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寻找这位隐身的作家——埃伦娜·费兰特

来自意大利的马克·圣塔加先生的好奇心并不比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普通读者更多。在读完讲述两个女人一生友谊的四部曲——《我的聪明朋友》、《一个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和留下的》《走失孩子的故事》——之后，他想知道这位可敬的埃伦娜·费兰特女士是谁。

他想知道的包括但不止于：她是长发还是短发，眼睛是什么颜色，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为什么写作……偶尔，只是很偶尔，这样的疑问也会从内心最深处冒起来：就像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等女士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埃伦娜这个名字的主人，是否会是一位男士。

不巧的是，这位女士的神秘是出了名：她的作品所行之处好评如潮，几乎快成为一种现象，然而她不参加签售会、不出席颁奖礼、不现身采访，只接受邮件通函、扉页上不印头像、不发Twitter……圣塔加先生不想纠结费兰特女士的性别问题了，或许眼下应该担心的是，时日一久，新的、更大的疑问会浮出水面：埃伦娜·费兰特真的存在吗？她会不会是AI？

圣塔加先生不是一名普通读者。他写小说，在比萨大学研究语文学，熟读彼特拉克和但丁，他早已习惯了面对原作者因不可抗拒因素缺席的考古现场。

那么就动手吧，他孜孜不倦地对文本进行细读和深究，最后，他把猜测投向了那不勒斯一位名叫马塞拉·马默的女教授。他向意大利主流刊物《晚间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透露了以下依据：

1.费兰特女士小说中出现的部分比萨街名自1968年后发生了变动，这意味着作者于1968年之前便离开了比萨。

2.四部曲的主人公埃伦娜·格雷科曾在著名学府比萨高等师范学校（Scuola Normale）学习古典文学。根据学校年鉴，马默女士似乎是唯一一位60年代间在比萨求学且熟知意大利当代史的那不勒斯女性。

且不论当前唯一知道埃伦娜真实身份的出版人桑德拉·费里夫妇否定了圣塔加先生的猜想，他的推论本身似乎也很难站得住脚。在此之前，不妨听一听前不久去世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经历的一则轶事。在《悠游小说林》里，埃科提到一位仔细的读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完1984年6月24日的报纸后，写信询问作家，其代表作《傅科摆》中人物当天经过某街道时，怎么可能没看到一场大火？小说为何对这场大火忽略不计？而一向写小说的准备工作几乎巨细无遗的埃科坦言，自己并不知道那场实际发生的火灾；但同时，他的小说也没有义务与这一天完美匹配。为了让这位可爱的读者了解小说与现实世界较为隐秘的联系与不同，埃科勤勤恳恳又写了上万字，在此先按下不表。

将原话奉还给马默先生的推理。像磁悬浮列车一样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小说，不一定非要对一条真实存在的街道的户籍亦步亦趋。而作家埃伦娜借年近七旬的女主人公埃伦娜之口讲述她的故事时，实在没有必要让自己的数据与小说人物的数据处处贴合。写小说毕竟不是审计工作，对吧。

钱锺书先生有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费兰特女士的面纱如此密实，她表现出的才华如此惊世，以至于她固执的逸世之姿让好奇的心受了伤，动了火。

小说家多梅尼克·斯塔诺内先生是一连串的受害者之一。常年来他被怀疑为埃伦娜 费兰特的真身，甚至被记者质问：既然外界已经有这么多流言，他为什么还要特意写一本和费兰特女士《被抛弃的日子》（The Days of Abandonment）如此相似的书？

快被逼疯的斯塔诺内先生气恼地说：“费兰特女士并不是唯一一个写过弃妇故事的作家，你知道吧，为什么我们不来说说斯塔诺内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之间的关系呢？”

侦探圣塔加先生也坦言，去年他的作品《像恋爱中的女人一样》（Come Donna Innamorata）与费兰特女士的作品《走失孩子的故事》一同入围意大利知名文学奖项“斯托里加奖（the Strega Prize）”，也让他感受到后者庞大又无形的阴影。而消除这个阴影，成为了他研究文本的最大动力。

圣塔加怀疑的对象——马默女士——是不是又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呢？事情到这里发生了更有趣的转机。

媒体的电话打破了马默女士平静的教书生活。如果她真的不是费兰特女士的话，或许人们会更内疚一点。然而她的回答引起了大家更大的兴趣：不，她不是埃伦娜 费兰特，她今年69岁，但她只读过费兰特女士的《我的聪明朋友》，很不错，她很喜欢。她曾经是反法西斯作家卡洛 利瓦伊发起的新反抗（Nuova Resistenza）运动的一员，后来嫁给了利瓦伊的侄子。对于那些贯穿费兰特女士那不勒斯系列的主题——犯罪、资本主义、意大利社会阶层和南部工业化——马默女士似乎都具备足够的发言权。她甚至享受回答记者的提问。“一个人的身份可以不止一个，”这些模棱两可的话是否是有意为之？“我是一个那不勒斯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女人，一位教授，一个欧洲人和一个世界公民。”她说。

多么意味深长。马默女士无疑是一位幽默敏锐的学者，然而谁又能说这样的智慧是费兰特女士的专享？话说回来，无论她是费兰特还是不是，这番话都已经成功地将一滩浑水搅得更浑了……

是时候请出埃伦娜本人来说说话了。

2015年，埃伦娜的出版人桑德拉·费里夫妇受《巴黎评论》之约对作家进行了一次专访。对于为何选择隐藏自己，埃伦娜如是说：

“二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1990年时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已经改变了。那时我很害怕走出自己的世界。胆怯占了上风。后来，我开始对媒体不满，它们不关注作品本身，而是根据一个作者的知名度来判断作品价值。举个例子，绝大多数广受追捧的意大利作家和诗人同时也是学者、资深编辑或从事其他显赫专业，这是令人咂舌的。就好像文学不能通过文本自身呈现它的严肃性，而需要‘外在’的资质。”

如果说选择隐身的原因只是一次心血来潮、一个玩笑、初出茅庐的胆怯或者——像某些媒体所指的——是为了炒作，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在将来的某天一睹作家真容，然而在埃伦娜的解释中，作家个体的遁形变成了一个关乎美学与价值的文学命题。

埃伦娜是“新批评”理念的拥趸。当她提及“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传统、技艺和集体智慧结成的果实”“我们忽略集体智慧的重要性转而执意窥视每一部作品背后的创作个人”时，她显然想到了曾撰文《传统与个人才能》的T.S.艾略特。以文本至上的新批评强调应当对作品进行“抠字细读”，而不应在作家的生平、传记、谈话录中寻找答案，过分解读。埃伦娜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并不是“有哪些经历可以作为素材”，而是“什么样的词汇、句子的韵律和语调最适于讲述我所知道的事”；“文学真相只关乎措辞，它与作家在句子中投注的力量成正比。”

隐身同时也带给了她更多的创作自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每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概最谙其苦。埃伦娜说，“一旦当我知道完成的作品能离开我独立走入这世界，一旦我知道作为实物的我不会出现在它身边——就好像这本书是一只小狗儿我是它的主人一样——我对写作就有了一些新发现。”

至于读者，好奇的不好奇的恼羞成怒的读者们呢？埃伦娜说她写作就是为了能有人读。她会尽其所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却不会像商家逢迎消费者一样惯他。读者们已经习于将作者视作一个作品之外的实体了——发推、巡讲、签售——然而如果想要真正了解她，只需要进入她的作品。“当一个人纯粹地仅仅通过写作将自己展现给大众时——这也是唯一重要的事——她的匿名就变成了故事、诗节、甚至小说的一部分。……她将比副刊里的照片、读书沙龙、文学节、电视宣传里出现的那个人更为真实。”而读者应当像了解一个小说人物一样去了解小说作者：素未谋面，但却知道她怎么说话，怎么思考，怎么想象。

不带一丝歉意地，意志坚定的费兰特女士大概会继续匿名下去了，但其实如果我们是她的那位“理想读者”，就应当从一开始便到她的作品中去找答案，在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我的聪明朋友》的第一章，就已经出现了一位蓄意隐身的女士：主人公埃伦娜六十余岁的好友莱拉神秘失踪，将家里的所有关于她的东西——出生证明、书、电脑、衣物——尽数拿走，连一只发夹都不留下，甚至决绝到将自己从家庭合影中剪下。

叙述者埃伦娜知道，“（莱拉）正在过度拓展’痕迹’这个词的概念。她不仅仅想要消失，此时此刻，六十五岁的关头，她还想抹去留下的整段人生。”

“咱们看看这次谁会赢，我对自己说。我打开电脑开始写——我们故事的全部细节，仍然留在我记忆中的所有一切。”

看吧，用小说来代替肉身——从一开始，埃伦娜就打算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