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梦想为何破灭

1963年，西亚文明古国伊朗在巴列维国王的主持下，开展了一场“白色革命”。一时间，伊朗国力蒸蒸日上，号称“世界第九富国”。谁料想，韶华易逝，转眼已成明日黄花。十五年后，王冠落地的巴列维只能带着一撮祖国的土地与破碎的现代化梦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石油美元推动“白色革命”

早在1908年，伊朗就发现了国土上的第一个大油田——麦斯杰德伊苏莱油田，该地遂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工业的发源地。在二战后亚非拉民族主义大潮中，经过艰难的谈判，1953年伊朗政府如愿与跨国资本达成协议，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与国际石油财团平分石油利润。从此，伊朗石油产量大增，滚滚的石油美元随之涌入国库。1954年，伊朗的石油收入仅3400万美元，到了1962年，增长了12倍，变成4.37亿美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随着伊朗国库一起膨胀的是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大国雄心。1963年1月，巴列维国王正式宣布关于社会发展的六点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土地改革。国王自豪地将他的蓝图称为“白色革命”——刻意避开了象征社会主义的“红色”与象征“反动派”的“黑色”。

这个具有伊朗特色的土改方案规定：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是一个自然村落，超过部分必须出售给政府，但果园、花园和机耕土地不在其列；政府根据地主往上报的土地收入和缴纳的地产税确定购价，分10年付清地款；政府将所购置的土地出售给享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购地者可在15年内付清地款。到1971年，92%的伊朗农户有了自己的耕地。然而，在当时的伊朗，一个5口之家的农民平均需要7公顷的土地方能维持一家温饱。75%的自耕农获得的土地难于维持生计，只能和没有土地的126万户农村手工业者和雇佣佃农一起，涌入城市寻找饭碗。

好在城里并不缺乏谋生手段。依靠石油美元的巨额投资，伊朗正在从一个农业国向着现代工业国迈进，对劳动力有着旺盛的需求。不仅纺织、食糖等传统工业部门突飞猛进，而且新建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工业体系开始逐步完备。1971年12月伊朗炼出了第一炉生铁，轧钢厂、钢管厂、铬厂、化肥厂和石化厂相继投产，柴油发动机和拖拉机制造业也相继诞生。1960年全国发电6.89亿度，1972年为95.53亿度，十年内修建了21000 英里的公路，国内17个城市建设了飞机场。油轮码头、大型贮油库和石油化工厂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伊朗国民生产总值在十年间增加了四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增加了两倍。

目标“世界第五强国”

1973年1月，在“白色革命”10周年之际，巴列维宣布将伊朗石油资源收归国有，其管理权也由国际财团转归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这一年的10月，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从每桶1.85美元骤升至翌年的10.21美元。这对伊朗政府来说不啻喜从天降，石油收入从1972年的28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78亿美元，使得伊朗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70年代中期，伊朗的人均收入已达2500美元（以金价计，相当于现在的2.6万美元），65%以上的人有了自己的住房。

在国际上，伊朗在1970年代中期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西德、日本、法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英国的第九富国。资金雄厚的巴列维国王随心所欲地到处“撒钱”，仅在1974年，就贷款给意大利各厂商30亿美元，英国15亿美元，甚至向法国预付10亿美元订购五座核电站——有人揶揄“在伊朗这样一个石油富国建造核电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古怪的想法”。

大规模的军备现代化同样在石油美元的支撑下展开，1976年伊朗的国防开支接近9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七位。短短两年内，伊朗购置了价值60亿美元的军备，巨额订单将美国军工业从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中拯救出来，以至引发了美国总审计局的抱怨——这将会引起美国作战物资的严重外流。

美伊间最重要的一笔交易是著名的F-14“雄猫”战斗机。这种美国海军的王牌战机以其在汤姆·克鲁兹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中出场以及成为动画片《太空堡垒》中骷髅战斗机的原型而名声大噪。巴列维在1974年订购了80架F-14（单价高达3000万美元），这使得伊朗成为美国之外唯一有幸装备“雄猫”的国家。在2006年从美国海军退役后，全世界的“猫迷”就只能在伊朗空军中目睹“雄猫”飞翔的身影了。

大量美制武器的入役，使伊朗成为波斯湾地区无可争议的第一军事大国，伊朗的空军和海军可以与海湾所有阿拉伯邻国的空海军联合力量相匹敌，其地面部队人数相当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两国地面部队人数之和的两倍。1974年，伊朗出兵4500人，帮助阿曼苏丹镇压“阿曼人民解放阵线”游击队。伊朗俨然已是“海湾宪兵”，相比二战期间任人摆弄的窘境，可谓天壤之别。在这一年，巴列维已经提出，要在“不久之后超过一个或几个欧洲大国，成为（位居美苏日中之后）世界第五大强国”！

“君主制时代已经结束”

可惜，此时的伊朗其实已是强弩之末。在短期的空前繁荣之后，伊朗经济在1975年盛极而衰。由于世界石油需求萎缩，油价骤降，政府财政从上一年的盈余20亿美元一变为73亿美元的赤字。大手大脚已成习惯的伊朗当局被迫实行紧缩政策，两年内将开支削减了190亿美元，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

伴随着经济的下行，长期被炫目的经济增长数据掩盖的问题浮出了水面。面对商业衰退和国家过多地管制市场，商人们怨声载道。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业生产也出现了巨大损失，这与“白色革命”的初衷截然相反。十年前，伊朗还能够向外国出口谷物、稻米和食糖，而197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却需要进口小麦250万吨，大米30万吨，肉羊250万头。相当于每个伊朗人一年中有一个月的口粮依赖外国供应。

城市的局面同样糟糕。几百万收入低微的伊朗人在超过20%的通货膨胀中挣扎。除了少数企业里的技工，绝大多数工人收入微薄：四口之家平均日收入55-204里亚尔，而一公斤米和肉分别卖到90里亚尔和220-250里亚尔，一间房租金每日100里亚尔，众多工人只好全家住贫民窟。贫富差距大至骇人的地步：在德黑兰的大资本家一天进账5万美元，从来不必在乎周末是到欧洲还是北美购物；与此同时，小农每年只能赚到150-200美元。

对国王鼓吹的“伟大文明”的高期望值和令人沮丧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伊朗民众普遍感到不满。在伊朗这样一个既没有工人运动传统，也没有民主选举历史的伊斯兰国家，人们很自然地转向宗教寻求慰藉，因为“现代化和那种被大肆吹嘘的社会发展并不能带来心灵上的安宁”。

这对巴列维国王而言绝不是一个好消息。早在“白色革命”开始后，国王便与伊朗历代王朝的传统支持者毛拉（伊斯兰教士）势不两立了。土改摧毁了毛拉们对农村土地的占有，给予妇女选举权更是被视为对《古兰经》的背叛。早在1963年，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伊玛目）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就公开发起了对国王的抗争，面对“准备让刺刀穿透我的心脏，也绝不向暴君屈服”而又深孚众望的霍梅尼，巴列维最后无可奈何，只能将他驱逐出境。

1978年元旦，正在德黑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卡特还称赞巴列维国王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创建了一个“稳定之岛”。可卡特刚离开伊朗，这个“稳定之岛”立即陷入伊斯兰革命的狂潮之中。1月7日，国王的御用报纸攻击流亡国外的霍梅尼是红色殖民主义者（指苏联）和黑色殖民主义者（指英国人）的工具，引发库姆神学院的4000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警察向示威者开枪，造成约7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库姆惨案”。抗议浪潮从此蔓延全国，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而曾经狂言“那些反对宪法、君主制度、国王的人只能在监禁和流亡之中做出选择”的巴列维，在危机期间实行的是一种在政治上自杀的自相矛盾政策：既实行自由化政策，又试图抱着专制王权不放；面对自由化政策释放出来的政治参与诉求，在妥协和镇压之间犹豫不决，频繁地寻找和惩罚替罪羊。结果，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国王越来越众叛亲离。1978年12月10日，100多万民众走上了德黑兰街头，要求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政府，拥护霍梅尼为国家领袖。此时，就连巴列维统治的支柱——强大的伊朗军队也出现了动摇，霍梅尼警告士兵，如果向民众开枪，“就如同向古兰经开枪一样”，这导致了军队中下层士兵士气的彻底瓦解。

就在国王大厦将倾之际，1979年1月6日，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建议”巴列维出走：“现在你离开伊朗的时间已不是以天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巴列维在回忆录中哀叹：“我像一只死耗子一样被美国扔出了伊朗。”十天以后，国王带着家人乘上了他的价值1.15亿美元的波音707专机，神情黯然地踏上了流亡之路。半个月后，霍梅尼从巴黎飞抵德黑兰。为了保持穆斯林清贫艰苦的生活方式，他把专机的头等舱座位让给了随行的记者，自己则坐在飞机的地板上。300万伊朗人排成32公里长的队列欢迎他们的领袖归来，他们等到的霍梅尼回国后的第一句话是：“君主制时代已经结束。”

事实上，“白色革命”和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梦想也都在这一天宣告终结——1979年2月1日，号称得到 70 万军队、全体工人和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国王还是败在了没有一枪一炮的宗教领袖手中。

参考文献：

冀开运、蔺焕萍：《二十世纪伊朗史：现代伊朗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张振国：《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法）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 附：白色革命》，商务印书馆，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