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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赛博时代,影像还有多少可能

2021-09-22 08:0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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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发表《赛博格宣言》, 用“赛博格”这种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前卫地反思了“人类”与“科技”的问题。同样,自这份宣言的提出,也将赛博与女性主义密切地搭建起关联,机器与生物之间界限的模糊,引发了一种对性别身份的重新考量。

因此,赛博格的概念所带来的意义与启示,不只局限于生理层面,它渗透到生物学、文学、艺术以及影像化的表达当中,改变了许多我们对世界原有的观察角度。

置于全球化背景与科技高速变革的环境下,从银幕喻体到社会现实,皆随技术的发展不断重构。来自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也不断与当下的时代语境形成共振。女性自身的身份与立场,及其通过影像的表达,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2021山一说首场论坛“进行中的赛博时代,影像还有多少可能”,邀请学者戴锦华,与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策展人李沫筱一同由“赛博”出发,探讨技术革新对于女性以及女性电影所带来的多元可能。

李沫筱:戴老师常年观察并研究女性与电影,一直在这个行业的前端观察着世界的各种变化。那么您觉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赛博格宣言》,对当下有怎样的意义?

戴锦华: 1984年一个非常奇怪的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发表了一篇《赛博格宣言》,其中的赛博格即指人机合成人。2019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哈拉维的时候,她跟我说:“你要恭喜我,我成了赛博格。”因为哈拉维刚刚换了人工的跨关节,现在她的身体里有一个金属的跨关节。

我觉得我和哈拉维有很多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们心目中女性主义的关键是——反本质主义。我们不相信有生来的女生和男生,但我个人并不否认男性和女性之间因身体差异而存在的不同。但是我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在所有的文明当中,我们没有机会真正地去认清身体的和生物学的东西存在怎样的意义影响,是因为男性和女性成为了现代文明体制当中的一种等级结构、一个权力结构,甚至因此还产生了一系列的文明和理论。

我们存在于这一结构当中:我们会想象一个男孩会怎样,一个女孩会怎样?这时文化本质想象已经开始了。我们在这个理论中诞生,甚至在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父母就会想象他普通的胎儿,如果是一个男孩子将怎样?一个女孩将会怎样?给男孩取怎样的名字,给女孩取怎样的名字?所以不能单纯地去认知每一个个体、两性及性少数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的生存、生理、心理、选择和生命。

对我来说,《赛博格宣言》当中至今为止仍然非常响亮和有力的话语是:“我们都是赛博格。”因为赛博格意味着集成、混杂、混沌,难以讨论的话题。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是机器,什么时候是人?如果我们是机器人,那么和机器的比重是多少?当我换了一个人类脏器的时候,我还是人吗?那么,就是这样一种在生物与非生物、有机与无机、男人和女人、有色人种和白种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等二元规定之间,赛博格创造了一种混杂、一种越界、一种不清晰的状态。

到今天为止,我们正身心共同进入到一个赛博格时代。因为数码时代转型整体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文明形态,以及全球的生产劳动的形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意义上仍然是纯粹的?比如,我经常说:“我是中国人”。我说的时候不假思索、不用论证、无需怀疑,但是如果想到在漫漫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文明冲击、危机,种族的冲突和混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样才是纯粹的人?今天我们重读《赛博格宣言》,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反本质主义的现实意义。这不断提醒地我们作为女性,便需要正视生命意义的混杂状态。

李沫筱:我们已经到了计算机互联网的时代,影像的发明不只是技术的产物,多媒体的进入,为影像语言的表达提供了哪些新的手段?如果说从唐娜·哈拉维这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宣言来看,如今有怎样的新解读方式呢?

戴锦华:其实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变化,真正发生的时刻就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交时,而这个全新时代的代表性媒介就是电影、留声机和打字机。电影诞生的时刻,是技术革命开始的时刻。我们所经历的巨大的变化,最为集中的表现一是数码技术,二是生物技术。20世纪60年代,这两样事物的成长时期,也是电影史的辉煌年代,同样也是女性电影人冲击男权史的年代。20世纪后半叶,我们进入冷战的时代——所有的新技术都被军事垄断,直到冷战终结,这些技术才开始民用化。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新技术并不新,都是在20世纪中叶已经发明出来。

数码技术对于世界的冲击不仅在于我们有了微信、移动通讯平台、即时消费、电商、全球物流系统等等,而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整个全球资本运行方式、全球劳动与生产的组织方式,这些决定世界的基础性问题的组织形态都发生了变化。网络生存、虚拟性生存之下,我们的ID、马甲,我们的阿凡达,可能成为和我们真身同等重要的身份形态。当所谓的在家办公、弹性工作制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雇佣劳动的时候,我们最物质性的生存层面也可能在赛博空间当中展开。于是一种显见的状态出现了:性别在虚拟赛博空间越来越明确地成为一种角色,成为注册ID的勾选。

我曾经很想考察QQ群文化,注册了一男一女两个马甲号,我发现没法推进女性角色。因为我遇到三种态度,一是大家都来保护我,二是大家都来指导我,第三种是来挑逗我。但我很成功地运营男性角色,而这个所谓的男性角色其实是我日常的生活状态,即平等的去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可能这个意见有点特别,或有点距离,可那是我正常的状态。这让我真实地体会到了赛博空间中的COSPLAY(角色扮演),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上并没有进步和突破,网络上仍然是古老的性别身份想象。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种想象本身不重要,因为所谓性别身份是我所宣称的身份。

比如说,此前他们会认为女性先天的劣势是:怀孕、哺乳等。你只能阶段性就业,但是当在家办公成为现实生活,这些生理差异也不再是劣势。那么在这种意义上,伴随着技术的突破,解放确实在发生。

而另外一点,你们会发现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最大程度将利润劳动生产转移到经济上。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曾在广东地方去参观了一个巨大的饮料工厂,整个车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机械手臂准确地在操作。那里的领导骄傲地说,我把工人们都解放出去了。其实我很想追问:“解放到哪里去了?”。所以,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将是新一轮放逐的过程。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放逐结构当中,受教育程度低、经济地位低的女性,或是像我这样年老的女性,毫无疑问地将会在首轮被放逐。所以,这一边是自由的空间,但是从另外一边来看,现实空间当中发生的放逐,可能会再一次强化对于女性整体的歧视、偏见。

电影也一样。新技术使得电影门槛降低,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手里都一定有一个智能手机,只要拿出你的手机,即刻就能开始拍摄你的电影。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不再被垄断。但是,我们手里的手机,真的可以拍摄能够达到专业制作工艺水准的电影吗?从另外一方面,大家看到的数码技术正在整体性撕裂人类社会组织,我们开始分裂成一个个圈层亚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真正爱电影的,爱女性电影的人,每一个关注性别议题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是慢一点,停下来想一想。在当今时代,我们如何制作我们的电影,我们的电影如何去寻找观众,我们的电影究竟对社会、时代、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的电影去表达性别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时是在表达自身的生活。但是,我同时感受到一种趋向,我们的电影越来越像独白,而不是一种倾诉。电影在百年以来的历史中,形成了大众性和公共性,而女性给大众带来了一扇怎样的窗?我们需要慢一点,进一步共同思考被改变的世界——我们的可能性、电影的可能性、女性的可能性。

李沫筱:技术革命带来的便利,使人人都可成为创作者,人人都可以拍电影。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技术的进步使得青年女导演现在能够自己扛起机器,那么这也会反向推动女性从业者在电影行业中的进步与成功吗?

戴锦华:原来意义上的电影工业的进步,确实让我们都获得了便利。但我们同时要看到的是,这种单纯的便利,并没有致使女性更容易进入电影业。随冷战终结,全球化进程推进,社会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建立一个丰富的开放的状态,相反,越来越多的中心被大资本和权力机构整合。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多元,女导演可以拍摄作品,但是女导演如何进入主流院线,如何支付院线发行费用?问题依然存在,但转变了形态。

而另一方面,如果各位爱电影并关注性别议题,会注意到最近10年之内,女导演前所未有地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突出位置。今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大奖都是女导演,实际上这从侧面凸显了主流电影行业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危机。

当这个地方存在巨大的空间,有众多的权力可以运营的时候,女性连竞争的机会都很少。但是如今胶片的死亡与消失、唯利是图的短视资本,以及好莱坞电影的危机,没有人愿意投资去改变既有的结构,所有这些原因综合造成了电影工业、艺术处在危机的弱势状态之中。而我们去看国际舞台上赢得瞩目的女导演作品,她们不仅展示了有别于主流的或者男性电影的一种电影,她们为社会的主流话题贡献了一种有差异性的观察。并非参照定型的女性经验去观察,我们的生命经验既是男性的,也是女性的。

所以,女性对于电影的进步、文化的进步来说,一定不是参照着定型的女性电影再去生产一种女性电影,而是携带着我们的生命经验去创作。我们势必是男性或女性,但我们同时也作为一个社会、公共的人,作为一个劳动、生产的思考者。在这个意义上,性别不能切分我们的生命经验。

李沫筱:我们常思考女性电影节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当我们宣称我们是一个女性电影节的时候,就势必说明了它存在的价值。刚刚戴老师也提到了,今年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女导演因获得主奖而瞩目,她们获得肯定并非是因为性别。我们要传递我们自有的价值、创造力、生命体验。而就赛博的性别角度发问,如《攻壳机动队》、《超体》、《黑镜》等影视作品,当技术融入艺术之中,如何创造新的电影美学 ?您又是如何看待身体是女性的,却有着赛博格机械的女性形象?

戴锦华: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其实是和激进的政治立场相关的,他也在其中赋予女性以肌肉男的力量。机器传递出了男性对女性未知的古老恐惧,是未知的、神秘的,并且是十有八九是邪恶的。我总结了两句话:“男人爱女人,男人怕女人。”这句话和弗洛伊德弥留之际的独白相似,也发出“女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感慨。如果我们真的深究,当然可以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的角度去解释我们对于异性和陌生与恐惧,但是,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从父权文化自身来了解被创造出的女性。

英文的人类全是男人“ human”、“human being”、“man”。一本著作中曾出现一个错误的有趣的翻译。这本书的题记是讲述人们为了理想而战斗的一句话,翻译却把它忠实地翻译成“男人为了理想去战斗”。我第一次打开这本书,还以为这是一个男权宣言。但其实只是这个翻译把“man”这个泛指人类的词翻译成了男人。在文明当中,我们默认男人代表人,并不需要去专门去指出,而所有加前缀的都是弱势——如女人、女导演、女作家、老作家、少数民族作家。但男作家不用加,他就叫作家、诗人、导演。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女人是女人,又不是人,女人是他人,又是自己。所以,存在这样一种内在和外在皆被贬低成次等人,但是又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这共同形成了所有的结构当中,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恐惧。

所以大家看《机械姬》这样的电影,它传达的也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当中,西方世界的又一次的讨论:我们的文明是不是走过头了,我们是不是正在生产出自己的毁灭者?当我们制造出智能机器人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制造出了我们不可战胜的敌手?人机大战是不是一个可见的未来?在我们了解到阿尔法go横扫了全球围棋冠军的时刻,世界是不是又有了一个新文化?有趣的是这种人与机器人、非人与人的创造物之间的冲突。

李沫筱:戴老师曾说,在聊性别问题的时候,其中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尊重差异,我们将女性作为一个视点、出发点去聊各种问题,如各种社会上的问题、世界性的问题,您觉得“把女性作为视角”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戴锦华:我一直坚持一个表达:女性主义不是女人主义。女性主义最多被质疑和诟病的地方就在于,人类的一半与另一半之间包含了巨大的差异,但女性主义却覆盖人类所有问题。那么对于我来说,女性主义不是女人主义的原因在于,我拒绝把女性议题限定在女性生命与身体之间,而且实质上这个女性生命与身体又是被切割的。通常,大家不会学术问题是女性问题,大家只会认为婚姻、情感、家庭关系等问题,才是女性的问题。

我不久以前在一个国际场合中当了一回女性主义者。一个似乎非常有教养的美国男人,他站起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座的女性们都是成功女性,但同时你们又做母亲、又做妻子,你们有双重角色,那么,请你们谈谈你们怎么处理双重角色?”然后,话筒递给我了。我说:“这位先生我可以冒犯地问你结婚了吗?”他说:“我有两个女儿。”后来我说:“其实,我很想听听你谈谈,你怎么作为一个成功男性去处理你作为丈夫、父亲的这一角色?”

双重标准是真实存在的,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单纯的一个性别,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是一个单独的界面。即使作为全职家庭主妇,你的身份与经验也不仅仅是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这样的生命经验。因为,今天的教育是社会性的,家庭生活是社会性的,生产和消费也是社会性的。

所以回到“女性主义不是女人主义”的命题。首先,我反对的是将女性的生命经验切割为一些具体的私人化、身体、性的以及生物性的经验。其次,我认为女性主义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女性的生命经验和从女性的角度去看世界视点。女性不是一种被限定的生命经验,女性是处于不同的位置,是一种视点的可能。比如说历史的英文为“history”,就是“his story”,是他的故事,而不是“her story”。女性的视点,让我们有机会去讲述历史的“her story”或者“her voice”。

我自己非常喜欢一本女性主义的著作《圣杯与剑》,其作者使用了男性的史前文明,以及男性史学家处理过的材料,但却用女性的视点去重新观察。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欧洲史前文明的一种完全不同的面向与解读。作者考察早期遗迹、文字文明,其中生活空间的分布,地质化石层的结构,得出了一个别人认为并不严格,也没有被严格的学术所证明的结论:在母系氏族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并不低于此后的父系社会,那个时候没有战争,所以人们生活在平原地带,人们彼此信任。随着父系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争夺改革,然后这时才出现了男神。而男神是举着剑的,是带着雷霆的,是带着惩罚和暴力的。人类的生存点开始向不适合于人类生存,但是容易防守的地方转移,也开始出现分配不公。这只是一个例子,它在学术上并没有到改写人类文明史的程度,但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观察视点,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从其他的视点去想象人类进步。

我们看电影时看到如机械姬一样的女性形象,同时也代表了人们对现代科技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那么,当我们看到一个男性的形象的时候,他可能指向权威、指向理性、成功、正确或顶天立地的父爱如山,其实都是一组文明的编码形态。所以,女性电影的意义是在于,我们期待她能够建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能够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去拓展我们的世界。

我承认女性主义对于我来说有极大的乌托邦性质,因为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解放。这一解放绝不只是关于女性解放,因为只有女性解放,男性才能够解放。压迫者同时也是被他们创造的体制所压迫的对象,所以我心目中女性主义的目标是一种平等、尊重个体差异的状态,这是它的意义所在。女性电影或许不切实际,但电影是有意义的。一个拍电影的人应该记住,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拍电影。而电影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当你有机会拍电影的时候,记得你在参与改变世界的过程。那么我们究竟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至少在我们心里有没有梦想一个更合理、更美好的世界,一个让多数人都能够快乐地生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世界。

李沫筱:戴老师用了一个对于人类史研究非常鲜活的例子,去证明从女性视点反观历史趋势、反观世界的时候,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想象与思考,量变产生质变。所以如果电影成为了一种改变世界的手段与媒介,那么请大家相信电影。当然,比电影大的还有很多有鲜活的生命,还有更大、更广阔、更多元的一些内容。

观众1:非常感谢戴老师的分享。我对女性电影有一个迷茫点在于:女性导演拍摄黑帮片题材,拍摄男性群体,和男性导演拍摄视点不一样。女导演可能会情感更加细腻,更有女性的色彩,女性导演的作品是否应该更具“女性视点”,还是应该和男性一样大气?

戴锦华:我理解这个朋友的问题,常常有人提问如果解构了两性对立,为什么要提及女性电影?我的基本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阳刚、义气、粗线条的女性,但我也见到过非常多细腻的男性。但是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女性电影,是因为整体的社会,尤其是电影产业仍然是在历史结构中被男性主导。改变这种现实结构,电影产业之中才有对女性的重视。女性从业者应该形成一种相互的呼应、联合与支持。这其实涉及立场和实践两个层面。

回到讨论当中,女导演拍警匪片一定会更细腻吗?不一定,我们也不会强调男导演的细腻和情感性。一个电影资本是一个风投,电影创作是一场冒险。电影创作本身每一次都是创造、探索和冒险的过程。从历史大片、类型片到艺术电影再到先锋电影,他们成功与否取决于很多复杂因素,也取决于导演的才华和现场集体创作的协调能力,因此女导演可以处理任何一种题材的电影。

观众2:性别是一个随机的产物,在现实生活实践中,有没有办法可以应对男女性别的后天区分?

戴锦华:我们出生为男性和女性是偶然的,这种偶然被生产为文化结构和统治秩序。如果你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男女平等。我要说的是:终有一天会做到的。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消除在其他的差异下所形成的不平等,我们对待其他地球上的生命是否有平等的诉求,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记得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大概是中国第一本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著作。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不到三十岁,逢人就送,男同事勉为其难地收下了,没说什么。第一次打击来自我的女同事,她翻了翻,发表了评论说:“戴锦华,我以为你可以在人类的高度处理问题,没有想到你在女性的高度上处理问题。”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超越我的皮囊。”

我们在“他人即地狱”的文化逻辑中,当我是女人他是男人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天然的武器去贬低我、污名我,这是无法改变的。那么怎么去改变,怎么去解决?非常简单,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下去,把事情做好是最有用的。女导演很难进入到电影产业,一旦你进入的时候,就全力以赴的去做好每一部电影,就用你的作品去回答去说话,不用特别证明你是女性,也不要特别去证明你不是一切,因为你就是一切。

观众3:我一直认为伟大的灵魂是雌雄同体的,女性主义的本质是尊重差异化,在此基础上衍生了一个问题:作为男生,作为青年电影人,该如何拍好具有女性视角的电影?因为我觉得女性主义运动中,男生肯定是不能缺席,并且要去完成好自己的部分。

戴锦华:我所说的尊重差异,即尊重每个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尊重那些少数,消灭差异指的是消灭定型化的对两性的描述。第二个问题需要打击你一下,妇女解放绝不会由全体女性完成,但是妇女的议题不需要男性光临指导。这是我们解放自己的过程,如果男性不必成为阳刚的、富裕的,他们会更快乐,所以如果是在这样一个共同争取更快乐生活的前提下,当然是良性图景。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们也不必期待男性导演拍出女性视点的电影。但如果他们拍摄电影时,保留起码的平常心和同理心,至少不会拍出充满偏见的影片。如果真正用自己的社会良知去体验女性的生命与遭遇,我觉得就足够了。我们的电影文化,我们的性别文化都会有很大的进步,所以谢谢各位朋友。

审稿 Filmdept.

排版 一只 | 图片 山一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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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回顾 | 山一说:行进中的赛博时代,影像还有多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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