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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江村秘藏：隔空较劲的乾隆与高士奇

励俊

2021-09-27 08:57

来源：澎湃新闻

清代收藏家高士奇是鉴藏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1924年，近代学者罗振玉提出高士奇“以赝进上”的论断。近百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引用和演绎，高士奇“以赝进上”成为一则著名的收藏掌故。

近期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追寻江村秘藏：高士奇书画鉴藏与流散研究》一书从存世祖本《江村书画目》着手，推翻这一说法，并通过高士奇个案重构清康熙时期书画鉴藏的风貌，解析高士奇入宫之谜、与朱彝尊的关系、《江村销夏录》编撰等的历史脉络，纠正《清史稿》《清史列传》的细节错误、指出相关传说的可疑之处。全书以乾隆与高士奇的隔空较劲作为“进赝说”的史源。

毫无疑问，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势和财富的收藏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最具争议的皇帝。赞许者认为他文功武治、千古一帝，反对者斥责他闭关锁国、造就文化断层。对于乾隆帝的收藏，如今的评价褒胜于贬。但此事似有探讨的余地。

兴趣总是一切嗜好的起点。乾隆自幼嗜好书画，这与很多大收藏家很相似。那时候，清宫内府珍品已经颇为充盈。少年乾隆曾经欣赏过一些内府名迹。而这样的起点，是其他明清收藏家难以企及的。在储君时代，乾隆帝过得一帆风顺，不用担心兄弟争权夺位。在满汉名师的悉心教导之下，他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教育。他继位的前十年，并没有遇到强横的外戚和辅臣干扰，政务上颇为风顺，故而有余力清点内府藏品，编撰出一部《石渠宝笈》。

晚年乾隆

清代收藏家高士奇

在绘画层面，乾隆全盘接受董其昌及其南北宗。最初，这位皇帝的鉴赏能力较差，品味也不高妙。在编订《石渠宝笈》初编时，年轻的乾隆帝选了不少苏州片子。慑于皇威，词臣们只得一一誊入《石渠宝笈》。这些五彩斑斓、画面热闹的伪好物，都是乾隆帝的心头之好。在书法层面，乾隆帝的鉴别能力也有限。有些明显的伪、仿之作，乾隆帝同样存而不摈。当时，在清宫有一件经明代董其昌、徐守和等人递藏、有赵孟頫、郭天锡等人题跋的《保母砖志》拓本长卷。乍一看，这件传世名物不同凡响。在这件拓本长卷上，乾隆题跋曰：

保母墓砖，至宋宁宗嘉泰癸亥，始见于世。其文有“八百余载”之语，若前知者。周必大《平园集》中亦尝及之，要知名迹流传有数，固无足怪。董香光摹入《戏鸿堂帖》中，临池家遂人有其书，而初搨绝少。今乃得之，正香光藏本，谓是晋搨，纵未必然，其为大令亲书于砖，晋人所刻，固无可疑。宋潜溪以《兰亭》，乃唐人钩摹入石。此固当胜一语,足为定论,姜尧章辨证转辞费耳。乾隆庚午（15年）小除夕秉烛

《保母砖志》拓本长卷，乾隆题跋

其实，从明代流传下来的“保母砖志”不止一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们恐怕都谈不上“晋人所刻”。乾隆题跋的这件是较晚的仿刻，而年代较早的乃是明代大收藏项元汴的旧藏。此时则在平湖高家，曾是高士奇的珍藏之物。高氏后人将“保母砖志”簿记于《江村书画目》“秘玩珍藏，上上神品”中，其注释写明“真晋刻，宋拓，宋元诸巨公名士题跋再四，天下只此一卷，乃无上至宝也，自跋，永藏永藏，千金不易”。这件高士奇旧藏的“保母砖志”经过宋元巨公收藏，有宋代姜夔、元代赵孟頫、周密、仇远、鲜于枢的题跋，可以说是流传有序。直到乾隆末年，平湖高氏的这一件“保母砖志”才进入清宫。可惜，它和《富春山居图》真迹无用师卷一样，始终默默无闻，没能引起皇帝和词臣重视。而乾隆帝题跋过的赝品《保母砖志》，却被刻入《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堂而皇之地昭示天下。

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册

王献之的《中秋帖》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三希是乾隆帝早年珍爱的三件晋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早在康熙年间，高士奇协助康熙帝建立起了内府书法藏品的体系，这三件法书正是该体系的魁首。乾隆少年耳濡目染，和其他皇家子弟一样，接受了康熙帝所设立的书法理念。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编撰《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入选的一百三十五位书法大家的法书，都是乾隆帝喜爱的历代名迹，其中不少是乾隆年间新入宫的。其中最得乾隆帝喜爱的，其实是一件高士奇旧藏——被冠于《江村销夏录》卷首的《袁生帖》。

《袁生帖》

乾隆对《袁生帖》评价极高。他不但题签、书写引首，楷书释文，还写了两则题跋。其一曰：

右军袁生帖三行二十五字，见于《宣和书谱》。今展之，古韵穆然，神采奕奕，“宣和”诸玺朱色犹新，信其为宋内府旧藏。乾隆丙寅，与韩斡《照夜白》等图同时购得，而以此帖为冠。向集《石渠宝笈》，以右军《快雪时晴》为墨池领袖。复藏此卷，遂成两难。长至后一日三希堂御题。

乾隆丙寅，正是《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等名迹入宫之年。皇帝认为《袁生帖》与《快雪时晴帖》难分伯仲，看来三希这个名字是定早了。第二年暮春，乾隆在《袁生帖》的后隔水写下两首诗。其一云：

得晤东吴誓墓贤，天倪㬅衍足穷年。

传来一线书中圣，逭过八人灶下烟。

其二云：

三行二十五隋珠，散木轮囷寿以孤。

却胜兰亭将乐毅，衣冠优孟恣填摹。

乾隆帝做诗好掉书袋，文辞聱牙戟口，毫无美感。不过，他所表达的喜悦之情溢于诗外，还是一目了然的。

到了第三年四月，乾隆帝在《袁生帖》写下第二则题跋，文曰：

考淳化阁帖曾载此本，而文征明谓真迹较阁帖微有不同，或当时临摹失真，不可知矣。取阁本比对，逊真迹远甚，益信其言足据也。待诏以鉴赏名胜朝，审此为真迹无疑，当与琬琰珠图共宝之。乾隆戊辰清和御题。

就在同一天，乾隆还为另一件高士奇旧藏——《王羲之临千字文》写了一篇长跋。在跋文里，他考订此卷为“（南宋）渡江后，好事者萃右军佳迹为卷”。乾隆帝喜欢甲乙藏品。他将藏品分出“上等”和“次等”，并依照不同的方式进行品鉴：如书画分为“神、妙、能、逸”，并在本幅和签题上书写或钤盖品第；这卷千字文虽然被乾隆帝定为南宋摹本，但题签仍为“内府鉴藏神品”。

……

对于名迹文物，乾隆是不知餍足的。他的大肆搜求，导致民间书画收藏灾难性的断崖。乾隆38年，也就是鲍廷博从平湖高氏购得宋椠《咸淳临安志》之年，《四库全书》在北京开馆编写。在乾隆帝的心目之中，平湖高家必有内府旧藏的古籍善本。他命令浙江巡抚派人去平湖高士奇家征集《永乐大典》。不久，浙江巡抚三宝上折回复说：

再，查《永乐大典》一书遗缺稿底，前经大学士刘统勋遵旨寄信到臣，遵经端委嘉兴府知府张绍元，带同平湖县令亲至高士奇家，宣布皇上恩旨，令其子孙在于家内细细寻觅，实无存留。…

知府带着县令上门，这个阵仗有些骇人，好在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书画。当时高士奇之孙高岱和高衡均已去世，好在高嵩尚能主持家务。他是休致官员，在淮安府山阳县、襄河县任县丞；而高衡一门与嘉兴大族李氏、张氏等为姻亲，子弟仍然致力于科举，在地方上尚有影响力。到高岱之子高澍去世之后，高氏再无官员，从此日暮西山，书画名物渐不能守。许多江村旧藏，被大收藏家毕泷(1733-1797)购取。

毕泷，字涧飞，是乾隆后期著名的大收藏家。他的兄长毕沅（1730-1797）乃是乾隆时期的名宦，官至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等职。得到兄长的照拂，财势雄厚的毕泷成为江浙首屈一指的收藏家。在吴中等地，他广搜书画，凡遇前贤笔墨之洽己趣者，不惜以重价购之。时人评价他的收藏，有“收藏之雄，甲于江左”之称。吴修(1764-1827) 《青霞馆论画绝句》亦载一事，云：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立轴，《消夏录》所载，乾隆间苏州王月轩以四百金得于平湖高氏。有裱工张姓者，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裁而为一，以十金嘱翟云屏临成两张，又以十金嘱郑雪桥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实贴于漆几上，俟其干再浸再贴，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后以白复煎水蒙于画上，滋其光润，余亲睹之，墨痕已入肌里，笔意宛似，惟沉静之气少逊，神韵未能化洽耳。先装一幅，用原画绫，边上有烟客江村图记，复取江村题签装于内。毕涧飞适卧疗不出房，一见叹赏，以八百金购之，及病起谛视，虽知之无及矣。又装第二幅携至江西，为陈中丞所得，用五百金。今其真本仍在吴门，无过问之者。

乾隆末年，伪造江村旧藏书画颇有手段。用真迹的纸张揭成三层，分别装潢，技艺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种手段得逞的重要原因是，收藏家之间较少互通声气。传世的《广堪斋藏画》（1795年），乃是毕泷的珍品选录，其中不少《江村销夏录》著录的江村旧藏，不免有此类赝品混杂。

说起来，乾隆帝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一件经过改头换面、所谓的高士奇旧藏。这是一件《赵孟頫篆书千字文》，上面有韩逢禧、高岱和高廷瓒的印记。在褾绫前，乾隆帝行书题跋曰：

此卷乃高士奇题签，有竹窗小印。士奇收藏颇富，无不手书题识，想亦为人割去，且卷中无士奇印亦一证也。

这卷《赵孟頫篆书千字文》描金花栏细绢本，小字篆书颇精，但与赵氏用笔的法度不合。更大的破绽就是落款“大德元年三月十日，臣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奉敕缮书”。原来，大德元年赵氏官阶为“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岛诸军”，延佑三年(1316年)才累迁至“翰林学士”。也就是说，这件书法属于伪本。按说宫中赵孟頫真迹如云，乾隆帝早就习于闻见，应该经验丰富、眼力老到了。没想到过了古稀之年，乾隆帝依旧目光如漆，真是可叹。而更可悲的是，乾隆帝自己还浑然不觉，欣然将这卷伪作定为“子昂法书第一”。

这件《赵孟頫篆书千字文》有高廷瓒印记，而高廷瓒正是高岱的长孙。不知这貌似流传有序的藏品是不是书画商的杰作？总之，真赝参半的江村秘藏在乾隆末年仍然连绵不绝地进入大内。不知为何，乾隆帝似乎产生了某种嫉妒心理，他对于高士奇“仕途”、“声名”两收难以释怀。在这位皇帝看来，高士奇“学问或有可称”之处，但品谊殊无足取。题跋书画时，乾隆帝开始不断加以讥讽。比如在《草堂十志》引首，乾隆帝题诗四首，其四曰：

闻说终南捷径通，

伊人隐避乃于嵩。

江邨题慕卢家事，

前后之间同不同？

草堂十志图选一

按高土奇跋有“尚怀高世之踪，益动故园之念”语，意在慕卢。然考卢藏用初隐居于终南山，寻应征辟。及登朝，专事惧贵，趄奢靡，时人诋为“终南捷径”。卢鸿则隐于嵩山，征拜不受，营草堂山中以终老。二人志行，不可同日而语。若士奇附势通贿，不能以义命自安，只可同于前之藏用，而不能同后之鸿。且其自署为藏用老人，亦有不期而同者，因借‘卢家事’讥之。

其实，高士奇的藏用老人，用典与“卢藏用”毫无关系；然而，乾隆帝却指鹿为马，责难高士奇“附势通贿，不能以义命自安”。庚子暮春（1780），乾隆帝又在《钱选三蔬图》题诗两首，再次责难高士奇。

《钱选三蔬图》

第一首诗曰：

西湖本有读书堂，

行箧携来翰墨香。

原系旧臣家弆物，

岂真撡履守毋忘。

诗注：此帧为高士奇所藏，题诗其上有”多年却饱官厨味。操履平生守未忘”之句，昔士奇在朝揽结纳贿，非能守操履者，因反其意讥之。

第二首诗曰：

瓜菜紫茄各具根，

了当淡味胜鸡豚。

竹窗重举王孙句，

为利颇知令智昏。

诗注：士奇又録赵孟頫题钱选茄菜二图，作并跋其后云：与其意有合。按孟俯诗云：归老林泉无外慕，盘中野菜饭黄粮。其素风本亦如此，若士奇归田后厚殖自利，又岂能如松雪之无外慕乎！

乾隆在《钱选三蔬图》题诗两首，再次责难高士奇。

在某种程度上，高士奇“不易三公易此日”，是在仿效范蠡、张良。显然，这种行为是乾隆帝无法容忍的。经过乾隆帝数十年的力捧，其祖父康熙帝已经被奉为英明圣主。倘若高士奇是范蠡一般的人物，岂不是说康熙帝“可与同患，难与处安”？

在题跋讥讽，这显然是不够的。乾隆帝还要将高士奇打入另册。此前，国史馆编撰康熙群臣列传，乾隆帝就向臣子们明确过这个意图。不料，国史馆换过几茬人，都没能办成。毕竟，在康熙帝的各种御制文字中，高士奇都有着光辉的印象。如何贬低高士奇，又无损于康熙帝的形象，馆臣们难以拿捏这个分寸。当见到高士奇列传并没有照着他的意思去写，尤其是郭琇弹劾案被一笔带过，乾隆帝非常生气。他认为后世之人看到高士奇一劾即去，说不定还以为他有屈抑。为此，乾隆帝酝酿出一段具体的议论，他说：

夫王鸿绪、高士竒与明珠、徐乾学诸人当时互为党援，交通营纳，众所共知。如郭琇所劾诸事，并不为枉。而我皇祖不加穷究仅予罢退，盖于明珠、念其曽有襄办讨平呉逆之劳。而王鸿绪、高士竒诸人，则因文学尚优、宣力史馆，是以屡下明诏，剀切晓谕、曲予矜全。实由我皇祖圣德。然即以诸人事迹而论，虽有交结纳贿之私，亦止于暗为关照，不至焰薫灼、生杀擅专如前明严嵩辈之肆奸蠧国、陷害正人。此亦人所共知也。即如郭琇㕘劾明珠、王鸿绪诸人后，旋经皇祖特加任用，未闻有能稍事排挤者。即其后郭琇于巡抚任内因他事罢官，亦由其自取，并非诸人之所能媒糱。又实由我皇祖圣明，是郭琇原疏于诸人被劾款迹，皆当据事直书，不必稍为删节，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王鸿绪辈之罪状如此，郭琇之鲠直如此，其后之自取罪戾如此，并敬悉我皇祖之仁智并用，措置得中又如此，既可令海内传为美谈，且足令朝臣共知鉴戒。其于世道人心甚为有益，何必曲存隐讳乎？

经过乾隆的这番定调，康熙被尊为“仁智并用”。那场满汉交错的政治斗争立刻化繁为简，成为汉臣们交结纳贿的贪污案。至于当年由康熙默许，郭琇遭遇的种种报复打击，就被乾隆一笔勾销了。除了亲自操刀高士奇传，乾隆还要求国史馆修订呈览，唯恐有失。对高士奇的重视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