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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之路︱蒋介石如何筹措军费:看人下菜、务虚又务实

贾钦涵
2016-03-09 16:2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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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首先要靠军费,这点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体现得尤为显著。在饱受外侮内乱、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社会,拮据的财政是长期困扰统治者们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对于尚且偏踞于两广地区的国民党政权而言,要想在连年征战不休、疲于内外应付的局面下维持巨额的军务政务开销,本已是一件难以完成的重任,而北伐计划的提出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上的负担。然而,作为“军事强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却自有他的军费筹措之道。

蒋介石手迹: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电请陈光甫转告商业联合会筹拨募款。来源:台北“国史馆”编审处:《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一)“北伐史料”》(CD光碟),2002年。

狮子大开口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虽然主管军事,但他对国民政府财政当局毫不客气。由于革命政权存亡仰赖于军队,蒋介石在军费开支方面往往是“狮子大开口”。1925年12月15日,蒋介石提出广东财政十成之七必须用于军费开支,即“将全省军额暂定为十五至十八师,每师每月经费十三万元”,至少“全年经费二千四百万,一个月当在二百万左右,这已是最低数额”。1926年4月3日,蒋介石正式提出《请整军肃党、准备北伐案》,建议中央军费开支数目在三个月内至少不低于750万元。以即将出师北伐的七个军计算,“总计枪数逾五万,如全部动员,至少在八万以上,……出发时应备足二个月军费,战时每员每月以三十元计算,如准备二个月,则需筹足五百万元。”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巨额军费标准,广东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确实难于支应。财政部表示,1926年4月份整体军事预算至多可提供400万经费,无法满足蒋介石所提500万元的要求。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一语中的:“北伐军根本上之障碍,厥为经费支绌。”

为确保筹集足够资金以利早日北伐,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多方面入手,力图增加政府收入。他成立盐务总处、提高卷烟印花税、开征煤油汽油特税、加强征收鸦片烟税和赌税,使广东省财政收入从1925年下半年的1943.8万元,进一步激增到1926年上半年的5107.1万元 ,从而为北伐军开拔北进奠定了经济基础。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北伐军开拔后不久,宋子文即在当年5月发行500万元公债的基础上又主持发行了1000万元有奖公债,两次共实发14967960元。在北伐军经行各省时,宋子文通过发行中央银行通用纸币,以及湘赣桂、鄂湘赣等地名券,对革命军予以经费支持。正是倚靠财经能手宋子文,在前方奋战的蒋介石才确保了北伐大军基本的军费供应。

财政即政治

随着战线拉长、战局扩大,国民革命军抵至长江流域后,军费供给出现了诸多新困难,还牵涉到复杂的政治问题。

1926年8月底,国民革命军取得贺胜桥大捷,攻下武汉三镇指日可待。然而,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左派的嫌隙却逐步加深。在8月3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明确地记述了他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之间的矛盾分歧:“前方胜仗愈大,武昌距离愈近,而忧患程度亦因之愈深。……接鲍交张、谭转电,其限制革命军发展,防范本党扩师之心显而易见……与加伦将军谈天一次,彼对攻赣尚有犹豫之意,而余则决心入赣也。”

表:1926年广东省库军费支出额

关于北伐的行军战略和步骤,早在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上之前就有过争论。季山嘉、加伦等人为了实现苏联的战略利益,主张由武汉进军西北与冯玉祥部队汇合,反对在夺取武汉后挥师东南。蒋介石被迫同意“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但仍心有不甘。1926年9月初,国民革命军先后攻下汉阳、汉口,蒋介石为了强化对军权的控制,在未告知苏联顾问的情况下,开始擅自部署兵力向东作战。蒋介石在军事上的独裁做法,完全打乱了后方供应军费的计划,招致了国民政府左派的强烈不满。从8月开始,广东省库的军费支出便呈现急速萎缩的状况。此时,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政治军事情势非常被动和危险。

“自裁”与“断交”

要想顺利拿到军费,蒋介石只能在财政部长宋子文身上下功夫。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向宋子文索要军饷时,常常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二人的配合,他发给宋子文的许多电报都是通过张、谭转送的。原来此二人是蒋介石北伐出征前特意安插留守在大后方的关键人物,其中张静江代表蒋介石的利益,而谭延闿则与左派、宋子文之间保持有良好的关系。凡事通过这两人居中转圜,往往有助于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9月30日,已经“饷弹两竭”的蒋介石几乎已陷入绝境,他通过张静江和谭延闿向宋子文“以死相争”:“十月份饷,尚未汇到,在鄂各军,或可设法,而在赣之一、二、三、六及十四各军,分文无着。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伙食催发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经过张、谭的软磨硬泡,宋子文终于在10月采取补救办法,他不仅向美国订印纸币、扩大央行发行额,还将广东毫券改为各省通行的元券用以接济军需。

然而时至1926年底,军费再度陷入短缺,北伐军内部开始因为经费问题不断发生闹饷、哄变等严重问题。1927年2月1日正值当年旧历除夕,第三军第七师爆发闹饷兵变,蒋介石在大年初一接到这个坏消息后“不胜苦痛”,转而对宋子文拖欠军费的行为愤恨不已,他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有意为难,靳饷不发,各军扣饷不清,革命至此,无聊极矣!” 2月12日,前线传来消息称饷项已经断绝,蒋介石实在忍无可忍,他在发给谭延闿的电文里向宋子文发出威胁称:“如再不速解一百五十万元来此济急,视为以后即断绝关系也。”

实际上,蒋介石并非真正想与“财神爷”宋子文断交。直到2月23日,在宋子文仍未发来款项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再次委曲求全,亲自致电宋子文请求拨款:“无论如何困难,廿五日以前必须解来一百五十万元,务望勿却。”此时,蒋介石在整理东南财政、对付上海银行家一事上亟须谋求宋子文的配合,因此一直压抑着内心深处对他的怨怼,并不会因为财政部拖欠150万军费而与宋“断绝关系”。在蒋介石看来,短期内的军费不济只不过是一时之痛,而谋求与宋子文的进一步合作,则能为他带来长期的利益。而东进江浙、夺取上海等地的财经控制权,就是此时蒋介石亟须宋子文来配合实现的目标。

蒋介石手迹:1927年2月23日蒋介石电催宋子文拨付军费并赴上海主持财政。来源:台北“国史馆”编审处:《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一)“北伐史料”》(CD光碟),2002年。

蒋宋暗通款曲

1927年初,蒋介石把克复京沪地区、扩大财政来源作为新的作战目标。他明确提出:“余欲急于肃清江、浙,统一长江下游”,“江浙克复后,则于战费方不受影响。”与此同时,武汉方面对蒋介石日益扩大的势力深表戒惧,并通过财政部来节制总司令部的军饷,限制其向东继续发展。

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和支持蒋介石,宋子文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恰在此时,蒋介石与宋霭龄等宋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显著进展。1927年3月1日,蒋介石电请宋子文筹拨300万动员经费,以支持大军东进。同日,蒋介石向宋子文、宋庆龄致电称“中正只求实现总理之主义,决无其他成见。闻尊堂及孔夫人将来汉,不胜欣快,希望能早日晋谒也”。试图以“志同道合”的革命态度感召宋氏姐弟,请求他们与自己合作。此时,宋家大女婿孔祥熙已从美国返回国内,代理负责广东省财政并准备出任实业部长,蒋介石对孔的归国从政全力拥护、极表赞成,还主动提出孔祥熙将来可以到江浙地区掌管财政事务。蒋介石为了谋求宋氏家族的支持,可谓看人下菜、既务“虚”又务“实”。

在此决战之时,宋氏家族的实际“掌门人”宋母倪桂珍和大姐宋霭龄认为,在国民政府内部,手握兵权、思想右倾的蒋介石是能为宋家带来切实利益的人,宋家应对这只“绩优股”进行长期投资。在江西会晤蒋介石后倪桂珍和宋霭龄立即返回武汉,最终劝服宋子文在3月18日为蒋介石秘发200万军费。这笔秘密汇款对于济急前线军饷、促成大军攻克江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收到该款后次日,蒋介石立即开拔军队奔赴安庆,临行前特意致信宋霭龄,嘱咐她“陪同令堂、孙夫人、令妹三小姐、令公子令侃及令嫒等前来牯岭居住。无论如何,请勿续留汉口”。此时蒋介石对自己在武汉政府的政治前景已不甚乐观,而他与以宋霭龄为代表的宋家关键成员则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并希望宋家能与之共进退。宋家“三小姐”宋美龄让蒋介石尤为牵挂,这位已婚男士对自家小妹的倾心宋霭龄等早已看破,但双方对这层暧昧关系尚且心照不宣。

发动政变、联姻豪门

1927年4月10日,蒋介石解散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命令淞沪戒严司令部于12日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从而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并与武汉政府决裂。蒋介石在13日日记中写道:“上海工团枪械昨日已缴,颇有死伤。而浙江各处CP(共产党)皆同时驱逐,人心为之大快。”实际上,蒋介石此举“大快”的是江浙财阀的人心。

对于上海工商金融界的资本家而言,制止罢工、清除共产党、维持社会“安定”是他们继续为蒋介石提供军饷的前提条件,蒋本人在初到沪时就许下了“劳资及维护商业问题,旦夕间即有具体办法”的承诺。正式开始“清党”后,蒋介石立即转脸向资本家们伸手要钱。4月16日,蒋介石致电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陈光甫,让他转告上海商业联合会:“日来军事进展,饷项奇绌。前日承蒙自动的募借之数,可否于最短期内筹拨,以济急需。革命成败、国家存亡,全在此举。想诸公热忱爱国,当能共同一致,以尽国民之天职也。”话说得极有分寸,上海滩的资本家见到这封信后心中更有分寸,纷纷解囊相助。

蒋介石送给陈光甫的特别出入证,原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

然而好景不长,时至1927年7月,情形又为之一变。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随后蒋介石在多方压力之下被迫宣布下野,武汉国民政府于8月25日宣布迁都南京,实现“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期间似乎比当总司令时更为忙碌,他使尽各种招数最终俘获宋美龄的芳心,并成功说服宋家长辈同意自己在与陈洁如离婚后迎娶宋美龄。

蒋宋婚礼原照。来源: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藏“埃玛•狄隆•密尔斯档案”。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结婚,象征着他已经得到了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宋氏家族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该年年底,各方推拥蒋介石重新掌权,准备复职的蒋介石首先将募集资金、应付财政开支提上日程,而宋子文则奔走于蒋介石和银行家之间,充当居中协调的角色。1928年1月7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复任总司令之职,并亲自参加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就职典礼,发表致辞相勉。

蒋宋二人同日宣布复职,是蒋介石的刻意安排,一方面显示他对宋子文格外器重与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在与宋美龄联姻后,再次向外界传达了蒋介石与宋氏家族形成政治联盟的强烈信号。虽然大舅子宋子文之后仍在军费开支问题上常与蒋介石闹不痛快,但双方已身处同一条船,再大的争执也都是“内部矛盾”,况且蒋介石已笼络控制了大上海的资本家们,因此他在筹措二期北伐军费时自然比之前容易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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