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与汉之间·小与大⑤：如何正确理解武汉话“一碗都是我的”

一座复杂大城市的真实灵魂通常是晦暗不明的，当你想要有所探究时，城市努力呈现的宏大景观、宏大叙事反而会成为坚硬的外壳和迷雾般的障碍。道未必在屎溺，但城市的秘密一定在小处，在细节，在内部，在日常性的流动之中，在显而易见的宏大之暗面，在当地人与当地人互碰触角的顺滑拉丝上，在当地人与外来者、上位者打交道的迂回弧线内侧。

武汉人的性情很大程度脱胎于早年汉口码头商场博弈留下的肌肉记忆、神经反射。今天的武汉早已不再那么倚重码头，但人们仍然形容武汉是一个码头城市，武汉的文化是码头文化。

汉口芦沟桥路江滩。  谌毅 图

潜身于汉口之幽微，一个重要的秘密便会渐次浮现：人们不会在纸面上把所有东西都说清楚，也不会把纸面上说清楚了的事情全部当真，更不会把口头说清楚了的事情轻易不当回事。这也就是汉口人乃至武汉人典型的内部性，这种内部性是微观的，它在武汉话的日常运用中神气活现，无处不在，也经常让新来的下江人和广东人一头雾水。在权利边界阴晴不定的城市时空中，总会有过多的资源隐藏在公共领域的暗部。随遇而安的秉性与非正式的行事风格，是武汉人长期与不确定性同行的性格AB面。

语言即世界，日常语言即日常世界，透露出微小而重要的真实。在武与汉之间的饭桌上，我从小就听惯了三句话：搭白算数、一碗都是我的、该我的。

“搭白算数”的“搭白”指的是接话、接腔。当“搭白算数”是一句问话时，它的意思是：刚才说的你当真吗？你可以给我一个确认吗？哪怕事情还有点不确定性，你确定了我们就确定，一起往前头卯倒搞（努力干）。而当它是一句陈述时，则意味着：尽管只是非正式的接了个话，但你可以把那看作我正式的承诺。

与其说“搭白算数”是对不确定性的排除，不如说是对不确定性的默认。以非正式的作风对待正式的事务，对非正式的约定予以口头上的正式，这非常适用于需要不断快速处理大量临时随机出现的交易的场景。在此场景下，交易风险不是最重要的，要义在于合意后立刻投入行动，快速完成一单并快速投入下一单可能才是最经济的策略，眼下的效率优于未来可能的成本。没有永恒的财富，只有永恒的机会，这就是城市的法则。当港口里的船只遮天蔽日，生意似乎永远也做不完，那么，搭白算数就好。这句话大概率来自于汉口码头上那些主营水运和竹木生意的湖南商帮。或云淡风轻，或豪气干云，“搭白算数”四字真言一旦出现在局中，就不要再在细节上纠缠，行就行，不行拉倒。

“搭白算数”的非正式法则，也体现于明清汉口官方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之中。那时候的汉口遍布行会、帮会、同乡会，这些民间组织的存在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成文法或案例支持，然而他们通常仍然会寻求某种“非正式的合法性”——这个描述就像它所指涉的事实那样矛盾、模糊又真实——据美国学者罗威廉研究，在汉口开埠之后，民间社团（如汉口茶叶公所）会找到移驻汉口专理海关监督、华洋事务的汉黄德道台，请求“在案”“钤印”，前者指官府为社团登记备案，后者指官府在社团章程上盖章，除此之外官府既没有颁发执照，也没有新增税负，再无其他明确内容。如果要用一个日常词汇来对应这种“非正式的合法性”，那么它就是一个“名义”，含糊的非正式的名义，在内部管理、商业交涉和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等方面发挥作用。而更多的小型行会帮会，既没有备案也没有得到过批准，官方不会去主动清理它们，除非它们的活动对官方形成了威胁。这一切都不依托于成文法，而是系于约定俗成、心照不宣、搭白算数。

今天“正式的合法性”（依法注册纳税合法运营）早已程序完备，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名义”问题，主体还得进一步取得某种“非正式的合法性”才行。比如，一个经营良好的合法企业假如不是国企或曾多次与国企、政府、事业单位等做过生意，很多商业机会都难以对它们开放，这是当代武汉人都明白的事情。

“一碗都是我的”通常发生在“搭白算数”之后，可以把“一碗都是我的”看作“搭白算数”的题中应有之义，亦即关于后续执行的承诺：我会承担那些暗中潜藏的风险、预料之外的成本、没有言明的义务，这些问题一旦出现，“一碗都是我的”。一句后面没有接着说“一碗都是我的”的“搭白算数”，不算数的几率很大。

如果说“搭白算数”体现了在权利边界不明晰情况下促成交易的诚意和热切，那么“一碗都是我的”则意味着某种商业社会特有的勇气：完全的向自己负责才是自我治理的开始。武汉人对你说出“一碗都是我的”要比 “搭白算数”更加可靠。

1862年，面临太平军再次威胁，武昌的督抚公告宣称官军只打算防守武昌（放弃汉口），引发汉口市面大逃亡，这使得当地绅商决心自建城墙，自办防务，于是两年后汉口有了城墙。今天提到汉口城墙时最常出现的名字是当时的汉阳知府钟谦钧，这是可以理解的：汉口够不上县级，按清朝法例根本没有资格拥有城墙，要想顺利推进这种“越级”的工程，由高出汉口镇两个层级的汉阳知府（该职位几乎从不直接过问汉口事务）钟谦钧来挂名监督，是合适的。在实际上，汉口城墙从建设动议到施工执行，从工程费用到建成后的守备，全部是汉口绅商（最主要的带头人名叫胡兆春）和民众自发筹措的——与上海倚仗“洋枪队”应对太平军威胁的做法大相径庭，这道市民自费建设的城墙反而付出巨资把当时稀疏的英租界囊括其中，相当于替朝廷承担了保护外国在华侨民的部分责任——整个工程耗资25万两白银，汉口全体业主以财产税形式负担10万两，其余由商人捐款和出口茶捐解决；城墙卫队名义上受朝廷绿营指挥，实际上是当地民兵义勇，经费也来自茶捐（据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汉口市民主动承担了城墙建设的全部成本，而把个人能够从公共事务中获得的最大收益即功劳、美誉归于名义上的领导者汉阳知府，可以说是关于“一碗都是我的”的经典演绎，看似为名义付出了过高成本，但终究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保障，乃至城市社会更进一步的自治可能。时至今日，荣誉归于上级，实惠归于市民，仍是汉口人日常为之努力的局面。

经历了“搭白算数”达成交易和“一碗都是我的”保证执行，接下来无论是超乎意料的收益，还是难以想象的损失——实际上“该我的”很少用于亏损的情形——那都是“该我的”，是“我”应得的。“该我的”是“闷声发大财”的反向姿态，强调的是当事人对超额收益理直气壮的正当性申明。

需要补充的是，在“该我的”之外，还有“该他的”“该别个的”，如“别个吃几大的亏，该别个的”“别个几灵光，该别个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城市，尽管权利边界并不清晰，不公与嫉妒并非少有，但面对“凭么事咧”时，人们既有勇气强调自己的超额利益的正当性，也有智慧承认他人投机冒险奋力一搏的成果，承认能力差异或付出差异带来的获利差异。“该我的”和“该别个的”，试图维护的是两种情形下的同一条边界。

宝庆码头旧址  娄底新闻网 图

汉水北岸汉正街板厂、宝庆、永宁三个社区，过去合称“宝庆码头”，宝庆即今湖南邵阳，汉口宝庆码头又以当时宝庆府辖下新化县人为多，因此也被称为“新化第一县城”。历史上，汉口“打码头”的焦点之一就是宝庆帮会和徽帮之间绵延百年的斗争，其中还有晚清湘军、淮军两系角力的背景。光绪年间，徽帮凭靠李鸿章一系势力，设法使汉阳府借清查地契拆房，驱赶宝庆帮，结果宝庆帮众激烈反抗，甚至打断巡检司大人一条腿。最后汉阳知府为收场立下一个“搭白算数”的局：把练武用的铁靴子烧红，两帮中哪一边有人敢穿上走三步，就把地盘判给哪边。结果徽帮无人“揭条”（揭榜），宝庆帮中一个新化籍张姓剃头匠站出来，穿上烧红的铁靴，走了五步倒下。此后再也没有人来非议码头归属，宝庆码头成了宝庆人的“血酬”，“该别个的”。（韩少斌《“张公坟”——汉口打码头的具体见证》）

与“该我的”紧密关联的另一个语汇是“紧我去”，意思比“让我去”“由我去”要更强烈更饱满，它意味着“我的事情我想怎样就怎样”，强调的是个人意愿和行动的自主性。没有“紧我去”，就没有“该我的”。一个人要求了“紧我去”，即要求暂时脱离小共同体并完全自我担责，对其他成员来说，随后无论出现什么后果那也都是“该他的”，可以对他免责。宝庆码头上张姓剃头匠的挺身而出虽然是逞一己之力，倒不全然是自食其果的“紧我去”。事实上，他身后葬于宝庆码头，被宝庆老乡世代供奉为“张公”，其坟茔始终免于迁入汉阳邓家岭宝庆传统墓地。设想当初那一天，张公穿上铁靴之前，他只能对妻小血亲（假如他有）说出“紧我去”，那意思并非是不负责任，反而是让家庭共同体成员放心，自己身后的家庭责任将由帮会共同体代劳。

汉水岸线的宝庆码头，到晚清时已是为存量地盘搏杀的囚笼，同时期，因为开埠通商而荒地变新城的长江沿岸，则成了冒险家追逐增量红利的乐园。

刘歆生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微信公号“武汉临空港” 图

“都督创造了民国，我则创造了汉口！”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曾当面对民国元老、武昌首义鄂军都督黎元洪口吐狂言（《武汉市志·人物志》），这句话就是日常的“该我的”在正式社交场合的强烈诗性表达。刘歆生生于1857年，是柏泉（今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古街道）贫户子弟，做过放鸭佬、送奶工，在教会学校学过英语法语，先后在法商立兴洋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任买办。他的义兄（刘父养子，一说为东方汇理银行驻西贡买办，另一说为上海法商立兴洋行买办）曾力劝他筹款投资汉口城堡（今中山大道）墙外土地。

可是，土地在哪里？那时候墙外明明是一望无际的湖凼，而汉口只是堡墙到江边的狭长一条。

不久后，汉口租界外，刘歆生乘一叶扁舟，开始了一段中国城市拓殖史上堪称荒诞、疯狂的壮丽航行，一场极尽夸张的“紧我去”。他的船，每向前滑行一桨，就要付出三百个铜板或一串钱，买下这一桨经过的水面下沉睡的土地。就这样一桨一桨丈量计价，最终，刘歆生买下了上自禁口-皇经堂，下到丹水池、今汉口三环线到中山大道之间的大片地方，或者说，他买下了数十平方公里的水凼。

若干年后，当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找到刘歆生，请求购买一块水凼用于兴建医院救治汉口市民时，这个疯狂的投机资本家也是用一样的方法来卖地的：听说是买地建医院，他让杨格非去划船拿地，小船划到哪里，哪里的地就归未来的医院所有，一碗都是他“刘祥”（汉口人惯称刘歆生为刘祥）的。这样的卖地契约几乎是一张任由买家用船桨填写数字的空白支票。刘歆生搭白算数，最后实际上是捐出了三万方土地。这家医院就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它在当今汉口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对面就是单体营收始终排在全国前列的一家商场，而协和也一直属于中国最好的医院之列。

然而当年，为了买下那片广袤的看不见土地的土地，刘歆生几乎赌上了一切，包括高息贷款加杠杆。在时人看来，这个乡下来的假洋鬼子一定是疯了。疯子刘歆生当然没有疯，就像今天股民挂在嘴边的“赌国运”，他赌的是汉口的“城运”。

武汉张公堤与武汉三环线。新华网 图

汉口的城运来得很快。1905年，张之洞在汉口以北修建张公堤，这条堤防将刘歆生此前购置的湖凼子全数圈在堤内。一年后卢汉铁路通车，这时候是个傻子都能看出疯子刘祥的凼子马上就要变成金子了。又一年后，汉口城堡拆除建后城马路，城市向北大举拓展，新建城区几乎全部要从刘歆生手上买地。刘歆生把他名下的湖凼逐一填平筑路，甚至在庆祝派对上畅想用自己的名字给新城区所有的道路命名，事实上他也部分做到了。

面对急于向铁路方向发展的英国人，疯子刘祥再一次发作，他拒绝将土地卖、租、借出，只答应“让基修路”：我出地，你出钱，修的路属于中国，路名得叫歆生路。（《名人武汉足印（经济卷）》）最后身在遥远伦敦的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应准了这个要求。今天的江汉路就是当时的歆生路，江汉一、二、三路当时则叫做歆生一、二、三路，今南京路北段当时叫伟雄路（刘歆生之子名伟雄）。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无法给刘家过于庞大的汉口不动产估值，最后干脆选任刘家孙子刘尧卿为汉口清丈局局长。刘歆生灵活的开发模式，也为华商资本大规模进入更符合现代工商业规划的京汉铁路到沿江区域（即新华界加上租界的区域）打通了道路。汉口不止是那些精美的洋房，没有华商资本活跃于华界租界，无以成就20世纪上半期汉口市面繁华。

2019年8月31日，航拍武汉汉口中山大道。人民视觉 图

在任何一个快速发展而财富不均的社会，投机暴富者都令人嫉恨，甚至每每因此身败名裂。身为金钱都市汉口最显赫的暴发户，高调的刘歆生在这方面却是幸运的。他也的确有较为充分的理由使汉口人自我安慰：疯子刘祥的财富，总归是“该他的”。

其实，刘歆生不光有资本对黎元洪说“都督创造了民国，我则创造了汉口”，他还可以对张之洞说一句“总督为汉口画下了张公堤这个大圈，而我是那个给了总督画笔的人”。张之洞修建张公堤共花费八十万两白银，其中五十万两由刘歆生捐献。今天世人往往只知他靠张公堤的机会发了大财，却很少提及他对张公堤真金白银的贡献。当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把刘歆生当时购买汉口地产的实际总成本，视作成交总价再加上这五十万两“无偿捐款”。

“让基修路”之前，刘歆生明白，他不可能阻止英国人的力量溢出租界向外扩张，也难以承受公然把土地卖给洋人牟取私利的道义压力。这是一个自相矛盾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必须借助一个足以将真正的重大性藏匿于“尽在不言中”的非常约定，才能金蝉脱壳。他提出的“让基修路”非卖非租非借，没有让纸面上的土地性质发生任何变化，没有出卖国土，听上去只是允许英国人修一条路穿过自己私人的土地，不用挑明将来英国人会在这个地区设置岗哨完成实际控制，也不用挑明将来让出实权的刘家仍会通过出租沿街铺面获得丰厚的实利回报，更不用说，今后英国人为这块新地上的治安守备和治权法权支付的成本，是在为他刘歆生的土地保驾增值。事实是雄辩的，建成后的歆生路很快取代汉正街成为汉口繁华的象征，直到今天还是（以江汉路的名字）。

此外，他对英国人买地要求的拒绝，乃至后来成功让维多利亚女王同意用一个出身低微的中国商人的名字命名一条英国人修筑、控制的道路，都是高调做在明处的“政治正确”的漂亮动作，开了民间华洋交涉的先例，颇有几分“面子”。尽管如此，事后舆论仍不免一边置身于刘歆生为汉口新城区带来的“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一边诟病他与英国人合作。（《名人武汉足印（经济卷）》）他后来开发华商跑马场（今汉口同济医院、同济医学院一带），公开与西商跑马场唱对台戏，也算是一种无声的辩解。

需要说明的是，曾经的外国在华租界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如上海公共租界，界内地权仅归原中国业主，外国人向中国业主租地，并向地方政府交契税；第二种是汉口五国租界、上海法租界这种“让与租界”，租界当局向中国政府缴纳“地丁漕米银”后即取得界内土地使用权，原业主丧失地权迁出。（皮明庥《武汉通史·晚清卷上》）歆生路建成后，英租界当局实控范围扩增了今中山大道（扬子街口到江汉路段）到花楼街口区域以及今江汉路两侧沿街区域，这些新增范围法理上不同于原本英租界“让与租界”的性质，而稍接近前述第一种如上海公共租界。这也是没有在纸面上言明的。

武汉汉口，江汉路步行街（原汉口英租界地段）

“搭白算数”“一碗都是我的”和“该我的”等特定方言语汇产生的年代，可能不早于汉口茶叶公所寻求在案或胡兆春带领绅民为汉口建起城墙，甚至可能不早于刘歆生在后湖水面上划桨计价的狂飙时刻，但这样三句方言仍然非常适合用来讲述那些时期不一的汉口故事，因为它们一直潜伏在汉口人躯体深处，只是随着年代变换形态。

穿越古今中外，你不会听到一个迎合场面而操起文言、普通话、英语或者法语的汉口人说出这三句话，但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会穿透之乎者也ABCD抑扬顿挫的语音屏障，看到语言本身，或者说，一个熟悉的幽灵，正在那里微微搏张，驱动着那人在八面来风中起舞。

语言发明的现场通常也是社会危机的微观前线。“搭白算数”“一碗都是我的”和“该我的”在今昔汉口生活场景中的令人瞩目，并不能说明汉口人就是契约精神完足的现代商业部落，反而可能恰恰意味着汉口人不得不经常面临这方面的麻烦。社会资源的匮乏、商业传统的脆弱、产权边界的模糊、政策预期的飘摇、移民社会的流动……甚至还有自然灾害带来的变数，都在威胁着需要时刻达成默契采取行动的汉口人，与其说他们一诺千金、德性卓然，不如说他们有如此这般的强烈意愿，这种意愿而不是成熟的契约精神本身，才是潜伏在话语背后的城市共识。

在那个晦昧不明的汉口内部性空间，疯子刘祥既有用他的投机戏法从公共领域挪出很多东西，也以他那风格化的富于精明色彩的慷慨帮助城市育成了极其重要的公共资源。有时候，刘歆生的疯狂会让我想起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电影《血色将至》里丹尼·戴尔·刘易斯扮演的那个美国石油大亨，刘易斯最后在片尾用极其仪式性的暴力捶烂了再一次企图讹诈他的宗教骗子。然而，在1938年的汉口，刘歆生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对想要他出任维持会长的日本占领军做点什么。他只是告诫家族不要和日本人来往，就赶在沦陷之前躲进汉口五国租界中仅存的法租界，直到1941年去世，他都住在自家建造的法租界伟英里，“伟英”是他女儿的名字。

刘歆生出殡那天，刘家人避开日伪耳目悄悄上路，一行人经过唐家墩，经过张公堤边的姑嫂树，再坐船离开汉口返回柏泉乡下老家。一路上都有为刘歆生送行的市民。这样的哀荣，隐秘而盛大，该他的。

多年后，我曾经问一位朋友：身为刘歆生的后人，如何看待这位先人？

对方回答：我们家不念刘歆生的好，因为随么事都冇（什么都没有）留到我们。

有点意外，但很快我就明白，反倒只有这样才是合乎情理的，“甚至曾经还意味着麻烦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