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二一)〡隐匿的基督徒

宋念申

2016-03-16 18:0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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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今年(2016年),马丁•斯科塞斯的最新影片《沉默》终于要上映了。众多影迷期待这部片子已经快10年,当初确定的演员名单,如今已全部换了一茬。在1988年的《基督的最后诱惑》中,斯科塞斯大胆又深刻地探讨着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关联,那么,在这部以17世纪日本天主教为背景的影片中,他又将提出怎样的纠结命题呢——宗教与政治、信仰与背叛,还是东方和西方?
《沉默》改编自日本作家远藤周作196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问世50年来,《沉默》不但被公认为远藤最著名的作品,而且也是日本、乃至世界文学界最具冲击力的宗教文学作品之一。以至于谈起日本和基督教的关系,这本不长的小说,是绕不过去的文本。
情节虽是虚构,《沉默》却建基于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故事的起因是:17世纪初,葡萄牙派往日本的耶稣会高级教士费雷拉宣布弃教。费雷拉在耶稣会以博学、坚忍著称,他的学生们不敢相信这个消息。于是以罗德里格斯为首的几位青年教士,冒险来到日本,以期解开这个谜团。
小说即以罗德里格斯等在日本的历程为线索:一路上,他们目睹了岛原之乱后,幕府对天主教徒的严密搜捕和残酷折磨。他们受到本地隐匿教徒的保护,也因告发而被捕。在极端境遇下,罗德里格斯终于见到了费雷拉神父,发现后者不但弃教、而且改名“泽野忠庵”,成了幕府禁教的工具……
相比于中国和朝鲜,日本的19世纪前的基督徒(切支丹/吉利支丹)所遭受的迫害要惨烈得多。在德川幕府连续不断、日趋残酷的禁教过程中,不但传教士和神职人员被捕受刑,普通教众一旦被抓,更要被逼弃教,否则就酷刑折磨。《沉默》中提到的一些酷刑,是在那个时代的日本真实存在过的。比如以沸腾的温泉水浇身(云仙地域),比如将人捆在柱子上置于海中,任涨潮淹至口鼻(水磔)。刑罚的目的不在处死而在缓慢折磨,让受刑者因极度恐惧、疲惫和痛苦而最终屈服。
“吊穴”
最为骇人的刑罚是“吊穴”:将人捆缚脚踝倒悬,头置于污秽的洞穴中,在耳后割出小孔,这样血液慢慢流出而不致速死。受刑者如不弃教,将哀嚎几日直至力尽气绝。历史上的费雷拉神父,据说就是在受吊穴5个多小时后,最终弃教。《沉默》中的场景则更为揪心:神父被迫目睹教民受刑,只有宣布自己弃教,才能救下无辜。
弃教的仪式,则是脚踏圣母及耶稣塑像,称为“踏绘”。幕府在教众聚集的社区路口,放置踏绘,以此甄别教徒与非教徒。再加上德川早期设立的“寺请—檀家”制度,以佛寺监控当地人口,国家-社会联手,确保“吉利支丹”无一漏网。
《沉默》可以看作是远藤周作的心灵拷问,他借书中不同人物之口,苦苦追问,上帝为什么在日本教徒经受巨大身心磨难之时,仍保持沉默?他需要为历史上众多教徒的牺牲找到意义。最终,小说提示读者,主的真义正隐含在弃教中,坚信的力量恰躲藏在背叛后。日本的天主教在17世纪沉寂了,但信仰没有沉寂。这是身为20世纪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对这段痛苦历史的阐发。
“踏绘”
在现实中,的确有一批日本教徒,面对残酷的清洗,表面弃教,私下将自己的宗教伪装起来,隐藏在众多佛教信奉者之中,在隔绝秘密的状态下传递信仰。这批人藏匿了200多年,直到明治维新,基督教合法化后,才公开了身份。他们后来被称为“隐匿的基督徒”((隠れキリシタン)。在上世纪30年代,他们的人数大约在三万左右,多居住在九州的长崎一带。
在上个世纪,“隐匿基督徒”是令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非常着迷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好奇的,不但是这些人的组织形式和传教系统,更在于他们所信奉的那个信仰体系,如何在极度严苛的环境中生存、转换、变形、维系。
禁教之后,日本上层已不可能再有教徒,残余的教众多是下层的农民或渔民。他们或者集体躲避于外海小岛(如九州的五岛),或小规模聚居在其他地方。由于不能持有圣经或其他印刷文本,教义与仪轨多在家族内口口相授。久而久之,基督教对于隐匿者而言,已不是一种外来宗教,而是混杂于家族传统和祖先崇拜之中。而且因为所有居民至少在表面上都要在佛寺举行法事,并参与神社的祭祀,于是不可避免地,基督信仰和佛教及神道相互融合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圣母玛利亚形象的转化。在隐匿基督徒群体中,玛利亚与观音菩萨的形象看起来并无二致,其怀抱中的耶稣基督,恰合“观音送子”的意象。或许只在不显眼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十字架,暗示着这尊偶像的实际身份。这种变形既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恐怕也是在封闭环境中本地化的结果。与此类似,宗教仪式也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变形的方式延续。比如圣餐礼中代表基督血肉的红葡萄酒和面饼,被清酒和米饭替代。而清酒和米饭亦经常用于神道祭祀。
圣母像
也有一些内容被完整保存下来。日本一位学者长期研究隐匿基督徒的弥散颂歌,有一首起初总也找不到出处。后来经过多年在欧洲寻访,他终于发现,那是16世纪西班牙某个地方的圣颂。也就是说,400年前曾有一位出身该地区的传教士来到日本,他带来的声音被那些隐匿的信仰者一代又一代口头传承,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它的意思。
为什么在禁教的日本,上层精英——耶稣会最早依赖的对象——或被迫或自愿弃教了,而这些底层人却如此坚忍地抱持信仰?远藤周作《沉默》中一个重要人物,吉次郎,就是这样一个草根。他胆小、懦弱、卑微;他出卖了罗德里格斯,却又反复回到他身边,始终追随。上层人物们或许更多看到的是基督教带来的权力和利益,而对卑微的农民和渔民而言,早期基督教带来的精神慰藉是不曾有过的,乃至世代相守。正是在被否认和被拒绝中,基督教透过这些弱者,在委屈中坚韧,融化于日常生活里。
如今的日本,当然不再有宗教迫害了。但那些隐匿基督徒的后代,却面临另一个问题。他们的信仰完全公开了,但这信仰究竟是什么呢?对于宗教社会学者来说,他们的宗教实践在基督教中应有独特的价值。但在重新来到日本的教会和传教士眼中,这种实践竟然和祖先崇拜、佛教、神道纠缠不开,显然是异端。对于隐匿基督徒而言,他们的宗教生活从来独立于教会,侍奉上帝是和敬奉祖先一体的,更与两三个世纪以来的本地生活化约在一起。就算教会愿意接纳,他们是否愿意“回归”呢?这又是一种双重困境。在宗教以自由的名义被重新规范的年代,隐匿基督徒人群被再度边缘化;而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打开,他们的人数更日益稀少
作家张承志谈到隐匿基督徒,说:“尽管念着奥拉颂,但他们也做着佛事。盂兰盆、守夜、彼岸、佛教的仪礼同样不可或少。他们念着奥拉颂,但不离开观音。他们重视自己是隐藏切支丹,但更在意自己是普通日本人。”可是从沙勿略和弥次郎的时代到现在,“日本人”和“基督徒”这两重身份,似乎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远藤周作的作品,正是借历史来映射他内心深处的焦虑。
另一位著名的现代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用更为直接的《两个J》来表达这种紧张:“我所爱的,只这两个J:一是耶稣(Jesus),一是日本(Japan)。我不知更爱哪位,耶稣还是日本。我的同胞憎我,因耶稣信仰之外来;外国教士恶我,因日本民族之狭隘……耶稣与日本,我的信仰不是同心圆,而是有两个中心的椭圆。”
让我们期待,斯科塞斯的新片能够阐发出这些多重、复杂的矛盾困境。因为同样的困境,在东亚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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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沉默》,日本,天主教,禁教,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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