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编者按】1919年的今天，北京3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这一天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1916-2007）在《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一书中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本文即选自该书。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刚刚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集中细致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成因、社会支持力量和发展经过，厘清了由学生发动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爱国运动；下编剖析了五四运动对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系统论述了当时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

5月4日是星期日，上午10时，学生依照前一天晚上会议的决定，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预备游行示威的活动。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在这次持续一个半小时的会议里通过了五项决定：

（一）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对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抗议；

（二）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

（三）准备5月7日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

（四）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

（五）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为：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等商业热闹区。

这次会议里，学生代表们在决定上述重要事项时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和协调性。

下午1时30分左右，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广场，参加游行示威。他们代表了北京13所大专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美国教会所办，即燕京大学的前身）最早到达，紧接着的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得最晚，但是他们在游行示威活动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当时凡先到的学生都用鼓掌欢迎后来的，后来的便摇动旗帜作答，步伐整齐，仪容严肃。

这时北京政府曾尽力设法阻止这次大集会游行。教育部代表在几名军官警官陪同下，在4日上午11时左右便到达北京大学，并当着蔡元培的面（也有报道说，蔡当时不在场），劝说学生们不要参加游行，但是学生们与这位代表经过长时间对话和辩论之后，拒绝接受他的劝告。这段插曲唯一的作用是使北大的学生队伍迟到了一些时候。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 东方IC 资料

当学生们手执白旗和传单到达天安门前的广场时，他们按学校分组列队集合。一名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向大家介绍那位教育部代表，并且对他们解释了北京大学学生迟到的原因。教育部代表向学生询问集会的用意，学生将传单给他看，作为答复。他又劝告学生们，现在人数太多，事先又未通知各公使馆，恐怕不能在使馆内通行，大家应该各回原校，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使馆交涉。步军统领衙门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相继到场，劝告大家放弃游行。学生们没有接受劝告，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不论是请愿也好，游行示威也好，都不可能即刻达到目的，他们的直接目的在于公开表达对军阀的愤慨和对强权政治导致国耻的反抗。

他们在集会和随后的游行示威中分发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上面说明了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篇宣言用了生动简洁的白话文，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认为它是青年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好表示。除此以外，还有一篇用文言写成、较为正式的宣言，也为这次集会所采用。该宣言里提倡“国民大会”和“露天演说”，并且暗示学生最后的反应将是以暴力手段对付卖国贼。这篇似乎是激进派与极富于民族国家主义思想的学生在会前早已预备好的宣言，并没有在集会和游行示威时印发，但是事后却传播到全国各地。宣言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黯天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望、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

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

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集会的时间很短，没有长篇演说，几个人大略阐述了集会的意义之后，已是下午两点左右。学生排队由天安门南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队伍前面由两个魁梧的学生（也有人说不是学生而是校役的，从着装方面看来好像不是学生，但也不确定）举着两面由红黄蓝白黑组成的五色旗，其后紧接着的是一副富于讽刺意味的中国传统式的挽联：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

学生除了向街上看热闹的人群发送传单之外，还手举着几千面用布或纸制成的白旗子，旗上用中文、英文或是法文写着标语，并且还有讽刺漫画用以表达他们游行示威的目的和情绪。标语可以分成以下两类：

（一）关于“外争主权”或“外抗强权”的，例如：

还我青岛

不复青岛宁死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

誓死力争青岛

取消二十一条款

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

中国被宣告死刑了

拒绝签字巴黎和约

抵制日货

保卫国土

保卫主权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民族自决

国际公理

反对强权政治

宁为玉碎勿为瓦全

（二）关于“内除国贼”或提倡爱国的，例如：

打倒卖国贼

卖国贼曹汝霖

章宗祥、曹汝霖卖国贼

卖国贼曹、陆、章

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运命

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

卖国贼宜处死刑

勿作五分钟爱国热忱

游行示威的队伍给北京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很多观众静静地站在街上，认真倾听学生呼喊的口号，热泪盈眶。许多西方旁观者向学生们喝彩、脱帽，或是摆动帽子以示支持。学生在街上有序地游行，童子军和小学生也来加入游行的队伍，或帮着维持秩序，并且也替他们发放传单。甚至连政府派来巡逻的警察和密探都没发现学生方面有任何蓄意使用暴力的征兆。

然而在游行的后期，学生们的情绪有所变化，不再像先前那么有纪律。他们经过中华门到棋盘街向东转，到了东交民巷的西口。东交民巷的警察阻止学生进入该治外法权管辖区。学生们事先曾打电话与美、英、法三国公使馆沟通，他们都表示很欢迎。直至队伍到了东交民巷西口，正位于西口内的美国兵营的军官也放行了，并且还让队伍通过了美兵营和美使馆。

然而东交民巷的捕房拒绝学生队伍通过，说除非得到大总统的同意，才得准许入内游行。当由该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据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所编的《每周评论》第21期（5月11日）中一位署名“亿万”的作者回忆当时的情景：“大家只好在美使馆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作者按：《每周评论》上的这段记载，我的英文原著没有转引，因为觉得未见于别种报道。但从下文所引的书面说帖看来，该记载似乎是可靠的。那时中国人总希望争取到美国帮助以抵抗日本，而且当时的中国学生较为天真单纯，不知道欧美外交只顾自己利益，谈不到什么公理和道义。）

然后由4名学生代表（包括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另一人可能是张国焘）与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去见公使。他们发现公使不在，便留下说帖。

说帖全文如下：

大美国驻华公使阁下：

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间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谊者，谨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陈辞于阁下：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继承之。如不直接交还中国，则东亚和平与世界永久和平，终不能得确切之保证。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谨祝大美国万岁，贵公使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一万一千五百人谨具

当时中国学生虽然对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对日本妥协已有不满，但学生们对在华的美国人却态度友好，因为芮恩施公使和许多在华的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在远东势力的不断膨胀，也不满于威尔逊总统和国务院的妥协政策，他们对中国学生表现出同情。芮恩施后来回忆那天的情景：

5月5日（作者按：应为4日之误）一群学生在使馆门口出现，宣称要见我，那天我不在，正好去门头沟（在北京以西47里宛平县内）的寺庙旅行，所以没有见到他们。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游行示威，是展开学生运动的第一步，该学生运动创造了历史。

那天上午（下午），因为事先得到巴黎对山东问题决定的暗示，使他们爱国的热忱达到了沸点……在北京沮丧的中国人民把希望都集中在巴黎，当北京得到巴黎可能接受日本要求的暗示时，学生第一个冲动是要去见美国公使，去问他这消息是否真实，并且要看他有什么可说，我逃掉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随后学生又派代表六人到英、法、意三国公使馆，因为是星期日，各公使均不在，只派馆员接见，表示同情。学生代表们只能把说帖留在各公使馆里。学生们等待了约两个小时，还是无法获得行经东交民巷游行示威的许可，同时中国的警察和军队也已包围东交民巷的入口，武力干涉，并且企图强迫学生退后。

在这种双重失望和压力之下，学生队伍——现在也有其他民众加入了——变得懊恼和愤怒。他们发现，现在国家还没有亡掉，自己的国土已不能通行，而且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将来亡国，更何堪设想？因此更迁怒于亲日的官吏。忽然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据说在这个紧要关头，被选为游行示威总指挥的傅斯年，曾力劝同学们不要去，可是他已无法控制当时群情激昂的局面。

于是学生队伍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大喊“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甚至连军阀段祺瑞和他的亲信徐树铮也包括在内。下午四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曹宅。

曹汝霖

直到这时，事态的发展还没有真正失控，一名英国记者报道，学生“队伍整齐地到达曹汝霖的住宅，堪称文明国家的学生。然而警察的镇压手段引起了游行示威者的愤怒。因此他们才爆发出激烈的暴力行为”。

曹宅主体部分是西式洋房，一排平列，西面连着中式平房。学生发现大门已紧闭，并且有四五十名军警守卫。学生队伍要求曹亲自出面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对于这些要求，警察不但置之不理，反而试图迫使学生退后。这使得游行示威的学生愤怒异常，大声呼喊“卖国贼！卖国贼！”

许多学生开始向曹宅的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块和白旗，曹的父亲患病半身不遂，当时正坐在东厢廊下，由一婢一僮陪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被仓促扶进内室。学生们想冲进门去，却无功而返。正要退回返校时，5名奋勇激进的学生突然跃上不太高的围墙，敲碎玻璃打开窗户，跳进了曹宅。这5名学生在墙内遭遇了数十名曹宅警卫，但是警察卫兵都已被学生吓住了，毫无抵抗之力，任凭学生搬开堵门的石头和木块，把前门打开。就这样大批学生涌进了曹宅。

学生们当时以为三名亲日分子正在客厅内开秘密会议，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便大声呼喊：“拖出曹汝霖来，揍他一顿！”“曹汝霖在哪里？”他们激动地把客厅和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摔到地上，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已不在内，学生们便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独自在内，学生就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什么地方，曹妻说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回，学生便把所有的镜框家具等完全打碎，打开抽屉，希望搜查到一些卖国文件，倾箱倒箧，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

随后又到东面曹汝霖患病的父亲的房里，但对其父母却都不曾惊动。学生们又找到曹的儿子和一个年轻的侍妾（即原本是妓女的苏佩秋），又让卫兵把曹的父母妻儿四人带走，只把房内一些燕窝银耳等物摔了满地，踩得粉碎，捣毁了许多家具。随后少数激进派学生，走到车库，捣毁曹的汽车，取了几桶汽油，到客厅和书房等处浇泼，放火烧屋。

那时（约五点钟），章宗祥、丁士源与著名的日本记者中江丑吉（Nakae Ushikichi）都在地下锅炉室里，听闻上面放火，急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穿着晨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便将他包围起来，撕破西装，有一学生击打其后脑，章即倒地。丁冲出去叫警察的时候，警察也不愿意来干涉。章便躺在地上装死。在混乱中，学生看见起了火，当时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给打死了！”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于是有很多人散开了，有的回家，有的回校。

中江丑吉和警察趁机扶起章宗祥，逃到邻近一家油盐店的一间黑屋里躲避。在那里，他又被另一批学生发现，被倒拖到油盐店的门口。因为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所以学生用旗杆把他打到失去了知觉，还把店里的皮蛋扔在他身上。后来章宗祥被警察送到日本同仁医院，医生说全身受伤大小共计56处。据报道，章在天津的房子也在同一天被学生毁坏了。

当学生攻击曹宅时，曹本人实际上在家与章、丁、中江丑吉商谈。他见学生投掷石块进来，便匆匆忙忙地躲进主卧室与女儿卧室隔壁间相通的箱子间内，学生居然没有想到这两个卧房中间还有这箱子间，所以没有找到他。当时报道说，他打扮成佣人的样子从窗口逃走，穿过一条窄巷，乘汽车到东交民巷内由外国人开设的六国饭店。陆宗舆不在场，但学生们在殴伤章宗祥后，还走到陆宗舆家，因见外面军队林立，并架设有机关枪，如临大敌，便自动散去了。第二天，5月5日曹汝霖在给总统的辞呈里对曹宅被毁和章宗祥被殴等事记叙如下：

呈为信望未孚，责难交集，恳请罢斥以谢天下事：窃汝霖本月四日上午，奉派入府公宴。午后二时半回抵东城赵家楼私宅。适与驻日公使章宗祥晤谈，忽闻喊声甚厉，由远而近，势如潮涌，渐逼巷口，巡警相顾束手。约十余分钟，突见学生千余人，破门逾墙而进，蜂拥入内，遇物即毁，逢人肆殴。汝霖生父就养京寓，半身不遂，亦被殴击。旋即纵火焚屋，东院房屋，至汝霖起居所在，立成灰烬，其余亦悉遭毁损。章公使当火发之际，仓猝走避邻舍，为群众见执，摔地狂殴，木石交加，头部受伤九处，伤及脑骨，流血不止，立时晕倒，不省人事。幸警察总监吴炳湘及步军统领李长泰，闻信先后到场，强迫解散凶徒，伤警护送章公使入医院调治，据云脑筋震动，遍体鳞伤，性命尚无把握。而汝霖宅内暴徒，闻军警捕拿，遂纷纷窜散。此汝霖因公被祸，家室焚毁，及章公使同时殴辱，重伤濒危之实在情形也……

（以下替他在外交及借款任务方面辩护，从略。）

在混乱中，院子里学生和警察也爆发了冲突。但是当时警察在那种情形之下，态度相当温和，实际上他们部分人“保持了一种宽厚的中立”，只是在接到了上峰几次紧急命令之后，才被迫干涉学生。最终，学生和警察双方均有受伤。3天之后（5月7日），北大学生郭钦光在城里一家法国医院去世，一般人多认为其死因是在这事件中受伤和紧张过度。郭的死亡，在“五四”以后的日子里，成为助长学生愤怒的事件之一。

学生和警察的冲突一直持续到五点三刻。那时大多数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都已散去，只剩下几十个人在看热闹。直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衙门统领李长泰带着警察、军队和宪兵赶来镇压时，他们才散去。以前对学生态度客气的警察和兵士，现在可能是因为上司亲自督阵，所以态度忽然转变了。他们吹响警笛，向空中放了几枪，遵照吴的命令（吴等是总理钱能训派去的），在现场附近逮捕了几人，沿街又逮捕了一些。

结果共有32名学生被押到警察厅，包括北京大学的易克嶷、曹永、许德珩、江绍源、李良骥、杨振声、熊天祉；高等师范的向大光。从各种证据看来，被捕的学生所属学校及人数如下：北京大学20人，高等师范8人，工业专门学校2人，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1人。

虽然被捕的学生里只有少数是领导人物或参与了暴力行动，但是他们走到警察厅都表现得充满英雄气概。后来一些学生各有回忆，现在整合摘录如下：

学生（只是第一次被捕的十个人）遭左翼侦缉队及便衣士兵拘捕，用粗绳反缚两手，两人一连的被押解着，路上略不服的话，军警就用枪柄、短棍或手掌击打他们。被捕后先带至一小官厅，随即派兵送至六条胡同侦缉队本部，被囚禁在木栅里。有五个学生和五六个盗匪监禁在一起，不许说话。三小时以后，有更多的学生被押进木栅里来，即用武装兵士和便衣兵士每三人牵一人，押解到警察总厅，在路上他们遇见一辆汽车经过，里面有几个西洋人鼓掌向学生囚犯欢呼，学生欢呼回答。到达了警察厅以后，都囚禁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交谈。

学生被捕以后东交民巷周边立刻宣布戒严。救火队急忙赶到曹宅，他们打着鲜艳的旗子，高声掀起救火车的喇叭，半寸宽的水流射在烧得像火绒的房子上。直到晚8时才扑灭大火。东院那排西式平房已烧光了，只剩下门房和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未烧完。灭火的水蔓延到附近街道上，同时也将学生放火烧卖国贼房子的事作为谈资带到市井之间。这条新闻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

此次事件立刻给中国政界和社会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当时最常谈论的话题是在曹宅门前短暂的冲突中，学生和警察之间并没有激烈的争斗。早期曾有报道：“对中国的公众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讽刺。这个人曾经替整个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的军费和军火，他通过他的伙伴可以指挥数十万大军，却被青年学生把自己的房子一烧而光，竟没有一个人来替他开一枪作一臂之助！”

由以上的叙述看来，到此为止，似乎可以确切地说，游行示威纯粹是学生们义愤的表示。这种公愤终于演变成大多数游行者不曾预料的、失去控制的骚动。学生们的行动是被爱国主义情绪驱使的。假如事态的发展仅停留在5月4日当天，那么游行示威的重要性也许就很有限了，很可能仅仅被视为学生们对军阀统治和对巴黎和会上列强处理山东问题决议的反抗；或是与对此次运动的历史和发展一知半解的观察家一样，认为这次游行示威只不过是一群青年无组织者的“暴动”，或只是少数激烈派的暴动。

然而，北京学生在“五四”事件以后，立刻开始组织全国的新式知识分子支持他们的运动；同时努力利用宣传、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式，赢得普通大众的同情。在此过程中，学生们也开始与不识字的人群建立了更近的关系，并且争取到了新兴工商业者和都市工人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学生的新思想以不可思议的广度传遍了全国各大都市，而古旧的文明体系也开始崩塌，新社会政治的发展也开始加速。

“五四”事件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与其说是因为游行示威的本身，毋宁说是因为游行示威所引起的这些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