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新青年》上海编辑部与中共建党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

《青年杂志》创刊号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又回到上海编印。这年初春，翻译完《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来到上海，应邀加入到《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此后，陈望道直接参与创建了党的两个重要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本文即带领大家回顾陈望道先生、《新青年》上海编辑部以及中共建党的故事。

陈望道与上海建党早期工作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1891年1月18日出生。1915年初，陈望道到日本留学。回国后被聘为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师，领导参与了著名的“一师风潮”就此掀起。这次风潮，使陈望道认识到仅仅宣传了文学革命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正在这时候，他接到了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约稿函。“一师风潮”历史照

1920年，陈独秀来到上海后，即着手重组《新青年》杂志。他以陈望道、李汉俊等倾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为基础，组成编辑《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渐渐与主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力子等人建立密切联系。[1]陈望道回忆：

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人是被赶拢来的。……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2]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频繁开展座谈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经验。陈独秀的寓所兼《新青年》编辑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也成了革命者的中心场所。

通过这样一个人际网络的构建，以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包括其他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刊物）为中心，初步形成了一个倾心马克思主义的上海知识分子同人群体，从而为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成员基础。

根据陈望道的回忆，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李汉俊、沈雁冰、陈望道等不足10个人参加，后来施存统等也参加。当时没有一套正规的入会手续，当然因为环境关系，也还是注意了解的。[3]

早期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

“五四”运动以后，出版刊物很多，《新青年》和《新潮》最出名。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搬来上海，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编辑部就在南昌路铭德里2号的楼下厢房里。这是主要的宣传阵地。“游击”阵地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当时李汉俊在上海和戴季陶、沈玄庐搞《星期评论》。陈望道原本上海是参加《星期评论》的，结果因故不出了，就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4]

新青年编辑部（老渔阳里 2 号）旧影

1920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最初发起组只有5名成员，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后来陆续参加的有陈望道、沈玄庐、李达、杨明斋、沈雁冰、邵力子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意义重大。正如共产国际代表利金所指出的，“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5]李达也认为，“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6]

今天南昌路100弄2号（老渔阳里2号）门口的标牌上，同时标有“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陈望道是发起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并一度担任劳工部长。十二月陈独秀去广州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由陈望道和李汉俊负责。陈望道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代理书记。

陈望道与《新青年》

陈独秀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负责人后，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袁振英等先后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组成了《新青年》上海编辑部，替代北京的旧同人成为编撰骨干，《新青年》也解除了与群益书社的关系，成立“新青年社”，独立自办印刷发行。这是因为，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经斯基已经南下与陈独秀“相见甚欢”，提供了部分资助，也使《新青年》走出一条重塑之路。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为特刊“劳动节纪念号”（《新青年》每六号为一卷，第七卷第六号即本卷最后一期），内页上尤还标注发行、印刷以及总发行所还是群益书社，编辑者也还是北京同人。第八期第一卷上，则已经写明“新青年社”印行

陈独秀与群益书社“翻脸”单干，胡适等北京大学同人是不愿意的。《新青年》该如何走下去，成为其京沪两个编辑部成员不得不思虑的问题。胡适再度祭起“不谈政治”的戒约，认为问题已到必须解决的关头。1920年12月他致函陈独秀说“尽管你本人也声称并不以为然，但《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胡适甚至提出暂时停办《新青年》。[7]

在之后陈独秀在致胡适等人的信函中这样表示：

适之、一涵兄：

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8]

陈独秀：《致胡适之、高一涵》（1920年12月16日）

而陈望道在给周作人的信函中也提到:

独秀先生明天动身往广东去，这里收稿的事，暂由我课余兼任。前两期校对颇欠精审，损了价值不少，此后三校我想自己亲校，或许可以稍为好一点。[9]

陈望道：《与周作人关于〈新青年〉杂志的通信》（1920年12月16日）

此后，从《新青年》八卷五号（1921年1月1日）, 直至九卷六号（1922年7月1日）, 陈望道都是上海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

陈望道非常注意坚持《新青年》原有的优良传统，但又着力进行一些适应形势的改革。在给周作人的回信中，陈望道代表上海编辑部，道出《新青年》最终选择共产主义的决心:

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适之给仲甫信中的话)，在有“历史的观念”的人，自然格外觉得有所谓“历史的关系”。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底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但这也是个人意见，团体进行自然听团体底意志。

胡先生总说内容不对，其实何尝将他们文章撇下不登。……总之，所谓“周氏兄弟”是我们上海广东同人与一般读者所共同感谢的。[10]

陈望道：《与周作人关于〈新青年〉杂志的通信》（1920年12月16日）

陈望道主持的《新青年》上海编辑部经济上是捉襟见肘的。李达说得明白：

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二三百元，却无法筹措。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社，不能协助党内经费，并且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时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任《小说月报》编辑，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11]

李达：《李达自传》

当时《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即负责发行的新青年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200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于是李汉俊认为陈独秀私心太重。而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在一大召开前，“计算（全国）六个小组共有57同志”。而且，“一次大会以前经费是自筹的，上海新青年社原来有2000元，营业赢利计4000元，汉俊设法筹措一些，湖南等处，每月由中央津贴二三十元。（广东不在内）北京因与俄同志接近，募了一些捐款。一次大会以后，中央则由国际津贴”。[12]

李达和张国焘的不同说法都说明，新青年社的生意很好，营业利润不菲。但《新青年》上海编辑部却无法动用这笔财源，究其原因，是陈独秀将新青年社视为己出，试图将编辑和发行分开，并将主管经济权的出版发行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此外，有一种意见认为，新青年社是苏俄经济援助的结果，这种认识也是不准确的。1920年7月2日，正在为新青年社独立发行而招股的陈独秀致函高一涵，言辞恳切地称“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可见新青年社之原始股本金中，有一半系由招外股所得，尚余1000元股款之来源因史料缺乏存疑[13]。然而，共产国际档案则称《新青年》得到了苏俄资助，可见，《新青年》杂志在上海的编辑、印刷和出版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助。然而，苏俄方面是否提供了《新青年》原始股本2000元的余下部分即1000元股款，则不得而知。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苛责陈独秀，因为，陈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同样捉襟见肘。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前，特为致函北京同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因为编辑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望道先生已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已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

《陈独秀致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1920年12月初）

可见，直至1920年底，陈独秀本人在上海仍主要依靠北京同人提供的这份收入支用。陈独秀自己的经济境遇尚且困难，却依然极力维护陈望道的，称“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

《新青年》上海编辑部的结束

1921年初，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随即写信通知全国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出席大会，就此开始了“一大”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23日，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13人到达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1921年11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被推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到1922年6月为止，上海党员人数为50人。[15]

与之同时，共产主义印刷品的广泛传播，使得租界当局倍感焦虑，法租界巡捕房于1921年2月1日搜查了公馆马路283号的一家书房，查获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小册子，这些书籍据信是在法租界内印刷的，包括《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阶级争斗》《工团主义》等。此处被查抄的书房即新青年社。沈雁冰曾证实被查抄的地点还有承印《新青年》的又新印刷所。[16]

又新印刷所旧址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中路221弄（原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此为修复前的印刷所旧址。2020年起，由上海黄浦区委宣传部牵头，开展对又新印刷所旧址的修缮保护工作。2020年10月15日，又新印刷所旧址”平移了128.9米。2021年6月，完成修复后对公众开放。

《新青年》的被查并非偶然。早在1920年陈独秀与胡适的信函中，胡适阅信时在信纸上写着两句批语：“请阅后在自己名字上打一个圈子，并请转给没有圈子的人，适。”“昨日知《新青年》已不准邮寄。适”[17]可见此时，《新青年》因过激色彩而已不准邮寄。

到了1921年1月，陈独秀又复信北京同人，在落款处署名之后，又补写了一段附言：

再启者，前拟用同人名义发起新青年社，此时官厅对新青年社颇忌恶，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层如何办法。乞示知。[18]

《陈独秀致北京同人》（1921年1月9日）

可见，由于《新青年》杂志革命色彩的日益浓烈，已引起北京当局的注意，这也为其日后被查封埋下了伏笔。

陈望道的编辑方针则是要照顾北京同人。陈望道说：

《新青年》既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了，为什么内容还是那样庞杂？为什么还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是因为《新青年》原有的作者队伍本来就是庞杂的, 要照顾他们，来稿照用。改组后，我们的做法，不是内容完全改,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 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样，原来写稿的人也可以跟过来，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们搞点翻译文章, 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19]

宁树藩、丁凎林整理:《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 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

《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陈望道作为编辑部负责人后的第一期杂志。

从目录犹可看到胡适、周作人、周建人等“北京旧同人”的诗歌和文章；同时也有“俄罗斯研究”专题。陈望道的编辑方针可见一斑。

因此，在第八卷中，北京同人的文章仍占据一定篇目。但第八卷还是一个过渡。而最终，《新青年》上海编辑部的被查封为新青年同人的南北分道扬镳画上了句号。陈独秀在1921年2月15日复信胡适:

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 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 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 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20]

陈独秀：《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

此后一直到第八卷第六号仍在上海出版，到1921年4月第六号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在末页刊出了一则通知：

本社特别启事本社以特种原因已迁移广州城内惠爱中约昌兴马路第二十六号三楼，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所有书报往来办法，仍与在上海时无异，特此奉闻。

《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封面上已经印明“广州新青年社”末页上印明发行所地址是广州昌兴马路

但对此，茅盾（沈雁冰）的回忆则是：“此为故意放烟幕, 迷惑法捕房。其实仍在上海印刷, 不过换了承印商而已。”[21]

与之同时，陈独秀到广州后苏新甫也将《新青年》发行处搬到了广州。而陈望道在1921年2月13日致周作人信中还提到，要将某“潘君”的作品编入第九卷第一号[22]。表明此时上海编辑部仍在运作。

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法租界拘捕，最后判决亦不过是罚洋100元，驱逐出法租界了事。于是《新青年》自1921 年9月1日出版九卷五号后, 停刊近十个月，直到1922年7月1日补齐第六号后休刊。

余论

《新青年》上海编辑部与北京同人的分野，不仅意味着自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幕，也同时意味着在新文化运动的澎湃初心之中所孕育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由陈望道担任负责人的《新青年》上海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基础；嗣后，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发起组。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手稿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1年前后，如陈独秀、陈望道等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还很少，他们缺乏发动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意识形态观念还有着很大的模糊性，而这时组织的作用就非常重要。[23]对这一历史过程加以辨析，即可体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从上海发端、乃至席卷全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最终构成中国革命的文化起源。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新文化运动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就此而论，近代中国的启蒙与革命（救亡）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统一体；革命乃启蒙之子。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也是革命“制造”了启蒙——正是共产革命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才将这一思想运动构建为它的正当性起源。

注释（向上滑动阅览）

[1]参见吴少京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2]参见《亲历者忆——建党风云》，第168-169页。

[3]《新发现的陈望道访问记录》，《澎湃新闻》2017年12月5日。

[4]同上

[5]《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6]《李达自传（节录）》，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7] 胡适：《致陈独秀》，收入张静庐编《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页。

[8] 《致胡适之、高一涵》（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1页。

[9] 《与周作人关于〈新青年〉杂志的通信》（1920年12月16日）陈望道著，池昌海主编：《陈望道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10] 《与周作人关于〈新青年〉杂志的通信》（1921年2月13日），陈望道著，池昌海主编：《陈望道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177页。

[11] 李达：《李达自传》（节录），《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12] 张国焘曾提及“在1920（年）冬汉俊曾写了一本小册卖给商务书馆，得了300元”。（参见K.Ｂ.舍维廖夫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手稿本），《百年潮》2002年第2期）.

[13] 参见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３期。

[14] 《陈独秀致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1920年12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15] 《1921年至1927年上海地区党组织发展概况》（上海档案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调查委员会编《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增刊（1）（内部刊物）。

[16] 参见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第183页

[17] 《陈独秀致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1920年12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18]《陈独秀致北京同人》（1921年1月9日）。国家文物局藏。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

[19] 宁树藩、丁凎林整理:《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 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 《复旦学报》1980 年第3 期。

[20] 陈独秀：《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见《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21]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 页。

[22]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

[23] 事实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情况相当复杂，他们渴望行动，但是缺乏政治经验。陈独秀也认为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01页。

作者江文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被评为“上海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征文活动”优秀论文

原标题：《陈望道、《新青年》上海编辑部与中共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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