更多元与转型剧变的中国。

我要感谢我的学生，让我体验他们的存在与感知。

因是学生，他们获得采访的授权与自由受限，故事或题材多采自他们的经历与生活，对被访者的身份也多以匿名记录。不少同学为完成这篇期末作业，特地返回外省老家实地采访。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体验记者角色，以及公众对新闻的期待。环顾历史，一国之重要媒体，多由最有才华和公共服务意识的年轻人担当重任。这些作业，只是学生们认知新闻、成为专业人的第一步。中国面临亟需新一代专业的好记者，这是国之实务，也是学理之源。”——张力奋

失独母亲，不再生育

失独与再孕失败，是47岁的周芳惠，过去五年的关键词。

在陆续经历女儿坠楼、试管婴儿、再孕失败之后，记忆的衰退和满脸的褐色斑点闯进周芳惠的生命。她仿若进入了一个隧道，黑暗、压抑与漫长。

如今，三孩政策开放。但，周芳惠决定不再生育。这一次，她要顺其自然，关注自我。年龄、生育、家庭，都不能阻碍她。

一：下坠

徐光周庆坠楼处

直至今日，周芳惠还经常做一个梦，一个坠楼的梦。

在梦里，她从高楼坠下，心脏在疯狂地向上涌动，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她想要尖叫，却被风堵住了声音。她想要落在旁边的树枝上，大树却突然消失。在快要接近地面的一瞬间，她怕自己最爱的脸毁容，迅速用手挡住了脸。

“咚”地一声，她倒在地上，血液流出，面目全非。

这只是一个梦，但她却哭个不停。因为，这个梦真的发生过，只是主角不是她，而是她的独生女儿——徐光周庆。

周芳惠还记得，2017年9月，她如往常一样，在贵州省某小区的家里，守着正值17岁的女儿，怕她又悄悄偷跑出去鬼混，好几天不回家。

中午12时许，周芳惠在厨房做饭，还剩最后一道——辣炒土豆丝。因为，这是女儿最喜欢的菜，她希望土豆丝端上桌时，还是热腾腾的。

“妈妈，我想去上个厕所。”徐光周庆从书桌起身，走到周芳惠面前，双手扒拉着门框，笑着对周芳惠说到。

周芳惠点了点头，看着女儿向外走去，继续低头炒菜，沉浸在热油滚起的烟雾里。她不知道的是，这是她女儿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二十分钟过去了，徐光周庆还在厕所，没有出来。做好菜的周芳惠隐隐觉得不对，赶紧跑向厕所，发现厕所门被反锁，无法打开。她在门外呼叫女儿的名字，一遍遍地喊，却怎么也听不到女儿的回复。

“可能真的出事了。”周芳惠回忆起当时，手心冒出了冷汗，头脑已经不能思考。下意识间，她决定前往卧室，寻找厕所的备用钥匙。卧室柜子里的物品杂而乱，她一直找不到那把小小的钥匙，双手扒拉物品的速度越来越快。终于，她找到了那把钥匙，走回厕所，将钥匙插入锁孔。

时间在彼时变得很慢。周芳惠还记得，钥匙往左转了两圈，“咔哒”，是锁孔被打开的声音。她将门把手向下一按，往里一推，终于进入了厕所里，但却空无一人。

她看见，原本紧闭的窗户被打开，防盗窗的两根银色防护栏被撬弯，留下一个圆形的孔。晾衣杆上的粉红色床单消失了，只留下蓝色的衣架在风中旋转。

周芳惠头脑一片空白，她扶着门框颤抖着，不敢往前走，她害怕女儿从窗户逃跑，害怕她逃跑后不回家，更害怕她逃跑时不小心摔下去。

几分钟后，母亲的本性将周芳惠往前推了推，她迈出了步子，往窗户边走去。窗户有点高，她踮起了脚，往下一看：一堆人，一片红，和一个绑着床单的人。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周芳惠在往下看的一瞬间，头脑已经开始涣散。

她不知道她是如何走到楼下。不知道她是如何冲向人群，走到女儿的身边。也不知道她是如何拨打120，联系丈夫，让他赶紧回家。

她只记得楼梯是格外的长，仿若螺旋，看不到尽头。入眼即是满目的红，女儿橙色的衣服、土黄色的地板、绿色的大树，都沾染了血迹。

因为女儿特别爱美，她想用纸巾将女儿脸上的血擦干净。但女儿已经面目全非，清晰的五官变得模糊，血也越来越多，将纸巾的白色染成红色。

周芳惠再也绷不住，身体的力气完全被抽空，趴在了女儿身上。她双手握住女儿冰凉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嘴里喃喃地唤着：“庆庆，庆庆”。

但女儿却再也没了声音。

二：“我想她回来”

下午2点，县医院，徐光周庆被推进手术室，抢救最后一线的生机。

周芳惠哭没了力气，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坐着，攥紧手机，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消息：庆庆好像出事了。

她的老公徐子明，因为听闻徐光周庆似乎吸毒的消息，前往戒毒所询问核实。在他到达戒毒所后不久，接到了周芳惠的电话，便赶回了医院。他不敢相信，出一趟门的时间，好好的女儿却进了手术室。他在手术室门外焦急地走来走去，有时看看墙上的钟表，有时靠在墙角闭眼祈祷，有时则忍不住哭出声来。

下午4点，医生推开手术室的门，摇了摇头，说了一声“保重”。瘫倒在地上的周芳惠，眼泪再次倾涌而出，呜咽声从她喉咙里传来。徐子明则抱紧了周芳惠，努力克制着让自己的身体不要颤抖，但泪水还是忍不住从他的眼角滴落。

晚上7点，天已经全黑了。殡仪馆的停尸间刷得全白，房间内格外地安静。“刷，刷”，只有尸体化妆师使用化妆刷，将徐光周庆的脸，涂抹得粉白的声音。“我女儿特别爱美，你一定要为她化得很好看。”周芳惠再次叮嘱化妆师。

她不敢再看向女儿，在朋友们的陪伴下，前往服装店，买了一条新裙子，颜色是女儿最喜欢的粉色。

凌晨1点，徐光周庆被化妆好，送往火化间。火化炉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传来滋滋作响的声音。房间外，则是一片哭声。

周芳惠与徐子明一夜未眠，当天早上7点，仍穿着前一天的衣服，在公墓山为徐光周庆安葬。

自那天起，身为初中老师的周芳惠，向学校请了假，将自己封闭了几天，不愿出门，也不想看到除了丈夫以外的任何人。她每天躺在女儿的床上，看着女儿照片，抱着女儿用过的玩具熊。想象女儿还在身边，还会笑着向她撒娇。但每到晚上，她就会清醒过来，哭个不停，意识到那沉浸式梦境般的回忆终是一场空。而那些回忆反而会一遍遍地提醒她，女儿走了。

几天后，她走出家门，突然做了一个决定——搬家卖房子。即使她之前买的新房子还未装修好，也不惜在朋友家借住一段时间。她有意识地将女儿封存在过去的记忆中，很少再提及女儿的名字，女儿曾用过的被子与衣服被一烧而净，手机里女儿的照片也都被删除。

但只有她知道，她并没有真正地走出来。

她长了白发，脸色灰黄，灰褐色的斑布满她的脸。她经常晚上失眠，半夜两三点和丈夫在河边散步。她时常做坠楼的梦，醒来后与丈夫哭个不停。她也会时时自责，叩问内心：“如果那天我盯着她，她就不会出事了？”“如果当时我不把她关在家里，她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当时买房子，买2楼，庆庆是不是就不会摔死了？”

“其实，我很想她，我很想她回来，陪在我身边，没有她的生活毫无意义。”周芳惠的话语，被哭声切割地断断碎碎，她的泪水伴随着哽咽声，再次被拧开。

三：“我是不是，不是一个好妈妈？”

徐光周庆的名字很特别。

不仅浓缩了父母的姓氏，还蕴含了父母对她的期望：“像金子一样发光”，以及她的出生日：国庆节。

徐光周庆小时候经常问周芳惠：“妈妈，妈妈，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的名字都是三个字，我的却是四个字？”

“因为，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周芳惠总会摸摸女儿的头，一遍遍笑着和她解释。

徐光周庆承载着父母过多的爱意，从小就长得喜人可爱，性格开朗活泼，十分喜欢粘着父母，每天都会说在班上遇到的好玩的事。周芳惠回想起，女儿自小就和其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不喜欢芭比娃娃，反而喜欢奥特曼。这也致使，徐光周庆和很多男孩子关系更好。

当被问到，徐光周庆是从哪一天开始转变时，周芳惠迟疑了许久，才说道，“我想不起来了”。一切都发生的那么突然，或许早已暗藏玄机，“只是我们都没发现。”

因为徐子明被调到了另一所中学，徐光周庆在初二时，也转学到这所中学。“从这个时候起，女儿好像就慢慢变了。”

一开始，徐光周庆只是喜欢出去玩，晚上回来得比较晚，也很少和父母说话。周芳惠只以为这是小女孩的叛逆期，没有过多在意。

但慢慢地，徐光周庆就开始晚上偷偷跑出去，不回家。周芳惠回忆起暑假某天晚上，她做好饭菜，等女儿补课后回家吃饭。直到晚上十一点，女儿还没回家，电话也显示关机，周芳惠才开始意识到女儿的不对劲。

她和徐子明连夜寻找，前往学校、补习机构，乃至警察局，但都一无所获。甚至他们还发动自己的好友，半夜一起去找。 

周芳惠所在的贵州小城

那天晚上，他们走遍了半个县城，还是没有找到。直到第二天的中午，女儿才慢悠悠地回到家。

“她那天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不是和我们说她凌晨去了哪，而是瘫在沙发上玩手机。”因一宿没睡而十分疲惫的徐子明，看到女儿这副样子，一时怒火涌上心头，朝女儿扇了一巴掌。

徐光周庆则立马站起身来，瞪大眼睛，左手摸着被扇红的脸颊，泪水从眼眶中溢出，大声吼道：“你凭什么打我？”

“咚”，门被徐光周庆关得巨响，她又跑了出去。

那天过后，周芳惠和徐子明开始向女儿的班主任与同学打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们说，庆庆很喜欢和单亲家庭的男生玩，还和一个开网吧的男子在一起了。”于是，周芳惠和徐子明开始不再像之前软处理，而是对徐光周庆采取了一系列的硬措施。当徐光周庆在学校读书时，他们负责接送上下学。当她一回家，他们便守着她不准她出门。

然而，这也激起了徐光周庆的逆反心理，只要父母追，她便逃跑。

有一次，徐子明准时在校门口接女儿放学，徐光周庆朝他说要上厕所，等会儿再下来。但徐子明等了一小时，仍未等到女儿。直到看了学校的监控，才发现她悄悄地从学校的后门溜走了。

追逐游戏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战线也变得越来越焦灼。等到徐光周庆高一时，周芳惠和徐子明发现女儿越来越不听话，展现出抗拒沟通的姿态。于是，他们决定将她送到贵阳的一所军事管理学校。

“虽然这所学校学费很高，也不知道具体的教学内容，主要就是教纪律。但据说只要送到这里不到3个月，孩子就会变得很听话。”等到2个月后，周芳惠收到教练的电话，称徐光周庆已经转变得很听话，而且她很想回家，此次训练可以提前结束。

周芳惠和徐子明便前往贵阳，将女儿接送回家。但他们依旧每天守着徐光周庆，直到她那天中午摔至楼下。

周芳惠直到现在还是很后悔，质问自己，“我是不是，不是一个好妈妈？”

“可能因为我和丈夫都是教师，觉得孩子不听话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女儿不听话，所以就把她关在家里。”如果再回到当初，她会好好地和孩子谈心，也会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不再采取硬措施。

四：第二个孩子

为了走出女儿坠楼的阴影，周芳惠与徐子明决定，再生一个孩子，以填补失独后的悲痛。

2017年，10月，周芳惠在踏进医院的妇科诊室前，来回翻看女儿的照片，随后又将其删除，希望摘下体内银色T型的节育环的同时，也向过去彻底告别。

由于周芳惠的节育环在之前放置时，嵌入地比较深。在取下的过程中，只能硬生生地往外拽，钩离出她的身体后，顺带了一块小息肉。因为太疼，周芳惠眉头微皱，牙尖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手术之后，她难以走路，在床上躺了一天。

在这之前，周芳惠曾摘过一次节育环。2015年，周芳惠当时41岁，不小心也怀了孕。但放置了十年之久的节育环，仍在她的体内，导致受精卵着陆的位置不当。因此周芳惠必须进行人流手术，将节育环摘下后又重新放置。

当时的她也很庆幸，没能生下这个孩子，“因为当时刚好是庆庆最‘废’（贵州方言：贪玩）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精力再养第二个孩子。”

然而，现在的周芳惠非常“想要第二个孩子”。因为年龄较大，周芳惠难以自然怀孕。而且徐子明坚持不愿领养。2018年春节，他们决定做试管婴儿手术，前往了中国最早开展试管婴儿的医院——湖南湘雅医院。

去的那天，刚好遇上大雪。贵州的冬天，冷而湿，大雪夹杂着风，裹挟着雨点，拍打着徐子明的汽车，遮掩了他们前行的路。为了赶时间，徐子明与周芳惠决定将汽车搁置于此，选择走路，到达贵阳后，再乘坐高铁前往长沙。

在此之后的两年，徐子明与周芳惠总共做了两次试管婴儿手术，每次耗费两三个月的时间，但都未成功，也耗尽了他们卖房子的钱。但真正让周芳惠放弃的，是做试管婴儿手术的痛苦。

为了做试管婴儿手术，周芳惠特地向校方请了一学期的假，并在长沙湘雅医院旁租了一间小房子。那栋楼里，绝大多数都是来做试管婴儿的女性。为了排出卵泡，周芳惠需要在月经第3-5天，开始注射促卵泡发育的药物，每隔几天进行抽血、B超监测卵泡发育情况。

因为卵泡一般是在距打针后35小时左右成熟，为了能在白天取卵，需要在夜里打针。“两三点排队打针，每晚不睡觉”成为了她排卵期的日常生活方式。在周芳惠看来，卵泡成熟后的取卵才是最痛苦的。医生会将一根长长的取卵针穿过阴道，刺入卵巢，吸取卵子。为避免影响卵泡的数量，周光慧没有打麻醉，只能躺在手术台上，清晰地感受着小腹所传来的刺痛与坠胀。

卵子取出后，需与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形成胚胎，从而再移植到周芳惠的子宫里，进行长达14天的检查，以确认是否妊娠。

因为徐子明在学校担任教务处副主任，难以请假，而且做试管婴儿的手术过程中，基本不需要男性。于是，周芳惠一边忍受着做手术的痛苦，一边忍受着独自在异乡的孤独。“人生地不熟，真的很难捱过去。”

而每天晚上看星星，则成为了她的寄托。因为她觉得庆庆就在星星里，发着光。在排队打针的过程中，她也时常在照片删除箱里翻看庆庆的照片，回忆起有关庆庆的时光。曾经让周芳惠走不出来的回忆，反而成为了她坚持前行的动力。她还是希望第二个孩子会是女儿，希望孩子的名字里有“庆”。

但，周芳惠的手术都失败了。因为她的年龄较大，卵泡数量少，质量很低。

出乎意料的是，2020年4月，在周芳惠彻底放弃试管婴儿手术的几个月后，她怀孕了。她开心极了，对体内的孩子倍加呵护，还为新孩子买了衣服与鞋子。“那段时间，应该是庆庆出事后，她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周芳惠的闺蜜宋依依说道。

更让周芳惠没想到的是，当她进行一个月孕检时，胎儿停止发育。“可能因为，我前几年每天失眠，心情一直很郁闷，导致孕激素水平低。”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十八层地狱。”周芳惠叹了口气，“如果2015年，我没有打胎，现在是否是不一样的结果？”

五：一路向南

孩子的突然来临与消失，让周芳惠再次消沉，夜夜失眠。

在打胎的那天，周芳惠在家里哭了许久，不想去医院。她蜷缩在沙发的角落里，眼睛布满红血丝，抚摸着肚子里的孩子，顶着未打理过的头发，对宋依依说到：“为什么上天要对我这样？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怀了一个孩子，现在又要把它夺走？我从今天起开始早睡早起，每天都吃得很好。你说，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就会再次发育了？”

周芳惠一边说着，一边扯着米黄色沙发套的流苏穗。沙发套被她扯得一团糟，如同她当时的情绪。最后，徐子明难以忍受妻子如“疯子”一般，朝周芳惠扇了一巴掌，让她理性一点。周芳惠才安静下来，去了医院，将孩子打掉。

手术之后，周芳惠躺在家中，安养身体。那段时间，她的情绪仍不稳定。她有时来回翻看庆庆的照片，对着照片哭着说对不起。有时则摸着肚子，对失去的孩子说话：“是我没有福分，不能照顾你”。当时宋依依每天陪在周芳惠的身边，害怕她想不开，甚至拿走了家里所有的尖锐物品。

直到周芳惠做了一个梦，徐光周庆在梦里抱了她，对她说：“妈妈，你要好好的，我不怪你”。这让周芳惠几年来不安的心，再次回归平静。随后，她去了一趟寺庙，和尼姑谈话，放肆地哭了一场。

6月，周芳惠与丈夫一起，前往三亚旅游。在旅途中，他们偶遇了一对失独夫妇。在交谈的过程中，周芳惠发现世上不止她一个人痛苦，在她身后，有上万个失独家庭的存在。卫生部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7.6万个失独家庭增加。

周芳惠慢慢看开，将破碎的自我再重建。她开始思考“诸法无常”、“苦集灭道”等理念，并将过去的一切看作一场修行。因为她发现生活太奇幻，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行驶。而这几年的自己揪着过去不放，活得一塌糊涂。她不想再沉浸于记忆里，不想再经历高龄怀孕的痛苦。“既然掌控不了，那就顺其自然。”

她不再故意忘记女儿。照片删除箱里有关女儿的照片，被她重新复原，设置成了手机壁纸。她意识到原来自己想要第二个孩子，只是因为她放不下庆庆，希望第二个孩子成为女儿的代替品。“既然这样，即使生下第二个孩子，TA也不会快乐。”

如今，周芳惠47岁，快乐被她放置在生活的第一位。“自己先过好，每天过得开心，这才更加重要啊。”

宋依依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失去，到底是祸还是福。因为在这之后，周芳惠变了许多。以前约周芳惠出来玩，她只愿意去人少的河边。但现在，她不再畏惧人群。

在社交方面，周芳惠开始主动和朋友游玩，不再一个人闷在家中。她也对自己更加舍得。当遇到喜欢的衣服时，不再犹豫。除了每天教书以外，她也学习瑜伽、游泳与插花，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宋依依很开心，周芳惠现在的转变。“她以前想买一双一千多的鞋子时，完全舍不得买，因为她总想着节约钱。但现在她只要心动，就会买下。”

周芳惠与好友们前往桃花林所拍摄的花

今年春节回老家，周芳惠的妈妈也觉得曾经无忧无虑的女儿又回来了。周芳惠在家里排老二，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此，经常被亲朋好友叫作“周老二”。“老二”在贵州具有“傻乎乎，但很可爱”的意思，如她的昵称一般，周芳惠小时候每天也都过得极为开心。

周芳惠的父母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一直相敬如宾。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很和睦。特别是在徐光周庆去世期间，周芳惠的姐姐一直在帮她处理后事。周芳惠每次回家，看到家里的兄弟姐妹，都会忍不住想，“我还挺羡慕我妈妈的，虽然家庭困难，但多生几个孩子也是一个好事，大家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如今，年近五十的周光慧不想再生育。今年3月，宋依依向她推荐了一家泰国的医院，这家医院专为高龄产妇服务，成功率较高。但都被她拒绝了。

6月，国家放开三胎政策，周光慧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免叹了口气，“如果这个政策在10年前就颁布，该有多好啊！”

“可是没有如果，正如人生也没有后悔一样，这一切都是我的生命体验。”

周光慧过去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因为她在秋天遇到了丈夫，也遇到了女儿。但她现在最讨厌的季节也是秋天，因为女儿的去世。

接下来，周光慧想去旅游。在退休后，和丈夫一起，一路向南，逃离秋天，往温暖的南方去，感受热绿的树荫、翻滚的麦浪、晴蓝的海洋，在舒倘、漫长的气息中，自由穿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老师评语】

模拟采访时，杨昀潞同学自选的人设是“人物”杂志记者。她执着于写人，自小熟识的一位阿姨，一位“失独”母亲，决定不再生育，成了她的期末选题。写熟悉的人，最难的是克制。采访前，她很怕重撩这位母亲深埋的伤痛，更担心自己无法克制，走不进记者角色。在文本中，“一胎政策”呈现在背景中，我们体察到作者的细腻，情绪的节制，对母爱与人性的悲悯，融入其克制与平实的语言。母爱与磨难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在这位中国母亲身上，读者见证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截面。作品不足处，叙述显得单一，局限了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