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张力奋：书让大学成为社会思想力的堡垒

今年的4月23日是第二十一个世界读书日。4月22日，第一财经传媒集团首席顾问，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英国《金融时报》前副主编，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在复旦大学第四届读书节暨第21个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访书”的主题演讲。张力奋教授目前拥有五千册藏书，淘书是他的一大爱好。在讲座中，张教授讲述了他与书相关的人生经历，讨论了书的担当。以下为讲座的部分内容。

今天受到复旦图书馆的邀请，我想说一说和书有关的事情。图书馆的老师问我要说些什么，我说我就说一说访书，访问的“访”，书籍的“书”。因为我1980年的时候上的复旦新闻系，除了在英国念博士以外，我过去的20多年，就是在做记者。当一个记者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访”，interview。其实我想，即便现在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很长，男性已经接近80岁，女性已经超过80岁，仔细算算的话，我在这个地球上的时间非常之有限，也就是三万多天。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确是一个访客。我们从摇篮，到成长，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访问的过程当中，书其实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

一旦拥有了书，便不舍丢弃

那么今天我想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代人对书的饥渴。

可以告诉大家，两年前我在伦敦整理自己的书，晚上我放出去一袋不想要的书到废物箱里，半夜又悄悄捡回来几本。我们这一代人对书，对铅字，对纸张的这种感觉，可能在座的学弟学妹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的小学、我们的中学，是在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那个时候对书的最早的一个记忆，就是在我母亲的学校里，看到一批戴着袖章的红卫兵，他们非常随意地把书扔在一个火堆里。其实我是看到过焚书的，当时我看到图书馆的书，被一本本地扔进火堆，我还从火堆旁边抢出了几本我自己非常喜欢看的电影的连环画。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无书可读的时候，整个国家跟外界是没有联系的。当时，中国大概最流行的书是手抄本，书是被人们抄出来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外名著，不管是学术名著，还是文学小说诗歌，几乎能禁的全都禁了。我记得当时在中国比较流行的大概有16本手抄本，其中有一本，后来据研究，当时7亿的中国人大概有1亿人读过，有后来比较熟悉的像《第二次握手》等等。我记得当时可以拿到一个手抄本，真是同学朋友之间的一个非常大的承诺，偷偷地埋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除了要及时奉还以外，你还得要传抄一本，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世界出版史上少见的一种特别的发行本。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童年、少年时代对知识、书籍的饥渴的话，不难想象为什么我的书会越积越多。其实里面相当一部分的书，可能图书馆也有，并不是特别有价值的书，但是我们一旦拥有了书，就很难丢掉，因为在记忆当中，永远记得那个无书可读的时代是多么的可怕。

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我记得查资料的是，第一批禁书开放在1978年，第二批在1981年，当时整个国家动用了2400吨的纸，重新印了230种中外文献，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如果去南京路的话，那里的新华书店是要通宵排队的，这也是非常之少见的。其实我现在想想，那个时代虽然没有“通识教育”这个词，但是那个时候的通识教育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那个时候如果你去看一个生物系、物理系同学的书架，你真的很难判断他是个理科生或者是工科生，在书架上面你能看到斯宾诺萨的著作，能看到席勒的诗，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个通识教育的时代。我们当时特别羡慕哲学系的男老师和男同学，因为他们是复旦最漂亮的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哲学系的男生是最容易忽悠女生的，因为大家都在读哲学。所以那个年代，在我们现在看来的话，是一个最为特殊的年代。书、诗歌、小说、音乐那些东西连接所有学科，学科和学科之间几乎没有知识上的界限。虽然我们当时的寝室很严格，不像现在能不同学科住在一块，但是我们的朋友有数学系的、物理系的、生物系的，甚至现在跟我一直保持联系的，像孟晓犁，现在哈佛大学的统计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也是我大学读书时的好朋友，他是数学系的学生。所以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我相信复旦是有通识教育的根。

那么说到我们对书的感觉，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座的学弟学妹你们童年的时候读一些什么样的读物，就我自己来说是非常可怜的。往往可以说你是否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其实跟你当时是读什么样的儿童读物是很有关系的，如果跟一个欧洲孩子的童年比，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的童年是非常之不正常的，我在自己做父亲以后，因为孩子而补上了一个童年。幼年的时候该读的很多书，其实最后是以父亲的身份把它们读完的，因为你给你的孩子每天晚上要读睡前故事，那个时候才重新开始读格林兄弟怎么回事情，所以对我们这代人对知识和书籍的这种饥渴，是在我们成年以后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补偿的。我想这也是我今天特别希望能够跟在座的学弟学妹分享的。

世界读书日：最重要的是思想的精神

最后我还是提到我的那些书。因为那天有朋友帮我把几十箱书搬到我现在在复旦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当时突然之间冒出一句话，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那天我就觉得知识就是重量，因为的确是非常重，70箱的书，大概将近5000册书，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量。那么我们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自己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国外的书非常的贵，所以也让我养成了逛旧书店的习惯和爱好。大家有空到伦敦，我在的话可以陪你逛旧书店。伦敦的旧书店是一个文化的角，整个伦敦，加上慈善机构的旧书店，可能有几百家。其实每寻到一本书都是一个惊喜。但是找书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容易让人失望的，在一个满是灰尘的书店里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搭着楼梯到非常高的地方去看，往往每次都在几近绝望，觉得又浪费了半天的时候，突然上帝帮了你的大忙，把一本好书送到你的面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神灵的东西。

我现在带回来的四五千本书，我相信大概有至少三分之二的书是淘书的经历，是访书的经历。每当打开一本旧书，看到上面的签名，看到上面有谁送给谁，几几年，在什么地方，还有些留言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书跟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非常非常私密的一些东西相关，每一本书，其实都是一个旅程，从伦敦到了中国上海，到了复旦，这本书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我想复旦的图书节，世界读书日，最重要的是书的精神，书的精神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大学的精神，是思想的精神，这个我想是在这一代，特别是在我们即将可能告别纸媒时代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书在过去的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所扮演的，一个作为思想力的承载，我觉得这种精神不会因为这个纸作为介质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最后失去。

我很喜欢的一位美国作家、广播和电视记者Edward P. Morgan曾经说过：“A book is the only place in which you can examine a fragile thought without breaking it, or explore an explosive idea without fear it will go off in your face. It is one of the few havens remaining where a man's mind can get both provocation and privacy.”我觉得书更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愉悦，这样的一种空间，能够让我们非常安全地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思考，但是当然阅读可能也会让我们觉得有痛苦的时候，但是这种痛苦本身可能也是一种思想的愉悦。

最后我想讲的是，这两天因为世界读书日，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统计数字，比如说英国人一年读多少书，日本人一年读多少书，英国人现在一年人均16本书，有说咱们中国人现在是不是书出得多，阅读得少了。书越读越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时间支配的选择多了，这个社会当然非常充满物欲，物欲肯定会占据我们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是回想到对我们非常重要的1980年代，还真是觉得，一个大学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思想力的一个堡垒，就是因为书，就是因为它有创作书和思想的教授，它有中国最好的学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不管书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让你来阅读，它永远是一个思想力的一个象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我非常羡慕在座的学弟学妹，跟我们当年的八十年代相比的话，你们拥有了在当时看来是无法想象的选择。所以珍惜有书的年代。我那个时候通常到福州路的书店买书，我觉得很奇怪，外文书店的门口永远挂着一个牌子“no foreigners allowed”，既然都是外文书为什么外国人不能进去呢？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这种版权的概念，整个书店全部都是盗版书。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所以我作为你们的老校友，作为重新回到复旦的老师，我祝大家阅读愉快，因为思想力是一个学校最重要的。

本文未经演讲者审阅。感谢范俏佳的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