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料堆里淘宝的缅甸华人

玉石产业是缅甸经济的支柱，去缅甸的不少华人也参与其中。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从事的是最底层的工作。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上，缅甸华人导演李永超的纪录片《2020年的一场雨》向观众展现了挖矿人不顾危险、蜂拥捡石的画面。我们采访了李永超，希望通过这些纪录作品的幕后故事，向读者展现缅甸以工人青春、身体乃至生命为代价的玉石经济，以及当地华人的生存现状。

——编者按

连续的倒车警告声中，一辆采矿场的巨型卡车缓缓开到山的边缘。山坡上，以捡废料为生的缅甸挖玉人匆匆跑到一旁躲避。

重达数吨的玉石废料被倾倒下来。数百名挖玉人如蚂蚁般蜂拥而上，不顾被落石砸伤的危险，想在废料堆中寻到那块可以让他们大赚一笔的石头。

《2020年的一场雨》剧照，挖玉人为采石不顾危险。

这个场景来自于缅甸华人导演李永超的纪录片《2020年的一场雨》。7月末，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上，这部由雨水、疫情和挖玉构成主线的作品，透过一个缅甸华人家庭的日常生活，捕捉到某种隐隐不安的时代氛围以及缅甸社会难以走出的梦魇轮回。

事实上，无论是有关缅甸或是缅甸华人的影像故事，都鲜少进入国内观众的视野，少数影迷或许曾经从另外一名缅甸华人导演赵德胤的作品中窥见一二。不同于以剧情片起家的赵德胤，李永超则主要专注于纪录片创作，从短片《挖洞子》到首部长片《血琥珀》、再到《2020年的一场雨》，挖矿是贯穿的线索，也带观众走进鲜为人知的缅甸华人生活。

一代代的“玉石梦”

缅甸克钦邦仙洞玉石场口。炎炎烈日下，数十个年轻男人用锄头凿开裸露的山体，再将石土废料一担担、一车车地运到别处，抛掷低谷。阿典光裸着上身，精瘦的身上有常年劳动形成的肌肉，骄阳将他的皮肤晒成古铜色。彼时，他只有二十三岁，英俊的脸上却有一种久入社会的倦怠与沧桑。

上图：《挖洞子》剧照，正在挖凿山体、运送废料的年轻男人们。

下图：《挖洞子》剧照，皮肤被晒成古铜色的阿典。

2014年，已经在中国台湾工作的李永超回缅甸探亲，第一次跟随弟弟阿典去到他工作的矿场。出生在缅北并不富裕的华人家庭，李永超对挖玉并不陌生，父亲早年为了讨生活也曾下矿场。李永超从小听过有关矿场的各种传闻，印象中那是个鱼龙混杂、非常危险的地方。

到了矿场，李永超才发现和之前想象得完全不一样：荒山砾石之中，人如蝼蚁般渺小，但在财富与欲望的驱使下，正是这微薄的人力变山为谷，变谷为山，将缅甸大地开凿得满目疮痍。废料堆中，数百名挖矿人不顾危险、蜂拥捡石的画面更是令李永超震惊：“就是一种人为财亡、鸟为食死的感觉”。

上图：《2020年的一场雨》剧照，荒山砾石之中工作的挖矿人。

下图：《2020年的一场雨》剧照，捡石的挖矿人。

这些视觉冲击深深留在他的脑海中，李永超觉得一定要把这一切拍下来。没带专业的摄录设备，他就用手机，边拍边想。短片中，阿典在矿场采矿、生活的场景和他对着镜头的娓娓叙述结合在一起，向观众展现缅甸底层矿工的真实生活。

和很多缅甸年轻人一样，高中毕业后的阿典因找不到工作而到矿场谋出路。最开始是在采矿公司做，领每月四万缅币的固定薪资。之后，缅甸政局动荡，采矿公司被迫停工，阿典丢了工作，便和几个朋友偷偷去挖玉。偷采在缅甸并不少见，却也时常招致各种麻烦，不仅会被正规公司驱赶，而且还要向地方武装势力缴纳保护费，遭受各方盘剥。

《挖洞子》的故事大多源自李永超弟弟的真实境况，但为了让“阿典”这个人物更具有代表性，李永超还在片子里融入了一些虚构元素，为“阿典”设计了一个恋人——家乡恋人的等待成为“阿典”辛苦挖玉的动力。尽管这个情节有些俗套，但在矿场工人身上类似的例子太多也太普遍，很具有典型性。

在缅甸，像阿典这样做着“玉石梦”的年轻人并非少数。另一位缅甸华人导演赵德胤也曾拍过与挖玉相关的纪录片。《翡翠之城》中，赵德胤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大哥的“玉石梦”：十几岁离家到帕敢挖矿，也曾一度暴富，但都挥霍殆尽，后因吸毒入狱，出狱后重回帕敢，成了工头，继续雇佣年轻人挖玉。一代人的梦碎了，又一代人加入了挖玉行列。

赵德胤导演曾拍摄纪录片《翡翠之城》。

缅甸是全球玉石的最大开采地。这里的玉矿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高，被称为缅甸翡翠。对于缺乏支柱产业的的缅甸来说，玉石也成为了缅甸的主要经济来源。由非营利性组织“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2015年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14年缅甸玉石的总产值高达310亿元，将近占比缅甸GDP的一半。

然而，玉石经济的背后不仅是采矿工人的青春和身体，有时候甚至带血的生命。由于管理混乱、自然条件以及滥采导致的地质破坏种种原因，缅甸的玉石矿场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数起矿难，雨季更是矿难多发期。2020年7月，连日暴雨造成帕敢玉石场口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了至少168人死亡，54人受伤和100人失踪。报道称，这也是近年缅甸矿难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一支明显由挖矿人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在网络广为流传，记录下塌方发生的全过程：视频中绕湖的数座山体接连发生滑坡，山石泥土俱下，跌入湖中，湖水瞬间上涨，吞没掉谷底的矿工和设备。李永超的《2020年的一场雨》中一段素材记录了矿难的另一个侧面：几十具年轻男性的尸体成排堆放；死灰的脸上一片茫然，仿佛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被泥沙掩埋。

上图：《2020年的一场雨》剧照，捡废料的阿典。

下图：《2020年的一场雨》剧照，阿典和父亲中元节祭祖。

这些由底层劳工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巨大财富最终落到了少数人手上。尽管缅甸宪法明确规定，矿产属于国家所有，但在军方统治的多年里，高层与采矿公司勾结，在翡翠生意中分一杯羹，已不是什么秘密。据报道称，玉石带来的收入八九成并没有进入国库。这些开采出来的玉石，绝大部分被运送到中缅边界，走私出境。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正成为缅甸翡翠的主要市场。

带血的琥珀

完成《挖洞子》后，李永超将短片投给了电影节，希望借由电影节的平台让更多人看到、了解缅甸翡翠背后、艰辛的挖矿人。最终这部用手机拍摄的短片入围了台北电影节、华沙电影节。之后影片被放到网上，一位名叫李仕豪的缅甸华人在Facebook上联系了李永超。短暂交流后，李永超发现两人不仅都在密支那的一所华文学校念过书，而且李士豪也曾来中国台湾留学、打工。不过，李仕豪没有完成学业，就又返回缅甸，前后投入一千五百万缅币，雇了几个工人，在缅甸北部森林挖琥珀，希望有机会一夜暴富。

《血琥珀》主人公李仕豪（右）。

2016年底，李永超回缅甸，在昔漂贡矿区见到了李仕豪。缅甸昔漂贡矿区是世界四大琥珀产地，并以盛产琥珀中的“贵族”——血珀——而著称。此地深处缅北森林，长期被克钦独立军控制，局势极不稳定。琥珀矿多呈零星分布，没有大规模的集中矿区，只能以最原始的方式人工挖掘。矿工们在几乎毫无保护的情况下下到十多米深的矿坑。这些矿坑除了用一些木头、钢管做了简单支撑，再无其他防护，一旦土层松动或连日雨水，就可能引起坍塌或洪水倒灌，造成死伤。李永超在那里拍了两个多月，只有离开前的某天才第一次下到矿井中：“你不知道这次下去还能不能再上来。”

左图：《血琥珀》拍摄时的工作人员们。

右图：《血琥珀》拍摄时下矿井的照片。

除了如影随形的危险，还有恶劣的生活条件。矿井旁边，破布和塑料搭起一个简易窝棚，工人们就睡在木板通铺上。一二月份的缅甸，睡在无遮拦的窝棚里，还是有些寒冷。用开水冲上一包速溶咖啡，是工人们早上最惬意的时刻。由于缺少干净的饮用水、蚊虫肆虐和营养不良，疟疾更是矿工群体中的高发病。

上图：条件简陋的琥珀矿场。

下图：琥珀矿场，一名工人正坐着休息。

即便幸运地挖到琥珀，最终分到工人手上的也只有零星。影片中，李士豪算过一笔账：一块五十万缅币（约两千人民币）的琥珀，地主抽四分之一，老板得一半，八个工人分剩下四分之一，到每个人手上最终只有一万五缅币（仅合人民币六十元）。

危险的工作环境、恶劣的生活条件、与一夜暴富的希望渺茫，不禁让人疑惑，为何挖矿依然成了缅甸年轻人的选择？李永超有自己的观察：“像我家乡的朋友、年轻人其实没有太多选择。如果你去做一个上班族或服务生，薪水可能连三十万缅币都不到，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根本没办法改善家里状况。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年轻人就有点铤而走险，宁可去做一些风险很高的工作，即使不会暴富，也可以负担一个家庭的开销。”

缅甸华人的幸运儿

如今定居在缅甸北部的华人家庭多为国共内战时期，或躲避战乱或跟随军队迁徙，而进入缅甸境内。在李永超的家族里，父亲、大伯都曾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大伯更曾担任上尉，最终牺牲在战场上。这些流落的孤军，在没有身份也没有国籍的情况下，于缅甸境内生活下来，结婚生子，繁衍后代。为了养家糊口，李永超的父亲挖过玉石，还接手了家传的阴阳先生一职：当地的华人社群依然保留了浓厚的风俗传统，李永超印象中，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父亲都会被请去帮忙。

李永超的父亲。

尽管家境困难，李永超的父亲一直非常重视教育，从小就教育孩子“我们是读书人”，并想方设法让六个小孩都能不间断的接受教育。他们一家原本住缅北乡下、名为武扬村的小村子，那里极为偏僻，并经常受到战乱侵扰。李永超至今依然记得，七八岁的某天凌晨，地方武装曾冲到家中，险些将他抓走做童兵。在那之后，李永超的父母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和未来，举家搬迁到密支那。

李永超和父母的合照。

密支那是缅甸第三大城市，坐落于伊洛瓦底江边。在缅文中，密支那就是“大江边的城市”。这里居住着克钦族、傣族、缅族及缅甸华人等多个民族，也是缅甸华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有不少华文学校。李永超所就读的育成高级中学，就是其中久负盛名的一所，甚至缅甸其他地方的华人也会慕名来此就读。即便如此，在缅甸压制、排斥华人的时代，开设华文学校几乎都要打着宗教的保护伞，以佛经、孔教的名义授课。

李永超在故乡的小学。

在李永超读书的年代，缅甸华人想要出国谋生路，中国台湾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高中毕业参加相关考试，就有机会到中国台湾读高职或大专。由于缅甸的就业机会极为有限，大多华文学校的学生都会参加考试，很多人一次考不上还会考第二次、第三次，竞争也比较激烈。李永超印象中，2000年初左右，每年报考的近三千人中最终被录取的超不过五百人。即使有幸通过考试，还要家里凑足四五百万缅币（约合人民币一万多）的杂费、路费。这对大部分缅甸华人家庭来说，都是一笔很沉重的负担，常常需要和亲戚朋友东拼西凑。

这些背负着债务的年轻人到台湾后都是半工半读，尽可能帮家里减轻负担。不过，即便顺利完成学业，缅甸华人想要在中国台湾找到和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也非常困难，绝大多数最后只能去做餐饮或去建筑工地做包工头。因此，对缅甸留学生来说，去中国台湾读书已经不是目的。想办法在那里打工赚钱、补贴家用，甚至攒下之后创业的本金，是更多人的打算。

李永超早期在台湾的照片。

与之相比，李永超无疑是这些留学生中的幸运儿。虽然早年也曾打工，但他顺利读了感兴趣的媒体科系。最早为比赛奖金而自编自导自演的短片也意外获奖，给了他不少信心，不再觉得拍电影是遥不可及的事业。在李永超的记忆里，看电影都曾是一种奢侈。小时候，缅甸乡下没有电影院，只有录像厅，晚上会播港台武打片、喜剧片。没钱买票时，他就站在录像厅外，透过篱笆缝看。

政变之下，玉石矿场会关停吗？

2019年春节，李永超回缅甸探望家人和拍摄新片，结果到2020年初遭逢疫情，计划完全被打乱。由于离境航班停飞，李永超一直到2021年初才返回台湾。一个多月后，缅甸发生政变。缅甸国防军拘捕了包括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总统温敏在内的民主政府高层，推翻了赢得议会选举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结束了缅甸的民主化尝试。

政变发生后，仰光、曼德勒等多地发生了抗议活动。李永超说，如果政变时他还在缅甸，可能就不会离开。“我是拍片子的，记录那些抗争是我该做的事。可能在仰光还有人会拍相关的纪录片，但在缅北真的就没有人拍了。这一点，我觉得很遗憾。”

随着时间流逝，反政变抗议正从最初的“非暴力不合作”走向激进。李永超说，尽管缅甸内战已经持续了70多年，自己在缅甸的那些年都不曾听到过炸弹声。然而政变发生后的数月，缅甸多地发生的爆炸事件已达上千起。这样的变化，让李永超觉得缅甸局势正变得越来越糟糕。对于缅甸的未来，他很悲观：“搞民主会不会成功，我不知道，但至少是个尝试和转变，现在突然来一个回马枪，回到以前。不改变的话，缅甸的未来是没希望的。”

政变也影响了缅甸的玉石贸易。之前，鉴于开采、滥采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矿难、走私与贪腐等问题，民主联盟政府曾计划关停数千家玉石矿场。随着军方恢复掌权，虽然开采许可依然处于暂停发放，但李永超相信，只要军方继续统治，矿场就不会停下来。

如今，李永超已在中国台湾多年。除了7月底在FIRST青年电影展展映的《2020年的一场雨》，他的另一部在缅甸创作的纪录片《恶人之煞》也于不久前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首映。这些作品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国际观众了解缅甸的途径。对于这一点，李永超也有着一种自觉，认为自己的作品不能也无法为缅甸代言：“缅甸电影不只是赵德胤的电影，也不只是我的电影，在仰光还有很多创作者都在做。我的电影也不能代表缅甸，它只是缅甸的一小部分。如果只是透过我们的电影来了解缅甸是非常狭隘的，也是不全面的。”

李永超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无论在缅甸还是台湾，李永超觉得自己似乎都被视为一个外来者、异乡人。以前，在缅甸的华人只有居留证，没有合法身份，无法享有一些基本权利，更不可能自由流动。李永超和兄弟姐妹的身份，也是父母花了很多心血、托关系用金钱办到的。即便有了合法身份，缅甸华人也常常被其他民族视为“中国人”、“大陆仔”。如今李永超在中国台湾生活已超过十五年，但也依然被称作“缅甸人”。

李永超和他在台湾的朋友。

2016年，李永超曾随家人回云南祭祖，也被家乡人视为“缅甸人”。李永超的老家在盈江县下面的村子，那里紧邻中缅边境线，距离密支那不到两百公里，境内多条要道穿越边境与克钦邦相通。但对于李永超这样的华人家庭，回去一趟也并不容易，要申请签证，还要经过极为严格的检查。

2016年李永超在国境门前。

当被问及旅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李永超想了想说：“那个国境门真的好大。”

原标题：《在废料堆里淘宝的缅甸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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