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香港鼠疫中的“太平山事件”

2016年1月10日—17日，由香港话剧团编排的《太平山之疫》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该剧运用现代美学的手法，向观众呈现了1894年香港太平山街一带绝望与希望相交织的鼠疫抗争史。翻开尘封已久的历史，不难发现“太平山事件”远比我们想象得无情和残酷。

太平山疫情与治疫章程

自1841年香港开埠以来，华洋便分区居住，由于岛上山多平地少，香港殖民当局就不断大兴土木，并且多次填海造陆，这吸引了大批华人前去务工。1851—1864年间，大清国兵燹四起，太平军、清军肆虐华南大地，在此期间有大批华工和商人前往香港避难和谋生。港英殖民政府审时度势，便将面积不大的太平山区建成华人聚居区。随着人口愈来愈多，地狭人稠的太平山街区逐渐变成图中景象：依山而建的二层砖木结构房屋鳞次栉比，前后排房屋之间往往是一条条狭窄的泥泞街道，分租房屋被房东分割为无窗的微型民居，类似于今天的胶囊房，劳动一天的华工以及本小利薄的小商贩每每拖着疲惫不堪的躯壳，回到自己蜗居的家，一年四季还要经受风、热、暑、湿、虫等的折磨。当地没有干净的自来水供应，也没有集中处理粪秽的地方，更没有像样的排污下水道，老鼠作为太平山居民家中的常客，人们早已见怪不怪。

1894年3月广州流行鼠疫，据不完全统计，在3月至6月之间约有4万人死亡。1894年5月初，香港一华人出现疑似鼠疫症状，之后类似症状在太平山区华人间陆续出现，5月10日香港被宣布为疫区。事后香港殖民政府曾公布鼠疫死亡病例为2550人，据今人所著《香港历史图说》中记载当年死亡人数为2547人，《19世纪的香港》中则记载病例总数是2552人，然而这一数据基本上是在东华医院或“医船”（隔离船）上由港英政府确认的死亡数，事实上，没有经当局确认、统计的鼠疫患者和死亡病例要远远多于2552人，所以此次鼠疫对于地狭人稠的香港来说无疑是一场巨灾。

面对疫情，港英政府迅速制定了《香港治疫章程》，共计12款，比较重要的有四条：

……5.凡是在邻近疫区及本局所定界定的地方，本局随时可以委派人员逐户探查，判断室内环境是否洁净，并检查有无患疫的人或染疫致死的人。如果屋内污秽不洁，即饬令由本局所委任的接揽洒扫人夫，洗扫洁净，洒以解秽药水，除去秽恶之物，如果屋内查有尸骸，则立即将其移葬，倘若有患疫的人，则按照治疫章程将其迁徙到“海之家”医船或者其他隔离区；

6.凡患疫人的衣服、床铺等生活用品，除本局所委人员或接揽洒扫人夫外，别人不得擅动，须待净除秽恶后，才能重新归位，有些衣物、床铺、家私等物件，如果经洁净局人员或医官看过，觉得不能洗洒除秽，就必须将其焚烧处理；

7.凡是患疫的人家，无论患者死亡与否，都必须对其身体洒以药水，务必进行消毒，并将所有家私、杂物及屋内房间交给本局人员洗扫洁净，清洁过后方准再入屋居住；

8.凡是医官认为无法洗除净尽的房屋，则将屋内物品移送到指定地点，然后再将该屋援例净洗关闭，没有本局到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入；

9.凡是公私厕所须每日洗洒二次，厕所主人或管厕之人须在厕所内备上生石灰，每次如厕后，须将少许生石灰投入厕中，并将所有木料用水洗洁，本局另派三名人员负责检查此事。

以上措施可以概括为四点，即搜查、隔离、清洁与消毒。条款中反复提到的“本局”是成立于1883年的“洁净局”，平时主要负责香港环境卫生事务，包括管理街市、屠宰场、清扫街道、清除垃圾、疏通坑渠、殡殓坟场、清理粪便、熏洗房屋、灭鼠除虫等。此时，大多数港英政府官员并不清楚鼠疫病源为何，即便是在这场鼠疫期间，北里柴三郎、耶尔森等人透过“复式消色差显微镜”观察到了鼠疫杆菌，但毕竟细菌学说在当时西方仍处于成长阶段，细菌致病说在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尚未取得医学界、社会、政府的广泛认同，遑论远在海外的殖民地。西人仍然坚信良好的公共卫生制度是健康的保障,强调治理公共卫生环境，这也是《香港治疫章程》把“清洁”做为预防思想和手段的主要原因。但是港英殖民政府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带有宗主国的优越感，对在港华人的利益置若罔闻，甚至暴力执法。

搜查、隔离、清洁与消毒

当《香港治疫章程》公布以后，港英殖民政府发现在港华人难以悉数接受，围绕着“检搜屋宇”和“送至医院、医船”，在港华人与港英政府展开了一番较量。

按照章程第5、6、7、8、9条规定，洁净局人员有权对在港居民房屋，“逐户探查，以视屋内情形，果否洁净，并查有无患疫或有疫至死之人”，如有疫情，则将死者埋葬，疫者送至东华医院或医船（Hygeia，通常译为“海之家”）。欧洲人基于西式公共卫生理念而采取的清洁措施导致在港华人各式各样的强烈反应，一位驻港记者曾经报道说：“中国人拒绝让欧洲人靠近他们，并以布告和小册子的文字公开地宣示说，洋鬼子因各种的理由故意用这些害虫来打击上天的子民，这些不知名的恶行永远存在那些被带到医院的人们身上。所以鼠疫委员会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病人否认他们患病，死者被隐瞒，房屋挡起来对抗卫生当局。虽然洋鬼子积极地进行怀柔，但遭遇到的几乎是血战的宣言；少数中国人有勇气劝告他们的同胞，与港英政府合作来对抗共同的危险，则被结群围攻、丢石头，甚至几乎被杀死，而卫生行政人员也在背地里遭受了攻击。”

随着搜检屋宇工作的深入，洁净局人员发现，“太平山等处之居民中多不洁，曾有一屋经洁净人员搜出污秽之物四车”，这让坚信“查德威克式公共卫生”的卫生官员很容易认为诸如此类的污秽不堪之地，才是疫源区所在。不久，医官就认为“太平山最为藏垢纳污之区所”，建议当局“屋宇须毁去其半”。当时，广州城也有人到处悬挂揭帖，“略谓如港官欲毁太平山房屋，则沙面租界当纵火焚烧云”。从揭帖内容来看，很有可能是从太平山逃亡广州城的原先在港华人所作，这也能表现出民众对港英政府搜屋毁房行为的不满，火烧太平山的谣言无疑使在港华人与港英殖民政府之间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1894年5月16日上午10点，香港的绅士、商人、巡捕官、政府医官等相关人员在东华医院公开集议港地病人调理事宜，这吸引了大批华人聚集围观，会议主席刘渭川对众宣布，港英殖民政府官方已同意拨出西湾旧玻璃厂之地，作为华人居住和治疗场所，设立东华医院分局，并由华人医生治疗。随后他表示会呈禀港英殖民政府，为民请愿，“求准人情，俾病疫者回省，及求免入屋查搜”。然而，巡捕官当场驳斥道，“早接省城官宪电信，谓禁止病人回省”，由于大多数华人原籍多在广东，中国人一向避讳客死他乡，也认为隔离措施有违传统道德，所以刘渭川只能表示会通过爱育善堂向两广总督求情。会议期间，有“东街居住妇人多口到院，求免入屋内”，此时又听闻不准回省，身居凄凉处，思乡情更切，于是便上演了“弱者的反抗”——逃离太平山。

逃离太平山与东华医院

1894年5月17日，开始有人乘船回粤，“附省港轮船者，比清明男子回家扫墓尤为挤拥，太平山妓妇亦有打包以行者，东莞人就近迁居九龙深水埔，住户为满”。17日下午，鉴于“日来情形陡异”，一方面香港总督罗便臣（Hercules George Robert Robinson，1824-1897）继续批准巡捕官的请求，增加四百名差役，协助搜屋。另一方面，为了便于通风报信，警察局在东华医院分局安装“得律风”（telephone）通往东华医院，“并设英差看守医院闸门，以资弹压”。当天港督罗便臣即发布告示，晓谕港中居民，“患疫者特归一所，毙命者迅速掩埋，并将房屋水洗、药熏，不许挠阻洁净各总差入屋巡查，并迁徙病人或死者，及洒扫房舍，熏除秽气等事。”18日下午，多名华商拜见罗便臣，请求“洁净局人员免入屋查搜，又求准病人回本土，又求现在医船之人搬往分居”。对此，罗便臣发布训令公开批评华商，认为他们所提诸多要求是得寸进尺，“各华人行为殊属不好，此次因何阻止各差役入屋查搜？”

从5月16日至18日已有大批华人回粤，他们对港英政府的港口检疫章程置之不理，往往私乘小船回到家乡，期间亦有大量船只因人员过载而倾覆，无辜生命葬送鱼腹，“计十六日附轮舶以离港者约有千人，十七日去者尤众，十八早轮舶往省附搭者，几无容足之区”。当时福建漳州与泉州一带的商人在香港从事贸易的很多，也因香港疫疠盛行，惶恐万分，“大半携同眷属由香港回厦门”。6月16日又有报道称，“港中太平山现已围住，拟将屋宇改造，并展阔街道”，港英殖民政府以“屋宇改造”为名，想要把“旧太平山”改造成“新太平山”，这令在港华人更加感到人人自危，使恐慌和仇恨情绪继续发酵，促使更多华人离港。

事实上，广东省鼠疫疫情从一开始就已失控，“刻下疫症仍未少减，死亡之多实百余年来所未见，省中文武大小衙门无不传染，运署最甚，南海县次之”。既然本省疫情已经无力控制，而在港华人又因要求回粤与港英政府针锋相对，与其徒增华人对粤省官员的敌对情绪，倒不如顺水推舟，让华人回粤。

6月21日，《申报》刊载了两广总督李瀚章给港英政府的回复函，表示允许将东华医院分局患病华人载回广州城医治。但是港英政府并未放松对华人身体的监管和控制，制定了4项条件：“1.凡欲将病人载去省垣调理，必须阐明本人自愿前往方可。2.凡病者须要医生允准方可前往。3.凡病者必须报差知悉，方能往省。4.凡船只将病者载往省垣，必须将病者坐卧之处遮盖妥当。”这四项要求也是港英殖民政府基于海港检疫思维而做出的安排，只有符合以上条件的患者才被允许离港回粤。

最终，在港华人约有10万人逃亡广州，导致商行歇业，街道冷清，屋宇紧锁。此年媒体也极力渲染，“由香港回粤有十万人，盖已去其一半矣。目下港中能工作者约只四千人，致各局厂皆停办公事。”1894年8月，港英殖民政府强行收回太平山区土地，并将太平山区一带的房屋尽数夷平，同年9月鼠疫突然消失，此后鼠疫一度成为香港的风土病，直至1926年方才终结。

时至今日，我们仍不知道有多少华人是死于洁净局的刺刀下，有多少人是死于那场可怕的鼠疫，又有多少人死在“逃离太平山”的路上。港英殖民政府为了防疫，确切地说为了保卫在港欧洲人的生命，不惜牺牲在港华人的利益，漠视华人的生死，以卫生清洁之名义，行暴力执法之行径，在港华人无力反抗，只能选择逃离。虽然当时广东和香港均是鼠疫流行区，但是与其惨死海外，不如魂归故乡，所以才有近十万人选择在路上。追寻古迹，今天也只有那张挂在卜公公园附近的铭牌仍然在无声地诉说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