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谢稚柳等捐出国宝知多少？上博今展“高山景行”

博物馆接受社会捐赠是其丰富和完善馆藏不可或缺的渠道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博物馆尚未成立之前，就已经有收藏家陆续捐赠文物，其中既有以胡惠春、潘达于、谭敬、沈同樾为代表的收藏家，也有包括郑振铎、徐森玉、吴仲超、谢稚柳、陈植等早期文博事业开创者。

澎湃新闻获悉，“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今天（9月27日）起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展览甄选145件/组馆藏珍品，包括郑振铎捐赠的汉代人物画像砖，张珩捐赠的唐永徽六年李世延母冯氏等造像，沈同樾、顾榴等人捐赠的元代华祖立《玄门十子图卷》，潘达于捐赠的明代马守真《设色花卉卷》等。

郑振铎先生在1956年捐赠的汉代人物画像砖

展览现场 过云楼旧藏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在展出现场表示，上海博物馆能在短时间内建成，并较快完成了自己的收藏、展览和研究体系，当时杨宽先生（上海博物馆第一任主持工作的副馆长）就指出很大部分“要归功于收藏家的支援”，这种支援包括了友情转让和无偿捐赠。

杨志刚说，保护文物，传承文物，由一人一家的赏鉴，到慨然捐诸公立收藏机构，当文物从私人收藏空间进入到公众视域，它便由赏玩的功用中升华出来，具备了传承文明的意义。“希望今后能和更多捐赠者一起，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展览现场

开幕式现场

百余件文物精品致敬捐赠者

据介绍，上海博物馆自成立以来，接受的捐赠藏品数量、藏品质量、捐赠人数和批次，在国内博物馆皆无出其右者。其102万余件馆藏文物中有8.8万多件来自各界人士捐赠，占馆藏文物总量的8.6%，其中珍贵文物3.3万余件，占馆藏珍贵文物总量的23.6%。目前，上海博物馆的捐赠者人数超过了800位，集体捐赠超过120家，接受捐赠的文物批次多达一千二百多次。

上海博物馆接受文物捐赠主要集中在两个高峰期，一个是1950年代初以胡惠春、潘达于、谭敬、沈同樾为代表的一大批收藏家和徐森玉、吴仲超、谢稚柳、陈植等早期文博事业开创者 ，踊跃向上海市文管会、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博事业建设；另一个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许多藏家将其多年珍藏，包括落实政策返还的文物精品，慷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极大地丰富了上博馆藏。曾在上海生活过的海外华人也纷纷将其珍爱的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清雍正 景德镇窑仿汝釉弦纹花盆（一对），胡惠春、王华云 1950年捐赠

澎湃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展出的145件/组文物涵盖青铜、陶瓷、书画、竹刻、钱币、雕塑、印章等各个门类。

据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研究馆员张东介绍，此次展览主要遴选了50位上博早期捐赠人，以捐赠人为脉络，结合他们的收藏品，以此解读他们的收藏情趣，并呈现上海博物馆文物收藏体系逐渐建立的过程。

此次展览也是初次较大规模呈现当时文化界人士和文博事业开创者所捐赠的文物，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或多或少与上博存在关联。比如展出的首件展品就是郑振铎先生在1956年捐赠的汉代人物画像砖。郑振铎曾担任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古代陶器和近10万册古籍全部捐献给国家。

郑振铎

有文博事业的开创者，上海博物馆早期的筹划者徐森玉先生捐赠的箕形虢砚台、《雁塔三藏圣教序拓本》、和黄士陵《篆书八言联》，徐森玉先生曾先后四次将其收藏的书画、古籍、拓片等藏品捐赠给上海文馆会和上博。

徐森玉捐赠的《雁塔三藏圣教序拓本》

徐森玉捐赠的 箕形虢砚台

展品还包括有马衡先生1953年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汉代红绢鸟兽几何纹彩绣残片，马衡先生是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马衡1953年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汉代红绢鸟兽几何纹彩绣残片

捐赠人王一平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也曾短暂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他曾先后4次将其收藏的书画、瓷器、印章、古籍及工艺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次展览展出他旧藏的文徵明《半塘烟月图轴》、《徐渭小像轴》、高凤翰铭玉带池端砚等。

王一平捐赠《徐渭小像轴》

王一平捐赠高凤翰铭玉带池端砚

有知名书画家、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先生捐赠的王诜水墨本《烟江叠嶂图》。谢稚柳先生曾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书画珍品多数都经其鉴藏，并留下宝贵的手写鉴定意见。

谢稚柳捐赠 王诜水墨本《烟江叠嶂图》

还有难得一见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捐赠的青铜爵。马馆长曾立下规矩，文博工作者一律不许搞收藏，他也将自己早期的收藏全部捐赠博物馆。

马承源捐赠的青铜爵

展览还呈现夏衍、巴金、唐云等人的旧藏。夏衍在1989年首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纳兰成德《手札》卷，其后又向上博捐赠其收藏的邮票146枚。

夏衍在198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的纳兰成德《手札》卷

巴金于1963年捐赠的董其昌《行书诗》册

巴金于1963年将其收藏的董其昌《行书诗》册捐赠给上博。书画家唐云先生捐赠的曼生铭提梁紫砂壶等是研究紫砂茶壶的标准器。

唐云捐赠的曼生铭提梁紫砂壶

唐云捐赠的陈鸿寿铭杨彭年制紫砂壶

此次展览另一个重要呈现就是早期收藏家代表捐赠的文物，他们很多都是著名的收藏大家，比如暂得楼后人捐赠的景德镇窑苹果绿釉印盒（一对）。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1年捐赠的齐侯匜和华祖立《玄门十子图卷》。

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1年捐赠的齐侯匜。

元 华祖立 《玄门十子图卷（局部）》，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9年捐赠。

展览现场 孙煜峰1965年捐赠的文徵明等杂画卷

 孙煜峰1965年捐赠的北宋 《胞胎经卷》

孙煜峰1965年捐赠的项圣谟《看梅图卷》

明 《缂丝佛手花鸟图》，庞维谨、庞增和、庞增祥 1952年捐赠

有庞维谨、庞增和、庞增祥1952年捐赠的《缂丝佛手花鸟图》，孙煜峰1965年捐赠的项圣谟《看梅图卷》，乐笃周1980年捐赠的景德镇窑蓝地金银彩桃果纹瓶，唐祖诂、宋景文1959年捐赠的甲簋，夏弘宁1962年捐赠的李叔同《行书华严经句轴》，张永珍2004年捐赠的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瓶等。

张永珍2004年捐赠的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瓶

上海博物馆是如何接受文物捐赠的？

在上海博物馆的展厅之中，可以看到不少是以文物捐赠者名字命名的专馆，比如暂得楼陶瓷馆，两涂轩书画馆，庄志宸、庄志刚明清家具馆，杜维善、谭端言旧藏丝路古币专室，施嘉幹旧藏钱币专室等。上世纪90年代，人民广场新馆筹建期间，馆内就专门预留了两面姓名墙，记录向上海博物馆捐献文物和出资资助新馆建设的捐献者和资助者姓名。

展览现场

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说：“上博对待接受捐赠很慎重，对待捐赠品很认真。捐赠品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包括陈列室、举办临时展览、出国展览甚至图书出版都要把捐赠者的姓名标示出来。”上海博物馆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体现对文物捐赠人的尊重。

“上海博物馆结交了很多收藏家朋友，但是我们从来不主动去邀约别人捐文物。博物馆的举办和经营要获得收藏家的认可，让收藏家觉得他的藏品放在博物馆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才会主动地捐赠。”陈克伦说。

上海博物馆在接受文物捐赠方面一直做得很规范，国内外的许多收藏家都愿意选择上海博物馆作为自己藏品的最终归宿，也鲜少出现因为后续权属不清而引发的法律纠纷。这得益于长期以来上博形成的接受捐赠的一些做法和规范，比如“捐赠者必须是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 捐赠者必须是捐赠物的所有人；捐赠的文物必须是真实可靠的，我们会对所捐赠的文物进行鉴定；捐赠文物的来源必须是合法的；还有一点很重要，上博是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超出这一范围的捐赠一般不接受；对于博物馆已经有的捐赠也不一定会接受”。

展览现场

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捐赠事例比如苏州名门潘世恩、潘祖荫之后潘达于先生，她先后三次将潘家收藏的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所捐赠文物中包括国之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书画等共计100多件文物。

唐永徽六年 李世延母冯氏等造像，张珩 1950年捐赠

明 马守真 《设色花卉卷（局部）》，潘达于 1956年捐赠

古钱币收藏家施嘉幹先生收藏的两千多枚金银币在“文革”中全部被抄家（其本人在“文革”中去世）。“文革”结束后，他的夫人和子女集体决定将抄家返还的金银币悉数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考虑到施嘉幹先生的钱币藏品成套、成系列，对于补充博物馆的陈列内容很重要，特设了施嘉幹旧藏钱币专室。

展览现场

著名青铜器收藏家李荫轩先生，一直跟上博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文革”中抄家，他的藏品全部被抄走，本人也在“文革”中去世。“文革”结束后返回抄家物资，李夫人给上海博物馆写信，表达李先生的生前遗愿，认为这些文物最好的归宿是交由国家保管，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捐赠的150多件青铜器里面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带铭文的青铜重器。

清雍正 景德镇窑仿汝釉弦纹花盆（一对），胡惠春、王华云 1950年捐赠

民国年间上海瓷器收藏大家胡惠春，1950年代初将他珍藏的数百件文物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对于筹建当时文物基础极为薄弱的上海博物馆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考虑到其捐赠文物的重要性，上海博物馆也在新馆为他的藏品开设暂得楼陶瓷陈列专馆，使其多年收藏终获归宿。

上海博物馆也十分注重做好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文物捐赠者、收藏家的工作。比如2004年在大盂鼎、大克鼎的捐赠者潘达于老人百岁寿辰之际，上博联合国家文物局、国博让大盂鼎和大克鼎共同展出；比如过云楼的书画捐赠占据上博书画收藏重要位置，上博先后两次举办过云楼书画特展等。对于这些重要的文物捐赠者，上海博物馆也采取了一贯的帮扶政策。

展览海报

此次展览展期持续至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