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乡绅为什么愿意当官

谈到英国，读者一般都会想到那里的“绅士风度”或“绅士文化”。绅士风度已经成为英国民族精神的内涵与底色，也是世人津津乐道的英国文化元素。作为对英国乡绅群体社会风貌的总体概况，绅士风度已经镌刻在英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优雅、礼貌、闲暇等词语，成为描述英国乡绅的核心词汇。在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乡绅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为地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乡绅”一词从16世纪末才开始使用，用来描述骑士（knights）、准骑士（esquires）和绅士（gentlemen）这些具有绅士风度（gentility）的社会集团，以区别于约曼农（yeoman）等其他社会集团。“绅士风度”概念不具法律规定性，包括上述三类（1611年后变为四类）社会群体。到17世纪初，乡绅最核心的两个属性是独立（independence）和闲暇（leisure）。“独立”意味着有足够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和家仆，也意味着有不受制于他人（领主、雇主等）的自由。“闲暇”指不为生计所迫，有为政府服务的自由，而且拥有公平、明智和负责的心态与性格。乡绅最理想的收入来源是地租。“绅士风度”不是社会职能的描述，而是一种治理（govern）的品质与能力。大乡绅（准骑士及以上）担任治安法官、郡长、郡督等管理郡事务，“绅士”则出任庄园领主、高级警役和陪审员等。

从都铎王朝（1485年－1603年）开始，治安法官成为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官职，身兼行政与司法大权。治安法官的职责广泛，包括厘定工资与物价、征收税收、惩罚天主教徒和流民以及袭击他人者、管理济贫法等，几乎涉及地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致有人称治安法官为国王的“仆役”。担任治安法官的财产资格是土地年收入20镑。但随着16世纪通货膨胀引发的物价飞涨，使得年收入20镑的财产限定对治安法官的收入而言，所占比重已大为下降。因此，都铎后期和斯图亚特时期（1603年－1714年），治安委员会人数出现普遍增加。都铎早期，治安法官在各郡平均不到10名，但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中期，每郡治安法官人数达到40或50名。1626—1630年治安委员会平均有62人，到1636—1640年平均有54人。

治安法官人数的增加，无疑与该时期治安法官职责的增加有关，也与分区的发展对治安法官的需求增加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乡绅对治安法官职务的需求增加。那么，治安法官肩负繁重的职责，还要面临行使职权时引发的仇恨与责罚，而且没有薪俸，如此以来，读者心中定然产生疑惑：为什么乡绅汲汲于寻求担任治安法官呢？

首先，治安法官是一种社会资本，可以为出任治安法官者及其家族带来荣誉，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正如罗伯特·桑德森记录的那样，人们觊觎治安法官职务是因为他们“对荣誉与声誉有欲望”。怀特岛的约翰·奥格兰德爵士建议他的子孙：“如果你不能在郡内拥有一些发号施令的权力，那么你便不会得到郡民众的尊敬。”担任治安法官与古老的家族谱系、财富等成为乡绅地位的象征。 同理，失去治安法官一职则成为令人羞辱之事。例如，1660年，斯特隆克顿的威廉·布莱思前往伯恩参加季审法庭，但被告知其姓名已不在治安委员会名单之上，所以不能参加季审法庭。布莱思致信议员约翰·牛顿说到：“我在乎的不是治安法官这一职务，而是我参加季审法庭时，却被告知已被解除职务时当众所受的羞辱。”他请求牛顿让他重新担任治安法官，“因为这种耻辱让我羞于抛头露面”。治安法官是乡绅荣誉与地位的象征，关乎个人颜面，为乡绅看重。

其次，治安法官可以为出任者和他的家族带来权力与利益。治安法官成为任何想在地方社会获得地位和影响力之人的首选目标，成为地方权力的角斗场。约克郡治安法官霍白利用职务打压竞争对手。霍白是坚定的清教徒，而约克郡的古老家族马耳顿的厄尔思（Eures of Malton）和威特比的乔姆利斯（Cholmleys of Whitby），与罗马天主教联系密切。为与这些古老家族争夺权力，霍白对他们发起了一系列诉讼，最后双方和解。1615年，霍白控诉东约克郡多名治安法官与异教徒勾结，指控他们玩忽职守、滥用权力、保护异端和同情天主教徒。在霍白发起的诉讼中，宗教因素占有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嫉妒与派系。霍白拥有勤勉为政的声誉，他的存在引发一些同僚的怨恨，加之对声望与权威的争夺，霍白通过使其竞争对手公开的失败和受辱来树立自己的地位。

失去治安法官一职意味着，丧失通过任职的影响来赢得竞争的机会，同时也意味着失去影响地方事务和提携朋友、打击对手的机会。例如，萨默塞特郡罗伯特·菲利普斯在1626—1629年未能获任治安法官，以致丧失对伊尔切斯特（Ilchester）的大部分控制权，同时也丧失了在威斯敏斯特的影响力。另外，治安法官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抵制不受欢迎的立法，例如关于罗马天主教徒的异端法。埃塞克斯郡天主教徒约翰·彼得爵士利用担任治安法官的影响保护天主教徒。治安法官是握有实权的地方官员，可以利用职权，打压与反对竞争对手，提携与庇护亲朋好友，最大限度地维护其个人和家族的利益。

再次，对一些乡绅而言，出任治安法官是履行宗教义务，缘于宗教热情。在林肯郡，狂热的清教徒乔治·圣保罗爵士就是代表。圣保罗从未拒绝任何公共服务，“即使占其地产……空乏其身和伤其健康。”担任地方职务是乡绅的基督教义务，这是桑德森巡回布道的一个主题。在桑德森看来，公共职务是乡绅的正当“职业”，以此“安排其生活，利用他的智慧与时间为自己和公共利益谋福利”。司法管理是乡绅“最大的荣耀和令人高兴的”的事务。桑德森猛烈抨击那些“尸位素餐”，只为“谋取声誉”的地方官员。1626年，柴郡首席治安法官理查德·格罗夫纳爵士在给季审法庭大陪审团的指令中，劝勉地方官员要有良心，敢于与罪恶作斗争，实现服务上帝与共同体的召唤。威廉·欣德认为格罗夫纳爵士是虔诚乡绅的模范。同为清教徒的萨福克郡纳撒尼尔·巴纳迪斯顿爵士、赫里福德郡罗伯特·哈利爵士（Sir Robert Harley），也是治安法官的理想代表。他们基于清教热情，积极担任治安法官，而且全身心履行治安法官的职责。

最后，出任治安法官也与乡绅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有关。乡绅具有公共管理的品质，有时间和能力参与公共事务。1433年，大法官约翰·斯塔福德主教在议会发表演讲，把社会分为三部分：上层是主教、贵族和权贵，他们的政治义务是寻求和平；中间是骑士、准骑士和商人，他们的义务是在不压迫穷人的前提下掌管司法公正；下层是劳作者、工匠和流民，他们的义务是服从国王和法律。按斯塔福德的说法，乡绅的义务是掌管司法公正，而治安法官为此提供了机会。1475年，力主对法作战的威廉·伍斯特抱怨乡绅不爱武装爱法律。他认为，乡绅忽视军事训练，而“研习法律”，将他们的时间浪费没有必要的法庭琐务之上，“在季审法庭和郡法庭获得自鸣得意的赞同”，使穷人接受法律规则。都铎时期，强大的文学传统强调，学习与品德是乡绅最为重要的品质。乡绅接受的教育使他们相信他们的义务就是管理（administer）和判决（adjudicate）。正如奥格兰德告诫子孙时，说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为我们自己，还要为公众谋福利。我为我们郡服务时间很长，至少有40年的时间担任治安法官、怀特岛郡督、朴茨茅斯郡长。”乡绅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从中世纪便已形成，使得乡绅出任治安法官是顺理成章之事。

近代早期，治安法官的数量迅速飙升，与地方乡绅积极寻求担任治安法官具有密切联系。地方乡绅出于荣誉与权力的考量、宗教热情与公共义务传统的驱使，出任治安法官。尽管出任治安法官的原因千差万别，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共同的身份认同——“乡绅”。乡绅具有的“绅士风度”，使其具有治理的品质与能力。正是治安法官的身份认同，使得治安法官成为地方政府的中枢，成为近代英国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