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伦理，究竟是圣母心泛滥还是共情的多元化？

动物伦理，究竟是圣母心泛滥还是共情的多元化？ 原创 小象君 小象君 Elefam

作者| 杨如嘉

编辑| 谌

视觉| 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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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新闻让大家直呼离谱：一博士生在香港向三只非洲大蜗牛（Achating fulica）撒盐而致其死亡，后因“残忍对待动物”而被逮捕。提到“作案”动机时，该博士生说，他杀死的非洲大蜗牛是入侵物种，他的举动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也有媒体为博士生声援，提到他用食盐杀死蜗牛的方式是应对非洲大蜗牛的常用方法，因为这种蜗牛可能携带多种病菌或者寄生虫，应尽量避免直接接触。

杨如嘉

昆山杜克大学

环境政策 本科在读

学社会科学的理科生，杂学动物，参与过动保、尝试过政策分析、也对流浪动物和农场动物的动物福利感兴趣，目前在北卡罗莱纳捞鱼抓海星，努力成为“了解一切、宽容一切”的problem solver。

香港动物保护法律为何如此“极端”？竟把“害虫”蜗牛的权益，放在人类权益之前？若不讨论保护法律，我们从蜗牛事件中，可以一窥动物保护理论的支持——动物伦理学。从人类动物利益冲突、纷繁复杂的舆论争执中看一看互为补充但无法统一的各种理论体系。

|| 彼得·辛格

此事件中，内地博士生违反的《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法例》提出：“残酷对待动物行为包括残酷地打、踢、恶待、折磨、激怒或惊吓动物，或因胡乱或不合理地作出或不作出某种作为而导致任何动物受到任何不必要的痛苦”，这与彼得·辛格的主张类似，均强调动物所受的痛苦和其合理性。

在《应用伦理学》一书中，彼得·辛格阐述了自己的动物伦理观点，他认为所有个体所受的痛苦都应该平等地被纳入考虑，痛苦应该尽量被避免和最小化，我们应该向着所有个体所受痛苦的总和减小的方向努力。在实际案例中，他主张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会引起动物苦痛的行为，比如吃肉（他认为肉食并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动物实验（他认为并无足够证据证明动物实验一定能取得有意义的结果）等。

我们不妨也从辛格的“痛苦/必要性“角度看待一下蜗牛事件，杀死蜗牛是必要的吗？在此事件中，被杀死的蜗牛是南方常见的入侵物种——非洲大蜗牛，可能破坏当地生态并携带寄生虫，因此，杀死蜗牛的行为拥有正当的理由、可以被合理化。

但同时，也有认为该博士生有罪的观点称，虽然杀死蜗牛这一行为是合理的，但应采取更直接快速的方式，让动物不感受到痛苦，而撒盐这一手段使蜗牛经受了漫长而痛苦的死亡过程（但也有人表示蜗牛脱水的过程其实十分迅速），属于”导致不必要的痛苦“。首先，用盐导致脱水是针对非洲大蜗牛的惯用方法，其目的是避免与非洲大蜗牛直接接触、从而避免感染寄生虫。其次，被撒盐脱水而死这一过程对蜗牛本身是否痛苦尚无定论，这涉及到对无脊椎动物神经系统的深入研究。而且，即使撒盐脱水确实引起蜗牛的痛苦，采用其他手段杀死蜗牛也可能有接触、散播寄生虫的风险，很难比较痛苦与潜在风险孰轻孰重。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这不就完了嘛，即使从动物伦理的角度，内地博士生为了保护环境而杀死蜗牛、为自我保护而选择了不太直接的方式，并不是什么不正义的事情呀。可是因自我保护而杀死动物，真的是绝对正义的吗？

|| 克里斯汀·柯丝嘉德

对于此类涉及多方利益冲突的案例，柯丝嘉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视角。在《人类一定比动物重要吗？》一文中，她提到，所谓价值必须要有受体，重要的事情不是“绝对的“重要，而是对某个体来说重要。

柯丝嘉德认为，每个个体都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寻找符合自己利益的事物，并为此赋予价值，但这种价值仅对赋予价值的个体有意义，并不体现事物的绝对价值。她反驳了部分认为”动物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人所用、人类天然地比动物更为重要“的观点，提倡共情和感同身受，“许多利用动物的人类活动对动物来说是不正义的，就像假设有一个异教徒神明把人类扔进池塘喂鳄鱼一样。”

在类似涉及人类、动物利益冲突的事件中，柯丝嘉德也尽量保持客观中立，不以绝对化的口吻评价正义与否。但她的理论偏向相对主义，并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对此类价值选择做出一个很好的指导，比如在蜗牛事件中，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杀死蜗牛有利于维护人类利益、保护环境，并不是不正义的选择；但是蜗牛也是无辜的，生物入侵本质上是由人类造成、入侵生物本身并不应该承担后果。看到这样的道德困境，肯定会有人怀疑道：人类道德为什么保持绝对中立呢，优先保护人类利益不好么？

\\ 汤姆·里根

针对在利益冲突中做出选择的问题，汤姆·里根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内在价值（inherent value）的概念之上。里根认为，个体的价值不应该用其对外在环境做出的影响或其自身经历来衡量，相反，任何个体自然拥有一种内在价值。在《动物权利的案例》一文中，他用水杯来类比内在价值的概念：水杯里装的水的价值可以类比一个个体的贡献和经历，而杯子本身的价值对应的就是个体的内在价值。根据里根的主张，任何“生命主体（subject-of-a-life）”拥有同等的内在价值，其内在价值不受每个个体自身经历的影响。

是否是“生命主体“是衡量个体是否拥有内在价值的唯一标准。所谓”生命的受体“不单单是有生命体，还要具有复杂的行为能力，比如信仰和欲望、对过去和未来的感知和记忆、快乐和痛苦、趋利避害的选择倾向等。我个人对生命主体这一概念的理解是，生命主体不仅仅具有生命力，更具有对生命的主观感知，并不是行尸走肉或者依靠简单反射弧的细胞集合体。

在对待“生命主体”时，基于每个个体平等的内在价值，里根提出了两种价值选择原则：1. 最小牺牲原则（The Miniride Principle），即如果要在牺牲多数个体利益和少数个体利益中做出选择，而每个个体收到的伤害近似相同，则选择牺牲少数个体；2.更坏遭遇原则，即如果要在牺牲多数无辜个体和少数无辜个体的利益中做出选择，而选择牺牲少数个体会使其受到比其他选择更坏的遭遇，则选择牺牲多数群体的利益。

简而言之，里根的价值选择原则强调避重就轻，尽量保证价值选择中的牺牲最小化。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里根原则的模糊性让人很难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比如“生命主体”与非生命主体就没有一个清晰的划分（我认为蜗牛事件中的非洲大蜗牛明显不属于“生命主体”，因为它们明显不拥有感知生命的主观能力），个体利益的牺牲涉及方面广泛、很难被量化，所以其对价值冲突的指导作用也较为有限。

|| 动物伦理学的启示

看到这里，你可能比看之前还要疑惑，难道动物伦理并不能真的提供一个实用的道德标准？那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其实，动物伦理更像一个百家争鸣的博弈场，不同的哲学家对非人类生物怀有不同程度的同情和共情，其中的争论很容易让人陷入批判思维的漩涡而无法做出选择，诸多理论也不能统一为一个普世的道德标准或者行为准则。就像很多动物伦理学家反对实用主义一样，动物伦理学也并不是一门“实用”的哲学，它除了提倡对非人类生物的包容和共情以外，并不能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导，其存在意义也不在此。

回归开篇提到的蜗牛事件，这本该是探讨我们该如何看待和对待身边动物的好时机。尽管蜗牛是否遭受了痛苦还有待神经系统研究的深入，动物保护法律也有待结合实际不断丰富完善，但这并不妨碍像柯丝嘉德一样富有共情心的人们，对作为入侵生物被消灭但实则无辜的蜗牛心生同情——生物入侵的根本责任在于我们人类，我们也应当思考在自身利益和他人、其他生物之间怎样做出理性选择。里根的“生命主体”概念同样给予我们启发，引导我们寻找人和动物之间的边界，思考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归根结底，动物伦理学存在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对待非人类个体的态度不只有同情泛滥和漠不关心两种，这两者间也存在不同程度、针对不同对象的共情。动物伦理不是为了进行道德审判，而是为了让拥有不同程度共情心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依靠。

*公众号封面图为艺术效果需要，

蜗牛通常携带寄生虫，请勿模仿。

参考资料

1. Christine Korsgaard, 2018, “Are Peopl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Other Animals?” In Fellow Creatures: Our Obligations to the Other Animals.

2. Peter Singer, 2016, “Practical Ethics” in The animal ethics reader (edited by Armstrong, S. J., & Botzler, R. G).

3. Tom Regan, 2016,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in The animal ethics reader (edited by Armstrong, S. J., & Botzler, R. G).

4. Peter Singer Official Website, “About me/CV”, retrieved from: https://petersinger.info/about-me-cv

5. Wikipedia, “Christine Korsgaard”,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ne_Korsgaard

6. Wikipedia, “Tom Regan”,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m_R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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