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忆的“小说六讲”，读懂好小说如何不无聊、不低级也不乏味

从王安忆的“小说六讲”，读懂好小说如何不无聊、不低级也不乏味 原创 张新 文学报

书 评

王安忆的小说理论凭借着其多年来的创作经历、对于生活的敏锐感受力以及对于文学作品的深入分析而受到学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作家的身份更让她的小说理论建构具有独特性。在当代作家中，王安忆凭借着可贵的清醒与自觉，在创作之余不断建构并完善自己的小说理论体系，自80年代发表于《文艺报》的《我看长篇小说》以来，王安忆在小说的本质、小说的创作理念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均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实现了小说创作与理论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2015年，王安忆应邀于香港城市大学做了六堂公开课，讲稿被整理为《小说六讲》，在书中，她结合创作经历，谈了她所理解的现实与想象，并探讨了如何诗意地表达真实的生活经验，为我们认识小说的美学意义提供了新的维度。王安忆 /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

“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始终是王安忆在小说理论中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王安忆对自身小说创作的回顾与反思。在《小说六讲》中，她肯定了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情感经验的宝贵之处，但也提出了现实生活和美学生活之间存在差异。对于王安忆而言，独特的时代与经历赋予了她不同寻常的记忆，个体的现实生活经验不仅为她提供了创作的激情与冲动，更让她在创作实践中“突破禁区”，大胆表达真实的个体情绪，对于其初期的创作而言尤为重要。无论是《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中“我”没有被老师公平对待时不满和委屈的情绪，还是《雨，沙沙沙》中雯雯在面向内在的自我时怀有的青春困惑，或是《本次列车的终点》中主人公面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都是王安忆对现实经验和情感的真实表达。

如果说短篇小说为王安忆的个体情绪书写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空间与机遇，那么几乎调动了她所有生活经验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则成为了王安忆在创作过程中遭遇的一次“瓶颈”：当个体有限的经验难以填补这部二十五万字的“巨著”，作家又该如何从个体经验中自我解脱，投入到“心灵世界”的建构？对此，王安忆采取的写作策略则是将个体的生命体验向外部延伸，试图勾勒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生状态：小说中的雯雯在咿呀学语时终于学会说“我”，却始终没有意识到“我”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意义，少年时期的她随着时代的浮沉颠沛流离，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经历了上山下乡回城之后，雯雯失去了独一无二的归属感，作为压瓶盖女工之一，加入了普通的人生。雯雯的生活经历与感受来源于王安忆的真实生活经验，又在一定程度上从中分裂出来，演绎了大部分69届初中生在时代的风沙中缺席与失语的命运。这种写作策略似乎暗含着作者对于小说“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态度：小说的“心灵世界”离不开现实世界中个体的情感经验，但更是独立于个体经验的存在，它建立在书写个体命运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对普遍性命运的建构与表达。

那么如何表达小说的“心灵世界”，才能让个体的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命运，在另一种时间里释放更大的价值，则成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王安忆曾在《故事与讲故事》的序言中首次提出“四不”的原则，其中“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独特性”意在指出语言不需要过度伪装和修饰，“心灵世界”的表达需要在一定范畴内寻求其内在的意义，而非在商品化的影响下盲目地另辟蹊径。在《小说六讲》中，王安忆则从文字的角度进一步提出“用最普遍性的共识创造特殊性，是写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 即用最简单的文字，制造普遍的故事开头和故事模式，再从普遍中寻求内容的特殊性。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反观小说的创作则不难发现，越是简单的语言文字，越能为人们所熟知，也更能传达出最普遍的共识，这种共识在于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在于对叙述方式的熟知，也在于情感上的共鸣。小说的类别虽有着千差万别，但所追求的共识却是相通的。如沈从文在《边城》的开篇用一种简单铺陈的方式介绍了故事的背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简单化和日常化的语言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了读者普遍的共识，使“茶峒”成为一个可想象的空间。此外，这个开头的模式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熟悉的民间童谣：“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这段没有丝毫冗赘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空白，给读者保留了一种来自生活的想象和无限循环往复的哲思，既是故事的开头，也可能是故事的结尾，沈从文为我们讲的“故事”，则随着翠翠等的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而无限贴近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未知，调动着读者在情感上的想象与共鸣。因此，简单的文字并非是消解文学本质的利器，相反，它能够帮助作者传达最普遍共识，为尽可能多的读者搭建一个想象的空间，建立一个“信”的世界。# 王安忆的创意写作课

# 非虚构《冷血》的教案

作家以现实生活经验作为基础，调动自己的想象进行创作，用简单的文字传达出最普遍性的共识。与此同时，读者也需要调动想象的能力去接近作家创作的世界，才能实现小说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良性互动。那么在小说的世界中，现实生活经验与浪漫的想象是否对立，直接地表达生活经验是否就远离了“诗”与想象？对此，王安忆在她的小说理论中提出，必须有一个强大、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文字世界，才能抵抗当时所身处的这个灰暗、让人打不起精神、平淡无意义的世界，可以看出，文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虽有不同，但也并非毫无联系。与传统的小说观不同，王安忆认为小说是“世俗的性格”，更是“人间的天上”，她在肯定小说基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始终认为小说是一种独立于时代和现实的存在，是一种“艺术虚构”。这种“虚构”不同于“虚假”，“虚构”是基于现实之上的艺术加工，是作为独立的世界而存在的，是“诗”与“真”的艺术再现，而“虚假”则是背离真实的，是需要我们抵抗的部分。因此，在王安忆的理论框架中，“诗”并非虚妄与空洞的概念，它既是对真实的虚构，也是再现真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与“真”并列的存在，都是抵抗虚假的利器。但“诗”与“真”又存在着微弱的差异，“诗”可以视为是真变成假，假又变成真的过程，但经历了这一过程的“诗”，则颇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意味。因此，当王安忆逐渐从经验主义者的影子中脱离出来，走向一种理性的创作道路，便实现了另一种宏大。80年代开始，王安忆的创作逐渐从个人经验的表达、情感的倾诉转变为一种以此为基础的“创造”，试图将生活经验放到“诗”的世界中进行完整的表达：80年代后期的《小鲍庄》以及“三恋”，都脱离了纯粹的个人生活经验而将视野扩大到生命与人性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探索与思考，90年代的《纪实与虚构》《叔叔的故事》等作品便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游刃有余。可以看出，从唯经验论中解脱出来的王安忆，在逐步尝试用理性和思考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建构“文字世界”，并试图运用诗意的想象，寻求“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平衡，这让她在创作过程中对现实生活保持着一份警惕与距离感。因此，写作又不止是情绪的表达，更是源自生活的美学创造，这种创造具有较高的价值要求，即为不断重新认识经验，寻求“诗”的表达。小说作为连接现实与想象的重要载体之一，在反映作家现实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以简单的语言文字作为工具，通过虚构的方式超越现实经验，用想象力与“诗”开拓另一个世界。因此，走进作家的创作世界，理解作家对于创作的认识，在文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安忆的《小说六讲》作为其小说理论建构的进一步延伸，将小说的“真实”与“虚构”放到美学意义上进行阐释，是作家对小说创作实践的一次思考与总结，也为我们理解小说的美学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准和方向，正如王安忆在书中提到的，好小说的标准：“肯定是不无聊，它也不低级，它还不乏味”，而在真实中寻找并表达诗意，便是小说由现实生活经验走向美学世界的永恒追求。

稿件编辑、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摄图网、出版书影

1981·文学报40周年·2021

原标题：《从王安忆的“小说六讲”，读懂好小说如何不无聊、不低级也不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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