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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江村秘藏:隔空较劲的乾隆与高士奇

励俊
2021-09-27 08:57
来源:澎湃新闻
古代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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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收藏家高士奇是鉴藏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1924年,近代学者罗振玉提出高士奇“以赝进上”的论断。近百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引用和演绎,高士奇“以赝进上”成为一则著名的收藏掌故。

近期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追寻江村秘藏:高士奇书画鉴藏与流散研究》一书从存世祖本《江村书画目》着手,推翻这一说法,并通过高士奇个案重构清康熙时期书画鉴藏的风貌,解析高士奇入宫之谜、与朱彝尊的关系、《江村销夏录》编撰等的历史脉络,纠正《清史稿》《清史列传》的细节错误、指出相关传说的可疑之处。全书以乾隆与高士奇的隔空较劲作为“进赝说”的史源。

毫无疑问,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势和财富的收藏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最具争议的皇帝。赞许者认为他文功武治、千古一帝,反对者斥责他闭关锁国、造就文化断层。对于乾隆帝的收藏,如今的评价褒胜于贬。但此事似有探讨的余地。

兴趣总是一切嗜好的起点。乾隆自幼嗜好书画,这与很多大收藏家很相似。那时候,清宫内府珍品已经颇为充盈。少年乾隆曾经欣赏过一些内府名迹。而这样的起点,是其他明清收藏家难以企及的。在储君时代,乾隆帝过得一帆风顺,不用担心兄弟争权夺位。在满汉名师的悉心教导之下,他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他继位的前十年,并没有遇到强横的外戚和辅臣干扰,政务上颇为风顺,故而有余力清点内府藏品,编撰出一部《石渠宝笈》。

晚年乾隆

清代收藏家高士奇

在绘画层面,乾隆全盘接受董其昌及其南北宗。最初,这位皇帝的鉴赏能力较差,品味也不高妙。在编订《石渠宝笈》初编时,年轻的乾隆帝选了不少苏州片子。慑于皇威,词臣们只得一一誊入《石渠宝笈》。这些五彩斑斓、画面热闹的伪好物,都是乾隆帝的心头之好。在书法层面,乾隆帝的鉴别能力也有限。有些明显的伪、仿之作,乾隆帝同样存而不摈。当时,在清宫有一件经明代董其昌、徐守和等人递藏、有赵孟頫、郭天锡等人题跋的《保母砖志》拓本长卷。乍一看,这件传世名物不同凡响。在这件拓本长卷上,乾隆题跋曰:

保母墓砖,至宋宁宗嘉泰癸亥,始见于世。其文有“八百余载”之语,若前知者。周必大《平园集》中亦尝及之,要知名迹流传有数,固无足怪。董香光摹入《戏鸿堂帖》中,临池家遂人有其书,而初搨绝少。今乃得之,正香光藏本,谓是晋搨,纵未必然,其为大令亲书于砖,晋人所刻,固无可疑。宋潜溪以《兰亭》,乃唐人钩摹入石。此固当胜一语,足为定论,姜尧章辨证转辞费耳。乾隆庚午(15年)小除夕秉烛

《保母砖志》拓本长卷,乾隆题跋

其实,从明代流传下来的“保母砖志”不止一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们恐怕都谈不上“晋人所刻”。乾隆题跋的这件是较晚的仿刻,而年代较早的乃是明代大收藏项元汴的旧藏。此时则在平湖高家,曾是高士奇的珍藏之物。高氏后人将“保母砖志”簿记于《江村书画目》“秘玩珍藏,上上神品”中,其注释写明“真晋刻,宋拓,宋元诸巨公名士题跋再四,天下只此一卷,乃无上至宝也,自跋,永藏永藏,千金不易”。这件高士奇旧藏的“保母砖志”经过宋元巨公收藏,有宋代姜夔、元代赵孟頫、周密、仇远、鲜于枢的题跋,可以说是流传有序。直到乾隆末年,平湖高氏的这一件“保母砖志”才进入清宫。可惜,它和《富春山居图》真迹无用师卷一样,始终默默无闻,没能引起皇帝和词臣重视。而乾隆帝题跋过的赝品《保母砖志》,却被刻入《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堂而皇之地昭示天下。

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册

王献之的《中秋帖》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三希是乾隆帝早年珍爱的三件晋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早在康熙年间,高士奇协助康熙帝建立起了内府书法藏品的体系,这三件法书正是该体系的魁首。乾隆少年耳濡目染,和其他皇家子弟一样,接受了康熙帝所设立的书法理念。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编撰《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入选的一百三十五位书法大家的法书,都是乾隆帝喜爱的历代名迹,其中不少是乾隆年间新入宫的。其中最得乾隆帝喜爱的,其实是一件高士奇旧藏——被冠于《江村销夏录》卷首的《袁生帖》。

《袁生帖》

乾隆对《袁生帖》评价极高。他不但题签、书写引首,楷书释文,还写了两则题跋。其一曰:

右军袁生帖三行二十五字,见于《宣和书谱》。今展之,古韵穆然,神采奕奕,“宣和”诸玺朱色犹新,信其为宋内府旧藏。乾隆丙寅,与韩斡《照夜白》等图同时购得,而以此帖为冠。向集《石渠宝笈》,以右军《快雪时晴》为墨池领袖。复藏此卷,遂成两难。长至后一日三希堂御题。

乾隆丙寅,正是《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等名迹入宫之年。皇帝认为《袁生帖》与《快雪时晴帖》难分伯仲,看来三希这个名字是定早了。第二年暮春,乾隆在《袁生帖》的后隔水写下两首诗。其一云:

得晤东吴誓墓贤,天倪㬅衍足穷年。

传来一线书中圣,逭过八人灶下烟。

其二云:

三行二十五隋珠,散木轮囷寿以孤。

却胜兰亭将乐毅,衣冠优孟恣填摹。

乾隆帝做诗好掉书袋,文辞聱牙戟口,毫无美感。不过,他所表达的喜悦之情溢于诗外,还是一目了然的。

到了第三年四月,乾隆帝在《袁生帖》写下第二则题跋,文曰:

考淳化阁帖曾载此本,而文征明谓真迹较阁帖微有不同,或当时临摹失真,不可知矣。取阁本比对,逊真迹远甚,益信其言足据也。待诏以鉴赏名胜朝,审此为真迹无疑,当与琬琰珠图共宝之。乾隆戊辰清和御题。

就在同一天,乾隆还为另一件高士奇旧藏——《王羲之临千字文》写了一篇长跋。在跋文里,他考订此卷为“(南宋)渡江后,好事者萃右军佳迹为卷”。乾隆帝喜欢甲乙藏品。他将藏品分出“上等”和“次等”,并依照不同的方式进行品鉴:如书画分为“神、妙、能、逸”,并在本幅和签题上书写或钤盖品第;这卷千字文虽然被乾隆帝定为南宋摹本,但题签仍为“内府鉴藏神品”。

……

对于名迹文物,乾隆是不知餍足的。他的大肆搜求,导致民间书画收藏灾难性的断崖。乾隆38年,也就是鲍廷博从平湖高氏购得宋椠《咸淳临安志》之年,《四库全书》在北京开馆编写。在乾隆帝的心目之中,平湖高家必有内府旧藏的古籍善本。他命令浙江巡抚派人去平湖高士奇家征集《永乐大典》。不久,浙江巡抚三宝上折回复说:

再,查《永乐大典》一书遗缺稿底,前经大学士刘统勋遵旨寄信到臣,遵经端委嘉兴府知府张绍元,带同平湖县令亲至高士奇家,宣布皇上恩旨,令其子孙在于家内细细寻觅,实无存留。…

知府带着县令上门,这个阵仗有些骇人,好在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书画。当时高士奇之孙高岱和高衡均已去世,好在高嵩尚能主持家务。他是休致官员,在淮安府山阳县、襄河县任县丞;而高衡一门与嘉兴大族李氏、张氏等为姻亲,子弟仍然致力于科举,在地方上尚有影响力。到高岱之子高澍去世之后,高氏再无官员,从此日暮西山,书画名物渐不能守。许多江村旧藏,被大收藏家毕泷(1733-1797)购取。

毕泷,字涧飞,是乾隆后期著名的大收藏家。他的兄长毕沅(1730-1797)乃是乾隆时期的名宦,官至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等职。得到兄长的照拂,财势雄厚的毕泷成为江浙首屈一指的收藏家。在吴中等地,他广搜书画,凡遇前贤笔墨之洽己趣者,不惜以重价购之。时人评价他的收藏,有“收藏之雄,甲于江左”之称。吴修(1764-1827) 《青霞馆论画绝句》亦载一事,云: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立轴,《消夏录》所载,乾隆间苏州王月轩以四百金得于平湖高氏。有裱工张姓者,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裁而为一,以十金嘱翟云屏临成两张,又以十金嘱郑雪桥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实贴于漆几上,俟其干再浸再贴,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后以白复煎水蒙于画上,滋其光润,余亲睹之,墨痕已入肌里,笔意宛似,惟沉静之气少逊,神韵未能化洽耳。先装一幅,用原画绫,边上有烟客江村图记,复取江村题签装于内。毕涧飞适卧疗不出房,一见叹赏,以八百金购之,及病起谛视,虽知之无及矣。又装第二幅携至江西,为陈中丞所得,用五百金。今其真本仍在吴门,无过问之者。

乾隆末年,伪造江村旧藏书画颇有手段。用真迹的纸张揭成三层,分别装潢,技艺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种手段得逞的重要原因是,收藏家之间较少互通声气。传世的《广堪斋藏画》(1795年),乃是毕泷的珍品选录,其中不少《江村销夏录》著录的江村旧藏,不免有此类赝品混杂。

说起来,乾隆帝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一件经过改头换面、所谓的高士奇旧藏。这是一件《赵孟頫篆书千字文》,上面有韩逢禧、高岱和高廷瓒的印记。在褾绫前,乾隆帝行书题跋曰:

此卷乃高士奇题签,有竹窗小印。士奇收藏颇富,无不手书题识,想亦为人割去,且卷中无士奇印亦一证也。

这卷《赵孟頫篆书千字文》描金花栏细绢本,小字篆书颇精,但与赵氏用笔的法度不合。更大的破绽就是落款“大德元年三月十日,臣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奉敕缮书”。原来,大德元年赵氏官阶为“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岛诸军”,延佑三年(1316年)才累迁至“翰林学士”。也就是说,这件书法属于伪本。按说宫中赵孟頫真迹如云,乾隆帝早就习于闻见,应该经验丰富、眼力老到了。没想到过了古稀之年,乾隆帝依旧目光如漆,真是可叹。而更可悲的是,乾隆帝自己还浑然不觉,欣然将这卷伪作定为“子昂法书第一”。

这件《赵孟頫篆书千字文》有高廷瓒印记,而高廷瓒正是高岱的长孙。不知这貌似流传有序的藏品是不是书画商的杰作?总之,真赝参半的江村秘藏在乾隆末年仍然连绵不绝地进入大内。不知为何,乾隆帝似乎产生了某种嫉妒心理,他对于高士奇“仕途”、“声名”两收难以释怀。在这位皇帝看来,高士奇“学问或有可称”之处,但品谊殊无足取。题跋书画时,乾隆帝开始不断加以讥讽。比如在《草堂十志》引首,乾隆帝题诗四首,其四曰:

闻说终南捷径通,

伊人隐避乃于嵩。

江邨题慕卢家事,

前后之间同不同?

草堂十志图选一

按高土奇跋有“尚怀高世之踪,益动故园之念”语,意在慕卢。然考卢藏用初隐居于终南山,寻应征辟。及登朝,专事惧贵,趄奢靡,时人诋为“终南捷径”。卢鸿则隐于嵩山,征拜不受,营草堂山中以终老。二人志行,不可同日而语。若士奇附势通贿,不能以义命自安,只可同于前之藏用,而不能同后之鸿。且其自署为藏用老人,亦有不期而同者,因借‘卢家事’讥之。

其实,高士奇的藏用老人,用典与“卢藏用”毫无关系;然而,乾隆帝却指鹿为马,责难高士奇“附势通贿,不能以义命自安”。庚子暮春(1780),乾隆帝又在《钱选三蔬图》题诗两首,再次责难高士奇。

《钱选三蔬图》

第一首诗曰:

西湖本有读书堂,

行箧携来翰墨香。

原系旧臣家弆物,

岂真撡履守毋忘。

诗注:此帧为高士奇所藏,题诗其上有”多年却饱官厨味。操履平生守未忘”之句,昔士奇在朝揽结纳贿,非能守操履者,因反其意讥之。

第二首诗曰:

瓜菜紫茄各具根,

了当淡味胜鸡豚。

竹窗重举王孙句,

为利颇知令智昏。

诗注:士奇又録赵孟頫题钱选茄菜二图,作并跋其后云:与其意有合。按孟俯诗云:归老林泉无外慕,盘中野菜饭黄粮。其素风本亦如此,若士奇归田后厚殖自利,又岂能如松雪之无外慕乎!

乾隆在《钱选三蔬图》题诗两首,再次责难高士奇。

在某种程度上,高士奇“不易三公易此日”,是在仿效范蠡、张良。显然,这种行为是乾隆帝无法容忍的。经过乾隆帝数十年的力捧,其祖父康熙帝已经被奉为英明圣主。倘若高士奇是范蠡一般的人物,岂不是说康熙帝“可与同患,难与处安”?

在题跋讥讽,这显然是不够的。乾隆帝还要将高士奇打入另册。此前,国史馆编撰康熙群臣列传,乾隆帝就向臣子们明确过这个意图。不料,国史馆换过几茬人,都没能办成。毕竟,在康熙帝的各种御制文字中,高士奇都有着光辉的印象。如何贬低高士奇,又无损于康熙帝的形象,馆臣们难以拿捏这个分寸。当见到高士奇列传并没有照着他的意思去写,尤其是郭琇弹劾案被一笔带过,乾隆帝非常生气。他认为后世之人看到高士奇一劾即去,说不定还以为他有屈抑。为此,乾隆帝酝酿出一段具体的议论,他说:

夫王鸿绪、高士竒与明珠、徐乾学诸人当时互为党援,交通营纳,众所共知。如郭琇所劾诸事,并不为枉。而我皇祖不加穷究仅予罢退,盖于明珠、念其曽有襄办讨平呉逆之劳。而王鸿绪、高士竒诸人,则因文学尚优、宣力史馆,是以屡下明诏,剀切晓谕、曲予矜全。实由我皇祖圣德。然即以诸人事迹而论,虽有交结纳贿之私,亦止于暗为关照,不至焰薫灼、生杀擅专如前明严嵩辈之肆奸蠧国、陷害正人。此亦人所共知也。即如郭琇㕘劾明珠、王鸿绪诸人后,旋经皇祖特加任用,未闻有能稍事排挤者。即其后郭琇于巡抚任内因他事罢官,亦由其自取,并非诸人之所能媒糱。又实由我皇祖圣明,是郭琇原疏于诸人被劾款迹,皆当据事直书,不必稍为删节,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王鸿绪辈之罪状如此,郭琇之鲠直如此,其后之自取罪戾如此,并敬悉我皇祖之仁智并用,措置得中又如此,既可令海内传为美谈,且足令朝臣共知鉴戒。其于世道人心甚为有益,何必曲存隐讳乎?

经过乾隆的这番定调,康熙被尊为“仁智并用”。那场满汉交错的政治斗争立刻化繁为简,成为汉臣们交结纳贿的贪污案。至于当年由康熙默许,郭琇遭遇的种种报复打击,就被乾隆一笔勾销了。除了亲自操刀高士奇传,乾隆还要求国史馆修订呈览,唯恐有失。对高士奇的重视可见一斑。

清 高士奇 为士伟词丈

《追寻江村秘藏:高士奇书画鉴藏与流散研究》
励俊/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年6月版

(本文原题为《乾隆皇帝与高士奇》。)

    责任编辑:陆斯嘉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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