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二一）〡隐匿的基督徒

据说今年（2016年），马丁•斯科塞斯的最新影片《沉默》终于要上映了。众多影迷期待这部片子已经快10年，当初确定的演员名单，如今已全部换了一茬。在1988年的《基督的最后诱惑》中，斯科塞斯大胆又深刻地探讨着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关联，那么，在这部以17世纪日本天主教为背景的影片中，他又将提出怎样的纠结命题呢——宗教与政治、信仰与背叛，还是东方和西方？

《沉默》改编自日本作家远藤周作196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问世50年来，《沉默》不但被公认为远藤最著名的作品，而且也是日本、乃至世界文学界最具冲击力的宗教文学作品之一。以至于谈起日本和基督教的关系，这本不长的小说，是绕不过去的文本。

情节虽是虚构，《沉默》却建基于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故事的起因是：17世纪初，葡萄牙派往日本的耶稣会高级教士费雷拉宣布弃教。费雷拉在耶稣会以博学、坚忍著称，他的学生们不敢相信这个消息。于是以罗德里格斯为首的几位青年教士，冒险来到日本，以期解开这个谜团。

小说即以罗德里格斯等在日本的历程为线索：一路上，他们目睹了岛原之乱后，幕府对天主教徒的严密搜捕和残酷折磨。他们受到本地隐匿教徒的保护，也因告发而被捕。在极端境遇下，罗德里格斯终于见到了费雷拉神父，发现后者不但弃教、而且改名“泽野忠庵”，成了幕府禁教的工具……

相比于中国和朝鲜，日本的19世纪前的基督徒（切支丹/吉利支丹）所遭受的迫害要惨烈得多。在德川幕府连续不断、日趋残酷的禁教过程中，不但传教士和神职人员被捕受刑，普通教众一旦被抓，更要被逼弃教，否则就酷刑折磨。《沉默》中提到的一些酷刑，是在那个时代的日本真实存在过的。比如以沸腾的温泉水浇身（云仙地域），比如将人捆在柱子上置于海中，任涨潮淹至口鼻（水磔）。刑罚的目的不在处死而在缓慢折磨，让受刑者因极度恐惧、疲惫和痛苦而最终屈服。

最为骇人的刑罚是“吊穴”：将人捆缚脚踝倒悬，头置于污秽的洞穴中，在耳后割出小孔，这样血液慢慢流出而不致速死。受刑者如不弃教，将哀嚎几日直至力尽气绝。历史上的费雷拉神父，据说就是在受吊穴5个多小时后，最终弃教。《沉默》中的场景则更为揪心：神父被迫目睹教民受刑，只有宣布自己弃教，才能救下无辜。

弃教的仪式，则是脚踏圣母及耶稣塑像，称为“踏绘”。幕府在教众聚集的社区路口，放置踏绘，以此甄别教徒与非教徒。再加上德川早期设立的“寺请—檀家”制度，以佛寺监控当地人口，国家-社会联手，确保“吉利支丹”无一漏网。

《沉默》可以看作是远藤周作的心灵拷问，他借书中不同人物之口，苦苦追问，上帝为什么在日本教徒经受巨大身心磨难之时，仍保持沉默？他需要为历史上众多教徒的牺牲找到意义。最终，小说提示读者，主的真义正隐含在弃教中，坚信的力量恰躲藏在背叛后。日本的天主教在17世纪沉寂了，但信仰没有沉寂。这是身为20世纪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对这段痛苦历史的阐发。

在现实中，的确有一批日本教徒，面对残酷的清洗，表面弃教，私下将自己的宗教伪装起来，隐藏在众多佛教信奉者之中，在隔绝秘密的状态下传递信仰。这批人藏匿了200多年，直到明治维新，基督教合法化后，才公开了身份。他们后来被称为“隐匿的基督徒”（(隠れキリシタン）。在上世纪30年代，他们的人数大约在三万左右，多居住在九州的长崎一带。

在上个世纪，“隐匿基督徒”是令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非常着迷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好奇的，不但是这些人的组织形式和传教系统，更在于他们所信奉的那个信仰体系，如何在极度严苛的环境中生存、转换、变形、维系。

禁教之后，日本上层已不可能再有教徒，残余的教众多是下层的农民或渔民。他们或者集体躲避于外海小岛（如九州的五岛），或小规模聚居在其他地方。由于不能持有圣经或其他印刷文本，教义与仪轨多在家族内口口相授。久而久之，基督教对于隐匿者而言，已不是一种外来宗教，而是混杂于家族传统和祖先崇拜之中。而且因为所有居民至少在表面上都要在佛寺举行法事，并参与神社的祭祀，于是不可避免地，基督信仰和佛教及神道相互融合。

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圣母玛利亚形象的转化。在隐匿基督徒群体中，玛利亚与观音菩萨的形象看起来并无二致，其怀抱中的耶稣基督，恰合“观音送子”的意象。或许只在不显眼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十字架，暗示着这尊偶像的实际身份。这种变形既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恐怕也是在封闭环境中本地化的结果。与此类似，宗教仪式也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变形的方式延续。比如圣餐礼中代表基督血肉的红葡萄酒和面饼，被清酒和米饭替代。而清酒和米饭亦经常用于神道祭祀。

也有一些内容被完整保存下来。日本一位学者长期研究隐匿基督徒的弥散颂歌，有一首起初总也找不到出处。后来经过多年在欧洲寻访，他终于发现，那是16世纪西班牙某个地方的圣颂。也就是说，400年前曾有一位出身该地区的传教士来到日本，他带来的声音被那些隐匿的信仰者一代又一代口头传承，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它的意思。

为什么在禁教的日本，上层精英——耶稣会最早依赖的对象——或被迫或自愿弃教了，而这些底层人却如此坚忍地抱持信仰？远藤周作《沉默》中一个重要人物，吉次郎，就是这样一个草根。他胆小、懦弱、卑微；他出卖了罗德里格斯，却又反复回到他身边，始终追随。上层人物们或许更多看到的是基督教带来的权力和利益，而对卑微的农民和渔民而言，早期基督教带来的精神慰藉是不曾有过的，乃至世代相守。正是在被否认和被拒绝中，基督教透过这些弱者，在委屈中坚韧，融化于日常生活里。

如今的日本，当然不再有宗教迫害了。但那些隐匿基督徒的后代，却面临另一个问题。他们的信仰完全公开了，但这信仰究竟是什么呢？对于宗教社会学者来说，他们的宗教实践在基督教中应有独特的价值。但在重新来到日本的教会和传教士眼中，这种实践竟然和祖先崇拜、佛教、神道纠缠不开，显然是异端。对于隐匿基督徒而言，他们的宗教生活从来独立于教会，侍奉上帝是和敬奉祖先一体的，更与两三个世纪以来的本地生活化约在一起。就算教会愿意接纳，他们是否愿意“回归”呢？这又是一种双重困境。在宗教以自由的名义被重新规范的年代，隐匿基督徒人群被再度边缘化；而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打开，他们的人数更日益稀少。

作家张承志谈到隐匿基督徒，说：“尽管念着奥拉颂，但他们也做着佛事。盂兰盆、守夜、彼岸、佛教的仪礼同样不可或少。他们念着奥拉颂，但不离开观音。他们重视自己是隐藏切支丹，但更在意自己是普通日本人。”可是从沙勿略和弥次郎的时代到现在，“日本人”和“基督徒”这两重身份，似乎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远藤周作的作品，正是借历史来映射他内心深处的焦虑。

另一位著名的现代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用更为直接的《两个J》来表达这种紧张：“我所爱的，只这两个J：一是耶稣（Jesus），一是日本（Japan）。我不知更爱哪位，耶稣还是日本。我的同胞憎我，因耶稣信仰之外来；外国教士恶我，因日本民族之狭隘……耶稣与日本，我的信仰不是同心圆，而是有两个中心的椭圆。”

让我们期待，斯科塞斯的新片能够阐发出这些多重、复杂的矛盾困境。因为同样的困境，在东亚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