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为何好谈声色

陆陇其（1630－1692）在《三鱼堂日记》里比较明清士人优劣，说：“明季士大夫相聚，上者言道德，次者论文章，最下宁可涉声色，无有及于货利者，视今日真天渊矣。”

《三鱼堂日记》

看到这则与友人的闲谈，笔者倒是惊讶了一下，清初士人，尤其是由明入清的士人，对明代士风不是都鄙薄有加的吗？不是该骂他们败坏了学术风气、无父无君，乃至亡国易姓了吗？这里说士人品行明优于清，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标准根据的是私下聚会时的言谈。喝着酒闲聊天，甚至酒酣耳热，无所不谈时，你们会说些什么？这确实是一个人最真实的时候，最能反映他一贯的品性与爱好。翻开明人文集，如果此人风流自赏的话，一般都有些赠妓诗，文人雅好，倒并不足怪。平凡或低俗的内容本身，通过诗歌的典雅形式表达，甚至可追溯至《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经典情感，俗也成了雅了。但明人有一点不同于前人，他们写男女情事，不单单限于写诗，也在日记、书信、记传等体裁中写。

我们曾经被内容主导说骗过一阵子，觉得内容主导一切。但回到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看，形式高于内容才是王道。一句“君子好逑”，脱离了诗歌含蓄、典雅的形式，不是成了土得掉渣的“安红，饿（我）爱你”，便是俗得要死的“春风十里不如你”了。

明人谈声色，以现在的眼光看，大多是物化与赏玩的把戏，很难看出美感。以清人的眼光看，“佻达”、“放纵”、“淫佚”都是他们曾用过的批评字眼，从内心来说，肯定也不曾看出里面的好来。所谓“最下宁可涉声色，无有及于货利者”，是因为有了特定的环境与参照，才会觉得声色好于货利。

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其实宝玉讨厌的是那些专讲经济仕途“混帐话”的男子，如果是脱离了这种“低俗趣味”的男子，如柳湘莲、秦钟等，他还是喜欢得不行。看来不管是从祀孔庙的陆陇其，还是穷困潦倒的曹雪芹，都觉得专讲货利好low，还不如谈谈声色。

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柳湘莲

其实生活在清初的明遗民是绝口不谈货利的。全祖望（1705－1755）在《鲒埼亭集》里的碑铭志传，好多都是传写明遗民的忠贞气节的。当时文字狱工作抓得很紧，他能写这些志传，有人猜想可能是他续娶了满洲学士春台的女儿，岳家为他提供了政治上的护符（谢国桢语）。笔者觉得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政权稳定后，清廷出于表彰忠臣孝子的心理，而默许为明遗民立传了，所谓“周之顽民，商之义士”是也。该入《贰臣传》的，就算再有功，皇上也绝不会心软，早就拟好了单子等着他呢。

话题扯得有点远，全祖望在集子里记了好多明遗民的事迹，岂止不谈货利，简直就要“饿死首阳”了。比如李中孚（顒），“有馈遗者，虽十反亦不受”。别人劝他道，孟子说以礼相接，也可以接受馈赠。他回答说，孟子可学的多了，别的没学会，单学了这一样，可不好。话说到这儿，也只好任他穷饿去了。杭州仁和县人应撝谦，荐举当然是不去的，请他从事文化事业——修地方志，也不去。以致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大夏天仍穿着木棉夹衣走在路上。晒得憔悴不堪时，却被同乡一位任御史的姜姓官员遇到，姜御史忙回家取了两匹越葛送他，说这也不是盗跖之物，就不要拒绝了。赵先生回信说十分感动，但还是拒绝了。他说：我箱板子里还压着夏衣呢，只不过感了风寒，穿厚衣服蒸晒一下。不是不领情，而是我确实不需要。平湖人李天植也是一样性子，饭都吃不上了，朋友中有一位曹侍郎商量着大家接济一下，另一位朋友说：“李先生不食人食，听其饿死可矣。”笔者心想，这朋友虽说直道，却也够狠心的。

陆陇其该则日记写于康熙十六年十二月。早在顺治年间，抗清组织最多的鄞县，遗民就商议着今后该如何。武装抗清失败，大家意识到接下来应该妥协着过日子了。他们一般利用诗社活动讨论一些事情，到后来，大家一致同意，他们这一辈人，如果出仕，或者有颂圣的言行，对不起，我们不能好好做朋友了，开除出诗社。至于各人的下一辈，只要还有科举，则该怎样还怎样，还是要走仕途。到时，大家对各自儿子的出仕，不再声讨，也不作名誉污点处理（李邺嗣《杲堂集》）。

除了开国之初的几朝，明代文人既爱谈道德文章，又爱谈声色，就像中二病的少年，终归还是处于一种较宽松的氛围内。嘉靖帝不可谓无权谋，但为了生父兴献王尊号庙祀等问题，大礼议几至君臣水火。万历帝想以己意立储，君臣拉锯战多年，最后也还是群臣说了算。所以明代士人的参与感满血，对皇帝，对同工，都热情地无时不加以批评指正。这种满溢的热情难免也要化为荷尔蒙，时时体现出来。

明遗民的后代终于不免要出仕了，妥协注定是要背弃先烈遗志的。皇帝终于不那么昏庸了，不像嘉靖似的想升仙，天天在西内祷祝斋醮。也没有万历那样的，几十年不上朝。但强大的帝王似乎一下子让中二少年长成了猥琐大叔，他们中规中矩，潜心学问的莫谈国是，醉心官场的就只有谈如何货利了。皇帝是批评不得了，未免少了很多乐趣。陆陇其也在日记中羡慕唐人写诗不用避忌，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清代士人的不谈声色，也许是强大的皇帝压抑得他们荷尔蒙也分泌少了，以致没兴趣说那些少年轻狂的事。但也有另一种可能，那便是大叔们只敢做伪君子，却不敢做真小人了。虽然谈声色也算不上小人，最近连陈老师都出来喊冤说：好虚伪啊，我只不过把荷尔蒙上色做了点标记而已，你们却非得说关在门内的荷尔蒙好。张爱玲比喻人生是华丽的袍子上爬满虱子，那么清代的猥琐大叔们，可能是怕他们的荷尔蒙成了纯洁神圣帝国这面毯子上的污点，而被圣明的君主抓了现行，所以只好闭口不谈。

在热销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王汎森先生借用福柯的权力理论，说明权力无所不在的渗透。书里主要举著作书写与刻书、刊行等环节里，士人们自我规训的心理与表现。而陆陇其日记中所记的这一则，则为我们提供了权力渗透下私生活的样态。

（本文载于4月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文章原题《声色优于货利》，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