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植物情怀，含羞草中国首秀出现在了圆明园

文学报

数千年来，全球文明的交流，也是一次次植物的旅行记录，我们在亚洲、欧洲、美洲等各大陆都可以见到其他大陆的树木花草兴旺繁殖。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有过怎样的历史？人类在地理大发现的同时如何改变了大自然的风景？植物学家们如何在几百年的艰难探索和辛劳中把植物标本保护下来，让后人得以了解当年植物的生长情况以及灭绝了的物种？在《植物情怀》这本书中，科学家马克·让松通过讲述一个个植物标本背后的历险故事，讲述自己成为植物学家的亲身经历，向读者展现植物王国的神奇魅力。

今天夜读，来到清代乾隆生活的时代，他遇见了携带奇异花草的西方植物学家，并被看似谦卑的含羞草所惊艳，命画师给它作了幅画。作为报答，中国的第一批花卉也抵达法国，其中之一便是翠菊。

植物情怀

[法]马克·让松、夏洛特·福夫 / 著

戴捷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花园里盛开的花朵显然是植物探险中最容易见到的遗产。在欧洲，从16世纪土耳其的郁金香到19世纪北美的红杉树，观赏植物从世界各地大批涌入。今天看来，植物实在太平凡了，它们的存在不再构成问题，植物出现在我们身边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然而，没有哪一个花园里没有异域植物，其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

巴黎皇家植物园

王室御花园，育种与插枝的必经之路，曾是所有上述品种入境的大门；园艺师正是在这新品种的苗圃中丰富了他们的花卉目录。他们精心选种，再传播到私家花园中，主人们总是期待着新品种的出现。150年前，在紫藤架下漫步就拥有了最美丽的天空。5月，成串的紫花凋零，将花瓣散落到小径上，就像是遥远的中国海上的浪花翻滚，落下的水珠应是皇帝御花园中的喷泉。紫禁城便是中国的象征，神秘、禁锢。那时的中国对外抱有戒心，他们限制外国与澳门和广州两地的交易，而全国境内其他地区则对外全面封锁。

中央帝国的戒心并没有阻止旅行者涌入中国。旅行者有两种：一种是商人，一种是传教士，如皮埃尔 · 普瓦夫尔，他靠在舷墙边悠闲地看着那些浅底帆船在水中晃荡。

商人们在贩运那些易碎的蓝白瓷器餐具、大黄干茎、红茶，他们停留在中央帝国境内不过是为了装满货舱再起航回国；而传教士则是为了到那里安顿下来，说服人们皈依。无论是商人还是宗教人士，就算是安全到达目的地也不会走得更远。皮埃尔 · 普瓦夫尔唯一看见的就是那些林立的桅杆。假如他真的留在中国，没准能遇到一位可以帮助他的人，揭开罩在中国土地上的面纱，他就是汤执中。汤执中神父在普瓦夫尔之前一年以传教士身份到达广州，与后者不同的是，他被准许去北京从事领先的科学事业。

正是由于这位宗教人士，神父们才在中国开启了植物学之旅。当时没有任何外来者能够在这个国家随意行走，而精心挑选过的耶稣会士则能够进入皇帝的御花园住下来，皇帝本人渴望知识，喜欢与他们相处。耶稣会士们当初精心挑选的花卉清单至今仍有效，正是基于这个清单，我才鼓足勇气去广州周边的树林一探究竟。

《海西集卉》册图，清代余省创作的反映域外观赏植物的画册

我不是第一个遇到困难的人。1741年，北京近郊已经精耕细作，汤执中神父不得已只好降低自己的期望。要想找到一些罕见的植物品种，就得走出北京。这位传教士写信给自己的植物学老师朱西厄，敦促他寄来一些球茎和种子，这样他就可以接近皇帝。汤执中向朱西厄解释说，皇帝热衷花卉，为此他还专门建造了一套房子，以便欣赏到山上的春白菊，这就有了讨好他接近他的理由。之后汤执中列了一长串可以讨圣上欢心的植物名称：郁金香、银莲花、康乃馨……

朱西厄和汤执中一共通了16封信，聊的都是有关寄送植物的事。汤执中担心商船的船舱太潮湿，于是他等待着沙漠商队经过，他们用骆驼驮着商品从欧洲各地经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随后，汤执中极具耐心地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培育了一株异域含羞草（Mimosa）。自第一次求见皇帝十年之后，他又一次跪在皇帝面前，这位耶稣会士终于可以献上两株开着粉色绒球花的植物。当乾隆皇帝用手去触摸时，含羞草叶子一下子关闭起来，像是对圣上表示尊敬。含羞草学名Mimosa pudica，确实很害羞，手指一碰就机械性地做出反应。于是汤执中得以进入中国的皇宫。乾隆皇帝被这株长着敏感叶子的植物所征服，进而对耶稣会士萌生好感，便如了汤执中的愿，让他进入御花园，并允许他到北京周边的山里随便转悠。

郎世宁《圆明园西洋楼版画》

汤执中曾被乾隆派往圆明园参与植物景观管理

乾隆皇帝爱极了这株对他的抚摸有回应的含羞草，还命画师给它作了幅画。作为报答，中国的第一批花卉也抵达法国，其中之一便是翠菊（reine-marguerite），这是中国皇帝的一份礼物。

皇帝是唯一表示对西方物件感兴趣的人，因为尽管欧洲人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亚洲饮食，可中国人对西方人想要推销的外来物品兴趣缺缺，他们只在乎钱。欧洲商人很快便走进了死胡同，因为贸易天平无可挽回地倾向东方。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古玩爱好者们正悠闲地呷饮着中国瓷器杯里的乌龙茶，根本不关心他们喝的饮料交易已是岌岌可危，因为广州码头上缺金少银。

郎世宁所画含羞草《海西知时草图》，台北故宫 藏

植物探险家借此机会对中国从云南至西藏进行了勘探，安顿下来的教士们则学习当地语言，把业余时间的每一分钟都用在植物上。他们很快便成为植物学家最好的中转站，最终寄回的植物由阿德里安 · 弗朗谢接收。在自然博物馆内，这位苛刻的植物分类学家着手接待所有由宗教人士寄回的植物，并发表相关研究，汤执中神父寄来的是第一批。朱西厄去世之后，由于没有合适的收件人，这些植物一直放在档案室中无人问津。

这些人的形象显然与探险家不符：消瘦、贫穷，穿着破旧的长衫，只跟穷人打交道，因为没有一个有权势的中国人会接待他们。他们当中，只有谭卫道神父获得了一点知名度，这位巴斯克人喜欢攀登比利牛斯陡峭的山峰。其实他并不比他的同行更加骁勇，但他运气极佳。在四川的一座森林里，他居然面对面地跟一个黑白相间的毛球动物相遇了，他发现了大熊猫。后来他在其他地方花很多时间采集了大量植物，但发现大熊猫才是后来者最好的通行证。同行们没他运气好，他们在科学方面的贡献尽管也很大，但仅为领域内的专家所知。

中国老百姓在这些外国使者身上看到的，是外来者的强大力量，因此对他们普遍充满敌意。强壮的法国东南部萨瓦人德拉维神父到达中国后的一年，有一次做弥撒时被一块石头击中，差点丢了性命。即便有过这种遭遇，他仍然在随后的30年中跑遍了云南，并给阿德里安 · 弗朗谢寄去了数量巨大的植物，从而耗尽心力死于广州。人们至今仍不明白弗朗谢如何独自一人对这些植物进行了分类。

他们的发现规模之大，可以说是上帝的慈悲，但主要还是因为那里有特殊的植物群落，其名声大得可以越过巴黎植物园的高墙。弗朗谢收到的东西除了大包的晒干植物，还有许多种子，园丁们将这些种子种在巴黎的花坛中。每个人都想在自家花园里再现远方国度的花卉。而远在几千公里之外，谭卫道和德拉维神父则继续清点着那些美不胜收的植物。他们清楚，自己每迈出一步，花园艺术也会随之幻化。

但是他们的部分发现从未在植物园以外的地方种植过，如山桃（Prunus davidiana Franch.）。这是谭卫道神父在成都附近的山里发现的，那里原来是皇帝的夏宫，也正因此被园艺家们所忽视。山桃的粉色小花开得很早，不久就被冬日的寒风吹落。而德拉维神父在攀爬云南的崇山峻岭时也遇到了类似大熊猫一样的惊喜——蓝罂粟（Meconopsis betonicifolia Franch.），蓝色的花冠晶莹剔透，这是另一种罂粟，也是当今园艺师们最喜爱的一种美丽的蓝罂粟花。

看到这些美丽的花儿，人们几乎忘记了传教士们在探险过程中所经受的艰难险阻，他们只能喝小米汤，朗姆酒是他们唯一的杀菌剂；他们随身带的纸通常晒干样本时都不够用，而每天十个小时他们都艰难地行走在陡坡上。

相较之下，我在广州住在一家酒店里，租了一辆车，但只有一份收集许可证，就是许可采集长果桄榔。许多年以来，采集植物的方法一直没有变，只是采集手段增加了。植物学家已经不满足于描述植物，现在他要照相，记下导航坐标，为提供植物形态和遗传分析样本而取样。他会随身带一个铁皮桶，里面放满了干燥硅胶，可以把植物样本及其DNA保存在干燥的环境中。即便是有了这些措施，采集者唯一真正的工具仍是他的眼睛，借助眼睛，他的脑中像雷达一样不断扫过植物形状的目录。

在广州街头出售的动植物让英国博物学家有不少新发现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物博物馆 图

植物探险并不是漫不经心的散步，在仔细观察每一株植物时，它追求的是完美。一旦突然冒出来一株拥有银色叶脉的小琉桑（Dorstenia）或是一株毛茸茸的秋海棠，这种完美就实现了。描述一株植物需要集中精力，因为压在两片纸间的植物即将永远消失。虽然有照片，但没有任何一种图像可以代替文字描述，即记录、描写，这是进入植物的秘密，是提取渗在植物茎叶中的乳汁，从雌蕊中滴出的花蜜，是描述花冠发出的清香，是指明树枝下的阴影；只有在闭上眼就能看到栩栩如生的植物时，植物学家才能放下手中的笔。

植物学家在摘下一朵花时，便捕捉到了展示生命复杂性的那一瞬间。在植物标本馆中，每一次采集都有统一的编号。这个号码便是一棵草、一株蕨，也是一个记忆。这是我们要勉力记住的一个时刻，因为有细节所以可以回想起来；就在读取标签的那一刻，琉桑的叶脉再次闪出银光，打破了遗忘。于是这株植物没有死，而整个森林也随之活了起来。寻找桄榔，就像是回溯时间。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历史资料、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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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流动的植物情怀，含羞草中国首秀出现在了圆明园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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