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新版野生植物保护名录，虽迟但到的调整

经国务院批准，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8日正式向社会发布。可以说，这是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历史中的一件大事。

新调整的《名录》，共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55种和40类，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54种和4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401种和36类。其中，由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分工管理的324种和25类，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分工管理的131种和15类。

媒体报道中对新版野生植物保护名录的介绍，侧重于其“与1999年发布的《名录》相比，主要有三点变化。”这三点变化，一是调整了18种野生植物的保护级别。将5种原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调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将长白松等13种原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调降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二是新增野生植物268种和32类。三是删除了35种野生植物。因分布广、数量多、居群稳定、分类地位改变等原因，3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32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从《名录》中删除。

仅仅从上述介绍内容看，似乎此次发布的名录，只是经历了一次常规的“吐故纳新”式修订。但这么理解显然低估了新版名录的重要性。

很少有人注意到，与这一新版名录相对照的“旧版名录”，已经是二十余年前发布的。更少有人知道，1999年发布的那一版野生植物保护名录，有怎样的先天“残缺”，并在这二十年的野生植物保护执法中造成了多少尴尬。这也足以反证新版保护名录为什么比一般意义上的“修订”具有大得多的价值。

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实际上是一个被“腰斩”的名录，只是之前讨论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一部分，所以，才有最新版的《名录》体量在老版本基础上几乎增加一倍。

那一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是199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配套文件，是由我国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共同组织制定的，共列植物419种和13类 (指种以上分类等级)，包括兰科、黄连属、牡丹组等13类的所有种 (约1300种) 全部列入那一版的《名录》。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在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版本，只是由于当时的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对《名录》所列物种的分管意见尚需协商，因此《名录》最终分批上报、公布。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只是两个分管部门意见能保持一致的那一部分，共列植物246种和8类。其余物种多属经济价值较高、资源破坏严重的种类（如人参、甘草、肉苁蓉、五味子、兰科……等)，当时的考虑是，待两部门协商分管意见后，将作为《名录》(第二批)再上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然而，当时参与此事的人员大概都没想到，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协商，就是20年。除了在相关部门网站有一个并无法律效力的“第二批名录”的讨论稿，长期没有下文。

这一事实在野生植物保护执法实践中造成了不少麻烦。

比如兰科植物。在当年讨论的完整名录版本中，兰科植物从一开始就整体全数列入目录，即所有兰科植物都应当视为被保护的植物，当然，其中有一级保护的种，也有一些是二级保护的种。

但由于这个完整的名录被“腰斩”发布，导致整个兰科植物，包括那些一级保护的濒危兰科种类，都被划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保护名录，时间长达2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一方面兰科植物始终处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保护之外，另一方面，相关保护部门为了保护濒危兰科植物，难免要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下有所作为。

其中一个尴尬的例子，就是2017年“河南村民采三株‘野草’获缓刑三年”案。当时，“经河南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秦某非法采伐的兰草系兰属中的蕙兰，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而接下来，国家林业局保护司相关负责人不得不向媒体证实，截至当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官方只发布了第一批，蕙兰不在其中，并非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植物保护名录“腰斩”，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直到2020年7月，在经历了相关职能部门多次机构改革，理顺机制后，在野生生物保护工作获得极大重视的大背景下，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编制工作才再度启动，并在此过程中向全社会公示、征求意见。

“保护名录”的编制，对保护工作而言，是“正名”所在，是不亚于相关法规的基础前提。因此，新版野生植物保护名录的的意义自不必赘言。希望这次新版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公布后，相关部门会依法形成有效的跟踪、更新机制，相关名录的维护、修订能更公开、透明，更多与民间的互动，在未来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中，力求减少遗憾与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