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湃 | 江湾五角场：“大上海计划”里的世界中心

民国18年（1929年），上海市政府曾提出条理清晰的城市建设计划草案，称之为“大上海计划”。开埠之后，中国贸易中心北移，上海已是第一大商埠和最大的贸易港口，据《申报》1928年7月7日内容：“贸易之总额，广州一亿万元，天津一亿五千万元，上海六亿三千万元……从知上海贸易之消长，即可知中国前途之盛衰，亦可知上海为中国经济地位最重要者矣。”

十里洋场表面风光，繁华地区却主要集中在拥有特权的租界。在城市布局上，华界租界分治，市政设施互不相通，土地市价差距巨大：最贵的外滩地段价格可达每亩地20多万元，是宝山地价的40倍不止，而那时的江湾一带，一亩地更是连5000元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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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繁盛之区，不过租界弹丸之地耳”。租界横亘于城中心，隔离了沪南和闸北。此种情况之下，上海市政府为了与租界抗衡、连结华界各区域，在1929年7月通过了《大上海计划》，决定另辟市政中心，把江湾一带约7000亩土地划为市中心区域。《道路月刊》1931年第33卷第1期里指出了迁移到江湾的诸多好处，如地势平坦、位置优越、足以成为水陆枢纽，且免去了收回租界后改造旧市区的麻烦。

上图中，可看到江湾五角场地块的道路规划已在纸上，四周仍是一片旷野。这个立意革新的计划自然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从1928年11月15日的《申报》上，还能读到当时筹款的焦急之心：“上海自改设特别市以来，市政当局，从锐备整顿，不遗余力。然种种建设计划，非以缺乏人才而不能实现，实为经费所厄，未易发展，殊为一大憾事。”同时呼吁中央政府和市民的援助：“深望中央鉴于上海地位之重要，予以充分援助，并盼市民，对于市政府各项市财政整理计划，加以协助，而不事阻挠，俾大上海计划得次第实现。”

为了筹集经费，市政府发行了第一期市政公债300万元，以市府名义集体收购土地，并把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按等级出售。饶是如此，依然免不了时局之拘，财力之囿。民国19年（1930年），各项工程开始建造。按照计划，未来市中心采用中轴对称的严整布局，总体上呈十字形，正南北方向，外围的住宅区、工业区也有划分。

“大上海计划”以政府建筑为中心向四周环状辐射，有序齐整的道路密布其中：红色路段为宽度在25米以上的主干道，黄色路段为宽度25米以下的支路，黑色单线为乡道。中轴呈十字垂直相交，方格路网对称工整，至五角场区域以其为中心向外放射，连通闸北等地。

据《上海地名志》资料，新市区的路名有系统完整的规划。东西向主干道以三民路、五权路命名，南北向主干道以世界路、大同路命名，反映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分治、世界大同的政治主张。四条路在市政府大楼处（今上海体育学院）相交，将市区划分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个区域，并分别用“中、华、民、国”作为首字命名各个区域内的纵向道路，以“上、海、市、政”为首字命名横向道路，以“府”为首字命名市政府大楼附近的道路。当时共有规划路名130多条，至民国21年（1932年）已筑路近40条。

与外界相连的干道多使用辛亥革命党要人的名字命名，如中山路、其美路、黄兴路等。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制订《新上海都市计划》，在路名方面将国民政府拟定的“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作首字的路名规划，改成“中、日、协、同、建、立、新、东、亚”。

“大上海计划”中的建筑也很有特色，几乎都由第一代“海归”建筑师董大酉主持设计，他不一味追求西方风格，也没有完全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构造，而是兼具实用与美观的新古典主义。这一系列建筑，梁思成在其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上评论“能呈现雄伟之气概”。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成立了中国航空协会，其会所交由董大酉设计、寄托强国梦想。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董大酉采取简洁的设计风格，落成后整座小楼如同一架双翼飞机，“飞机楼”也是他在“大上海计划”中的最后一个作品。文化大革命中，董大酉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迫害。

如果“大上海计划”能够执行下去，632米高的最新地标——上海中心可能就不会在陆家嘴，而是落户江湾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当然预料不到浦东的今日发展，但对它却不是毫无计划。1931年的《道路月刊》里，可以看到工务局有建设桥梁、发展浦东的想法：“按最近地产估价，公共租界南京路外滩之地价，每亩为三十万两；其对岸之浦江，沿江之地，每亩平均地价三千两，再内则每亩仅二三百两。所隔不过一江，而地价之悬殊如若此，交通之重要，尽可知矣。本市政府有鉴于此，是以有将铁路由龙华路附近，建桥渡江，延展至浦东之主张。”

然而一切都在战火中戛然而止，转为历史的遗迹。上海沦陷，苏州河以北城区在淞沪会战中受到重创，此后城市格局仍以浦西原租界地区为主。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重新接管上海后仅对当年计划中建成的部分道路和建筑进行了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