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北海:《侠隐》是致敬父辈的抗战,尤其二十九军将领

澎湃新闻记者 马睿

2016-03-27 11:2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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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生于北京,1949年随家人移居台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1962年到洛杉矶继续深造,1972年因工作迁往纽约,定居至今。
他写过很多关于纽约的随笔,《人在纽约》《天空线下》《一瓢纽约》,但只写过一部关于北平的小说,《侠隐》。这个“没做过要穿正装的工作”的纽约客,拒绝被贴“雅痞”的标签;这个写作起来“不能太伤感,也不能太温情”的“老北京”,在《侠隐》里,最关注的是沦陷前后困守古城的二十九军将领——“他们都是小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们也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不少是我的‘叔叔伯伯’”。
从抗战到今天,张北海的个人经历不断与大时代交织:“现实过于真实,更难有幻想”,何况,“二十一世纪可是从一个恐怖惨痛的‘9·11’开始,很难再有轻松好玩的心情了。”

澎湃新闻:谈纽约之前,先谈谈北京吧。您是1936年出生在北京的,1937年,北京就迎来了北平时代“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现在看这个出生年,是个蛮有意思的时点,1936年也是《侠隐》开始的时间。用小说里的话说,“北平也不是他的家”,您为什么会对北京(而不是成长的台北和生活的纽约),倾注那么多心血?
张北海:我在《一瓤纽约》作者序中说,“四分之三世纪下来,我走过了两个时代,两个文化,和那八千里路云和月。”当然,这里说的两个时代指的是“大时代”(民国建立经抗战、内战至今)。但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大时代之下还会出现对当事人具有意义的一个个“小时代”。
我第一个这类小时代是我的童年期,也恰好是从抗战到内战,之后固然还有一连串这类小时代,像五十年代的台北、六十年代的洛杉矶,以及之后的纽约至今,但我已逐渐长大成年,现实过于真实,更难有幻想。但老年还是可以做梦,这么看的话,也不妨说《侠隐》是一个千古文人的侠客梦。
这也或许是为什么王德威教授会在2007年简体版《侠隐》序文中有这句侧面评语,“是在这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象合而为一。”
至于“倾注那么多心血”,我相信这是任何写作者都需要倾注的心血。但与此同时,为了写一部写实性小说,并以“老北京的消逝”为另一主题,那就更必须在求实方面多作点功课了。
澎湃新闻:《侠隐》里写吃,中餐西餐宴席涮羊肉,味道嵌在故事里,会让人忍不住想起唐鲁孙们的北平味道。就像去年冬天,北京下了很多雪后,不断有人感慨,一下雪,北京就像北平了。您为了写《侠隐》当时也做足了北平的材料,写北平风物的书和人,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些?
张北海: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已退休,《侠隐》出版后,曾有网络评语说,这“是给老北京的一首挽歌”,我也愿意这么想。
阅读书写北平风物的书和人,对我认识当年的面貌,至及小说写作的帮助很大。其中,我最关注的是沦陷前后困守古城的二十九军将领,他们都是小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们也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不少是我的“叔叔伯伯”。
此一层关系,或许是作者下意识地把自己和书中历史人物衔接起来,但另一方面,潜伏在小说背后,是作者对反清起义到八年抗战(像我父亲)那一世代的致敬,也可以说是我给那一辈人的一首挽歌。
一段往事,我在二十九军撤退围城北平的一段叙述中,特别提到一个人名字,一位卢沟桥炮火中幸免死亡的少壮军官——吉星文,他后来随部队到了台湾,1958年,他已升为少将师长,守防金门。“八二三”枪战期间,我曾以广播记者身份战地访问,只因没有及时搭上母舰最后一艘遭击沉的登陆舰,而未葬身罗湾,但吉星文将军,却在对岸炮轰之下阵亡。
至于书中的吃喝,我只能说,所提到的大部分都是我从小吃大的,北平沦陷之前和初期,政府人员和一些有能力的家庭都逃难去了大后方,但当时北平仍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他们只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挣扎着过日子。然而,为时八年的沦陷期间,北平市民还是要买菜吃饭,老百姓去老百姓的小吃店,有能力的上“东来顺”、天津的“起士林”,日子好歹总要过。
澎湃新闻:读者对《侠隐》的赞誉之一,是语言好。这让人想起这两年很热门的一部沪语小说《繁花》,它向读者展示了用沪语白话描写上海的可能。在新一代越来越少讲本地方言的今天,语言的丰富性减少是否也在相应缩小表达的空间?以及,说到语言,联合国的翻译工作对您的中文写作有帮助吗?
张北海:这个问题最好请教专家。我只能说,语言文字是活的,永远在变,至于“变相缩小表达空间”,我觉得一定不是“语言的丰富性减少”。上一代的丰富性减少,总会被下一代的丰富性填补,主要还是看新世代在新语言文字的条件下,如何不受限制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就方言来说,香港至今还有人在写只有老广看得懂的粤语方块文章,但《繁花》的沪语叙述,我相信一般读者都还可以接受,可是今天有几个人还看得懂《海上花》?
联合国翻译工作对我的中文写作是有些影响,这篇访谈中一定会有一些例子,但对我来说,它一方面让我有机会熟悉外交和国际官僚语言,还同时扩充了我对文字的感受。
澎湃新闻:为什么《侠隐》之后不再写小说?有一种说法是,“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您要给自己画个句号?您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是怎样的关系?现在可以回答(几年前无法回答的)“新北京的灵魂在哪里”这个问题了吗?
张北海:我的北京是我天真童年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我现实老年的北京,是我只能去吃喝、看朋友、办点事的北京。
至于“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是否要给自己画个句号,我觉得这么说倒是很可爱,只是太潇洒了。但就小说另一主题“侠之总结”而言,那与其说是给自己画个句号,不如说是我在设法打开一道门。
《侠隐》2000年在台湾出版后,我曾如此回答某报副刊编辑一个提问,“至于是否可能把‘燕子李三’这类型人物移到二十一世纪,使中国的想象空间出现一位当代游侠,我认为绝对可能。这是一个仍在寻找作家的好题材。”
澎湃新闻:1986年,阿城来到美国,读到《七十年代》月刊上一篇您的文章,便成为“张”迷,他说:“我常常寻思我为何迷张北海的文字,总结为,我在张北海的文字中,总能发现我自己思维中的空白点……这就是张北海的风度,风度不可学,学来的不是风度……也因此,我迷张北海的文字的根本原因,在于迷其风度。”这里的“风度”,可以理解为“雅痞”吗(这也是外界乐意给您贴的一个标签)?您所了解的纽约雅痞文化,是什么?它和北京的雅痞文化可有共通处?
张北海:首先,我一直把“Yuppie”译为“优痞”,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优裕”超过他们的“雅”。
Yuppie源自Yippie,“异痞”(YIP,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国际青年党”,而Yippie又源自“嬉痞”),它是六十年代末一个左派革命性组织,成员为当时反越战、反权威、反体制的“异议分子”。这些“异痞”曾经抬出一只活猪,作为“国际青年党”总统候选“人”,大闹1968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大会。
但其发起人之一杰瑞·鲁宾(Jerry Rubin),却在八十年代搞了一个商业性组织,没有正式名称,可是立刻给评论者命名为Yuppie(Young Urban Professional,“青年都市专业者”)。这些Yuppie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都在华尔街一带金融区从事有高收入的职业,都比较有钱,也比较自我。考虑到鲁宾是当年的大左派,现在却成为他曾经大反特反的那个“体制”内一名中坚分子,却是很妙。这也许是为什么Yuppie一词出现之后,就一直带有讽刺意味。
所以千万不要把阿城一番好意,且慷慨赠送给我的美称“风度”,解释为“雅痞”。
更何况自北加州“硅谷”以来,这更年轻一代的电子网络天才鬼才,早就把残余“雅痞”给打扫掉了。连《时代》周刊都曾在九十年代初,半开玩笑地登了一则讣闻声称Yuppie已死。
但Yuppie现又重生为“北京雅痞”,也是很妙。
澎湃新闻:您一直在关注国际大都会的演变,放在和台北、上海、北京的比较视野里,您觉得哪些是定义纽约的关键词?为什么?
张北海:国际大都会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要我用一个名词来界定纽约,那多半是当年荷兰留给纽约后代的遗产——“容忍”。
澎湃新闻:纽约的气质也是在变化的吧?您说过,1960年代有它的阴和阳,阴阳两方面有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在以桑塔格为代表那批纽约知识分子凋零的今天,还在吗?
张北海:我不敢说,那是距离我很远的知识界。今天肯定是有继承者,但很难会享有当年那些知识精英所享有的专有名词称呼“纽约知识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
澎湃新闻:1960年代到1990年代,出现在纽约苏荷区的人,今天在文艺领域,都颇有影响力:韩湘宁、夏阳、林怀民、陈丹青、罗大佑、李安……这个时段,有没有形成像Bloomsbury那样的“纽约华人文化圈”?
张北海:没有。在不减损当年纽约苏荷那些华人艺术家朋友的成绩和成就的前提下,再看Bloomsbury group,男性成员几乎都是剑桥出身,都是社会中上阶层精英,有些还有爵位。作家小说家就有Leonard Woolf及夫人Virginia Woolf,历史学家Lytton Strachey,经济学家John Maynard Keynes,艺术家Vanessa Bell等,不是大师也是名家,都有影响极深远的著作和创作。
如果要在纽约找一个类似的群体,我看只有Susan Sontag所属的二十世纪中的“纽约知识分子”。
至于“苏荷时代”,我也只能称之为一个短暂的“苏荷现象”,而就连这个“现象”,今天都难以再现。
澎湃新闻:您曾以大事记的方法写过1970年代的美国,今天如果用这种方法写近十年的纽约,会怎么写?
张北海:我那时还不算太老,才有那份心境,而今天,又老了好几十岁不说,二十一世纪可是从一个恐怖惨痛的“9·11”开始,很难再有轻松好玩的心情了。
澎湃新闻:套用出版社宣传语的那个“张北海你无法复制”的叙事结构,您出生时的怀表是张自忠送的,您是北京美国学校小学部最后一届毕业生,台北美国学校初中部第一届毕业生,高三到大一又跟着叶嘉莹先生学中文。您那会儿的美国学校和今天的国际学校像吗?这段“只有一个半人有过共同经验”的受教育经历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张北海:首先让我做个更正。那个Omega怀表是冯玉祥送的,不是张自忠。
当年北京和台北的美国学校是美国教育制度的延伸,只要是为了不使美国驻华公务、外交、商务、宗教、文化和个别美国家庭子女的母语教育中断,但也收当地学生。今天世界各地的国际学校,以我儿子在内罗毕就读的国际学校为例,是为了所有驻肯尼亚首都的东西方国家子女,因无法就读以斯瓦希里语(Swahili)授课的当地中小学而设立的,且按照美国学校的教学方式以英语授课,也收当地学生。
就读美国学校,对我来说,是很早就接触到一个外国语文,认识到中国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但又不如今天中国大陆来美的小留学生彻底,美式教育也比较偏重启发学生思考。
我记得五十年代初,台北美国学校英语课老师讲解正式辩论(正与反,pro and con)。她出了一个题目,要我们准备下星期抽签辩论,题目是“论中国加入联合国,正与反”。我回家请教父亲,他听完苦笑,“只有你们美国学校可以谈这个问题。”我不记得抽到的是正还是反,赢了还是输了。反正二十年后,我和中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
1939年,张自忠赴渝述职时,出席冯玉祥副委员长的欢迎会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问题有关教育,您退休后到纽约大学做了五年学生,选修有关纽约历史的课程。可以谈谈这段经历吗?
张北海:不是退休,而是写完《侠隐》之后。
我觉得书写纽约,不能再像早期那样,只凭个人所见所闻所读所感,还是需要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综合了解。我在纽约大学(而非哥大)选课,因为离家较近。
我头几年选的几门都是关于纽约四百年历史的课,从十七世纪荷兰殖民到二十一世纪“9·11”灾难。以后选的,则比较多方面的专题课程,像纽约的建筑、都市的发展、规划和基础设施,有关纽约的十九世纪经典小说,以及十九世纪三个国际大都会(伦敦、巴黎、纽约)的现代化……
然而,尽管我上了这些课,也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还写了些相关的文章,但深深知道纽约是个大码头,我只能拜,同时也自知,“任它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瓤饮”。
2015年4月,姜文导演正式宣布将执导《侠隐》。
澎湃新闻: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一个关于电影的问题。您看过姜文之前的电影吗?印象最深是哪部?《侠隐》之后,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突然多了起来,您喜欢接受采访吗?
张北海:是在姜文买下《侠隐》版权之后,才看了他早期执导的三部电影,都非常赞赏,但印象深刻的是《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让我感到姜文是个敢冒险尝试的导演。
坦白地说,我很不习惯公开当众谈论自己,尽管我也明白,访问是作者的一项荣幸,也是写作者对读者及出版者应尽的一项义务。只不过考虑到我不是一个公众人物,而是一个台下而非台上,镜头后而非镜头前的写作者,目前也只限于一些书面访问,像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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