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跪也许救得了《百鸟朝凤》，但救得了文艺片困局吗？

国产文艺片《百鸟朝凤》和好莱坞大片《美国队长3》同日上映，有影评人将其称为一场“行为艺术”。而上映一周以来，电影所面对的现实与影片主题产生了一种巧妙“互文”。

《百鸟朝凤》以唢呐匠的一生叙述黄土高原上民间艺术的挽歌，片子里传统文化的胳膊拧不过流行文化的大腿；而到了院线里，这样老派或者说扎实正统的电影同样被好莱坞大片“碾压”到体无完肤。

从上映之前张艺谋等一众导演站台吆喝，到昨天制片人方励在直播平台上一个下跪，《百鸟朝凤》并不缺舆论关注。

拥有21家公司、每天只睡4小时、号称投电影就是“为了开心不为赚钱”的方励，脚踩科技和文化两条船，曾经扶持李玉、娄烨、王超等青年电影人，被业界看作是最有情怀的“良心制片人”之一。他做过最“商业”的电影，大概是《后会无期》。

这一次，方励自称是《百鸟朝凤》的“志愿者工头”，在过去8个月的时间里，带着20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为电影上映奔忙吆喝。而面对多部新片即将上映的又一个周末，面对仅存的1%的排片和大量在他微博下留言表示整个城市都找不到排片的观众，60多岁的他决定做点什么。

方励：档期是“别无选择” 下跪是“情之所至”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跪求排片”发生后联系上方励，他的语气疲惫而无奈，谈话间不断地咳嗽，是因为“最近抽了太多烟”。

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上映以来，遭遇了口碑和排片的两重天。一面是影评人与观众口碑的全线飘红，诸如“近年来最好的国产片”之类的褒奖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另一边是上映首日仅2%的排片，以及上映以来不少观众通过各种平台发声表示找不到排片。

方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之前大量的业界大佬来为这部影片站台，而“轰轰烈烈”的景象其实终究是圈里人小范围的致敬，真到上院线，院线经理和观众对于影片依然知之甚少。

而与“美队”正面交锋纯属意外，因为《百鸟朝凤》是3年前拍摄完成，拍完因为没有钱做宣发就“刀枪入库”，片方也不会再为电影出一分钱。次年，该片导演吴天明病逝。所以当吴天明的女儿吴妍妍找到方励，希望能够让这部电影“重见天日”时，方励自掏百万腰包，揽下了这摊子事。

几家东拼西凑了300万元，成了这部电影宣发的“工本费”，志愿者们分毫不取地为影片制作片花和宣传片。方励自己的公司劳雷影业是个制作公司，并没有自己的发行团队，而发行需要有每个地区有专门人员一家家影院去谈。

方励先后找了十几家发行公司，没人愿意接这个明摆没钱赚的活，只有聚合影联的讲武生被他“忽悠”了过来。团队原本计划让影片在3月吴天明导演逝世两周年的时候上映，而当时影联之后一年的发行计划都已经安排好，唯一的一个空档是5月6日的这个周末。《百鸟朝凤》别无选择定档5月6日，那时《美队3》尚无确定中国上映时间。“一边没得选，一边不在乎，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方励说。

而在记者对几家影院经理的采访中，经理们均表示没有发行人员来与他们推介过《百鸟朝凤》这部电影。

5月13日，影联自己的另一个项目《再见，在也不见》上映，发行团队的力量已经完全转移。

“人家本来就是义务来帮忙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发行公司放着自己正常的项目不做来耗在这个完全没钱的事情上。”因此，发行这个重要的环节在《百鸟朝凤》上院线的过程中仅介入了一周。

而一位发行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通常一个项目发行跟进的时间是两周到一个月，在影片上映期间都会全程跟踪。

迫于无奈，方励才选择了用直播的方式“喊话”院线经理。“我没法像地面发行那样一家家去跑影院，但是我之前做了那么多电影，全国很多院线经理是认识我的，我想让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看到我。”

方励原本只想通过直播，呼吁院线经理们排片，下跪这件事情完全在他自己的计划之外。“我就是在那个情境下，看着身边几十个努力了8个月的志愿者小伙伴，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的那副表情，突然情绪上来了，是控制不住的伤心。”方励说，自己的微博收到数百条留言，观众们表示找不到排片，而有排片的影院也几乎都是上午的“无效场次”。

“这个片子不可能赚钱，我自己跟这个片子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即便成本能收回，片方回本后多余的收入也会全部捐给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方励说自己的情绪和诉求跟票房“一点关系都没”，“我一开始就期待1%的排片，我跟团队说了，最多不可能超过5%，但是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想看这个电影看不着，我就希望院线经理们，在这个周末，给一场黄金场，把这个1%留给黄金场次，一家影院一场就够了。”

当然这一跪，当晚就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表示“震撼”，也有人表示“反感”。

有影评人质疑这样的方式不正是恰恰最“反吴天明”的方式吗？既然片中匠人的傲骨如此不羁，现实中向院线经理下跪求排片的行为是否显得过于廉价甚至亵渎了这部电影？也有观众表示，原本是想去看这部电影的，反而看到这一跪后不想为这样的行为买单了。

面对这些质疑，方励说：“这个电影我不是制片人，不是监制，我就是民工队队长，吴天明和他的电影坐在轿子上，我是抬轿子的人，我就是个来扛活的，为了吴导遗愿和观众想看电影的心情，我觉得我做什么不重要，也无损于这部电影。”问他事后想来是否过于冲动，方励说，“只要能够增加排片，就是值得的，我不后悔。”

院线经理买不买单？

无论方励跪得对不对，值不值，至少在传播上，他的这一跪，比起初从马丁·斯科塞斯、李安到张艺谋、黄建新、徐克、陈凯歌、贾樟柯、韩寒，到各个院线老总、电影评论家们的力捧要来得更有传播力。

影评人“奇爱博士”在评论文章中写道：从舆论传播的角度看，方励这一跪的效果也许大于之前所有宣传造势的总和——因为他将业界对影片姿态性的道义支持，上升到一个文化讨论的新层面上。

而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影院经理是否会为这一行为买单。

一条微信让直播后的方励颇感欣慰。一位自称“丽江不知名小影城”的影院经理在给方励的微信中表示，会从周六开始加场，并动员地方媒体做地推，保证长线排影。这位年轻的经理还表示，“您这一跪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人一直没有直视的问题，我们都病了，中国病了。”

下跪当晚，方励也陆续收到其他朋友给他发来来自院线经理方面的积极反馈。

事实上，上海等一线城市给予《百鸟朝凤》的空间相对来说较大，《百鸟朝凤》在二三线城市的困局也的确因为方励这一跪有所助益。

在一个院线经理人的大群中，群主总结，“电影的片方和终端没有完善的沟通机制，中间隔了发行和院线。”而方励此番隔空喊话，虽然方式极端，但确实达到了一些沟通上的效果。

北京卢米埃院线当晚响应长线放映，UME院线当晚宣布大力支持排片，并晒出排期表。

《百鸟朝凤》关于老一代电影人的敬意和情怀，在院线排片上似乎也分了阵营。

方励告诉记者，一些老牌院线知道吴天明导演，对电影怀有敬意，排片相对会多一些，而一些比较年轻的院线，例如万达，就几乎没有排片。

在上海，排片最多的影院是联和院线下的永华和上海影城。永华在上映一周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安排了6场以上的排片，并且都包含晚上的黄金场次。在方励发声后，本周六的排片达到了12场，每小时都有一场，且几乎都是中厅的体量。

永华的王经理告诉记者，自己事先完全没有接触过电影的发行人员，是通过社交平台上看到电影的口碑。在尝试排片之后发现上座率不错，电影也确实是一部好电影。永华是一家拥有12个厅的影院，“我们也排不下那么多‘美队’，多出来的厅还要排其他电影，相比同档期的片子，《百鸟朝凤》确实是上座率最好的。”

王经理并不赞同方励下跪的行为，“我们排得多，是因为这个片子确实有观众，完全是市场行为，跟下跪没关系。如果片子不好，下跪也没用。”

相比之下，影厅数量更少的上海影城虽然排片场次不如永华，但所占比例其实更大。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影片上映之初，按照常规排了三到四场，发现平均上座率有70%，所以之后也陆续加了场次。

同时，该负责人表示，如今的影院经营有了更个性化的定位，上海影城因为常年作为各种影展的放映方，积累的观众也有了自身的观影文化，对于文艺片的支持力度也会比一般影院高一些。

时代金典电影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年轻的时候与吴天明有过一些交情，敬佩吴天明的为人，因此当影片上映前，他给下属影院发出排片指导意见的时候，给出的指导排片比是“10%”，当然这与最终实际的影院落地数据相去甚远。这样的例子也许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各家院线大佬纷纷签名表态会支持这部电影，但到了实际排片中却落得如此惨淡。

吴鹤沪告诉记者，如今的院线分为直营和加盟两种，许多院线都是个体自营加盟。“这些影院的人事、财务其实院线都管不到，院线只能给一个指导意见，不可能强制要求排片。”

而更年轻的万达院线，的确相比老牌院线来说，排片量更少，场次时间也集中在上午。记者致电当日未找到排片的杭州、宁波等城市的万达市场经理，对方均表示，有收到上级单位下发的关于《百鸟朝凤》的排片意见，周末会排一些场次，但数量应该不会多。

文艺片生存空间几何？

《百鸟朝凤》似乎多多少少将会在方励这一跪中，在多部新片上映的崭新周末获得延续放映的一席之地，然而，对于文艺片的院线求生，是一个更加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每每有文艺片上映，差强人意的排片量和起早贪黑的排片场次都会引发片方主创和影片目标受众的连连抱怨。

而作为影院方，要给个黄金场次，还真的不容易。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秘书长金辉介绍说，影院运营成本高昂，除了场租和设备费用，票房盈利的一半还要上交，事实上，影院每天真正能够获得较高上座率的场次也就是晚上七八点的那个黄金时段，每个厅每天也就只有一场，一家影院平均五六个厅，也就五六场。真的要影院拿出一场“黄金场”给艺术片，影院经理还真需要点觉悟去做取舍。

“艺术片不像商业片，它的价值除了体现在票房，还有口碑和存世性和影响力方面，不能只看短期商业院线中的表现，但影院经理们有实实在在的运营压力。中国那些非黄金地段的影院绝大多数都是亏本不赚钱的。”金辉说。

长线放映和艺术院线是文艺片呼吁最多的方向。在一线城市，一些艺术院线的实践也的确正在开展。上海艺术电影联盟今年进入第三个年头，每个月都有两部电影在固定影院进行周末放映。今年的平均上座率是27%，而这其中，政府会给予一定的相应补贴。

据金辉介绍，今年政府参照韩国文化部给影院补贴的做法，也给这些周末放映艺术电影的影院相关补助。“周末这个时间段全国影院的平均上座率是40%，那么不到这个数值的场次，我们会给影院补足这个额度。”

但这样的力度也许并不能让电影人满足。同样在5月6 日上映的《判我有罪》的导演孙亮曾愤慨地表示，“是谁纵容了影院的这种一味逐利？” 事实上，整个国家的层面，也有对国产片保护倾斜的政策，影院排国产片超过50%，影院能够从电影专项资金中获得5%的返点。但对于国产片中的文艺片，没有更多的倾斜。

对于这个问题，上海市文广局电影处副处长彭奇志的回应是，上海出台的电影政策已经在电影制作的前期制片环节给予了各项优惠和支持，政府希望从源头上支持和扶植电影产业。而最终的院线放映环节，本应是属于市场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一旦面对市场，政府层面能够给到的补助是杯水车薪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上升到政策层面，由政府出面调控扶植，那么那些片子能够获得资助的资质又是一个难以量化的问题。“上海已经在勉为其难地实践，给文艺片更多的空间，但这个过程中实质上争议不断。有些年轻导演找上门，说自己的片子没观众，就是文艺片，要放映，要补助。这个就很为难。”

因此，金辉说艺术联盟专设了一个委员会，设门槛审定一部电影属于“文艺片”，才能够进入“艺术院线”的放映。

但对于电影市场更加磅礴而受众文化素养培养更薄弱的三线城市，艺术院线显然还显得遥不可及。记者获悉，一家专注于文艺电影宣发的公司也在筹建中，公司的负责人表示，相比“艺术院线”这样的“概念”，中国文艺片更缺的是桥梁而非终端，传统的宣发环节干“行活”的习惯太差，无法有效地将小众电影传达给受众，有专门细分做好电影宣发的公司，自然就会有“艺术院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