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 黄炎培、杜月笙与鸿英教育基金的交往

原创 李君娜 方志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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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金”属于舶来品，但在近代也出现了一些“吃螃蟹”的中国人。由于多种因素的交织，近代上海的民间教育基金走在全国前列，鸿英教育基金即为其中著名的基金会之一（民国时期上海四大教育基金为清寒教育基金、鸿英教育基金、量才奖学基金团和叔苹奖学金）。

鸿英教育基金由沪商叶鸿英出资设立，是近代上海著名的民间教育基金之一。纵观黄炎培与杜月笙以鸿英教育基金为媒介的交往可知：虽然杜月笙是应黄炎培之邀加入基金董事会，但实际上于双方是各有助益。而杜月笙在解决鸿英家事风波中的突出身影及其后董事之名的有名无实，一是因为杜月笙自身本不擅长文教事业；二则因为黄、杜二人于基金会以外组织中的频繁深入接触。

一、叶鸿英其人及鸿英教育基金概况

鸿英教育基金为在沪福建籍商人叶鸿英出资创设。叶鸿英以外贸起家，经营扩展到多个领域，积累财富而成为沪上商业巨子。虽同为沪上大贾，但与钱新之、穆藕初等人相比，叶鸿英见诸报端的事迹并不多见，集中报导之事一为出资创设鸿英教育基金，一为死后各界给予之追悼。

1933年，已是古稀之岁的叶鸿英感于“国家社会前途荆棘正多，培养本根厥为教育。教育千端万绪，非个人财力所能负此重任，而目前最需要最感缺少之两种事业，一曰乡村小学，一曰图书馆”，毅然捐款五十万元（国币）设立教育基金，明确计划“以十万元为乡村小学基金及其陆续筹办费，以四十万元为图书馆基金及购地建筑设备费”。

1933年4月4日《申报》刊发的叶鸿英捐产办图书馆及成立教育基金的新闻1933年8月23日，上海市政府公报发布的鸿英教育基金会核准登记案

翌年，为创办乡村小学基金会即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代办鸿英师资训练所，为办学储备人才。同年即将训练所学员派往与基金会有关系的学校中办学。当时与基金会发生关联的学校 “计创办者有鸿英第一小学、鸿英第二小学、鸿英简易小学三所；代办者有松江县之祝家塘初级小学、西李村初级小学二所；合作者有叶氏义务小学一所”。这些学校“不仅课儿童以学艺，而于生产技能之培养，民族精神之陶溶，更为注意”，学校的教学在注重知识的同时也注重运用，并且兼顾了精神陶冶，层次较高。而学校同时成为一股动力，“作推动乡村社会改革之运动，广设民众学校以为基点：其如发起养鱼，筑路等事，逐渐推行，以期农民自觉而自动行之”。学校与社会紧密相连，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导军。

与创办乡村小学相较，叶鸿英感于“上海系我国最大商埠，向鲜完备之图书馆，曩者商务印书馆之东方图书馆藏书最夥，然暴日扰沪，一焚无余，实可伤痛”，因而动心拟建图书馆。在参观了人文图书馆后，叶鸿英“知其搜采多年已有基础，而为地位及经济所限，一切尚在困难中，其进行计划有能力捐助建筑费及经常费之基金者，即以捐助人之命为永久纪念之表示”，便以此为契机在人文图书馆的基础上扩建成鸿英图书馆。交接时，人文图书馆内“图书杂志共三万四千余册……图表一百五十余幅，报纸自清季以来共四十余种，所选辑审订之史料共八十三万六千余片，图书杂志报纸索引楷片共八万九千余片”。丰富的储藏归入鸿英图书馆所有，而馆内以历史为核心、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藏书风格亦被延续下来。图书馆交接后即积极筹备新馆。

1940年4月15日《申报》刊发的上海公共图书馆一览中“鸿英图书馆”地址为“霞飞路一四一三”号现今的淮海中路1413号，鸿英图书馆旧址已经成为徐汇艺术馆

叶鸿英创立教育基金以兴文教之举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赞誉。各大教育杂志和图书馆杂志都争相报导。《申报》评论其“举社会之财还诸社会，是诚为一不可多见之盛举，允足博取世人深重之敬意”，国民政府亦明令嘉奖。

七十八岁的叶鸿英病逝于上海后。《申报》长篇幅登载讣告的同时对其生平进行了概述，尤对其兴文教、行慈善之举做出了“见重于社会者如此”的赞誉。叶鸿英追悼会设奠当日海上闻人及军政要人均对其表示哀悼。其后上海社会各界更是为其举行公祭，盛大的追悼场景使得媒体感慨“苟非此老德高望重，举世钦仰，其身后哀荣，曷克臻此”。

二、黄炎培和杜月笙对鸿英教育基金的参与

鸿英教育基金由叶鸿英出资设立。但在基金会的创建及运行过程中黄炎培都积极参与，做了许多具体而实在的事情，是自始至终深度参与基金会的重要人物之一。

（一）鸿英教育基金创建始末

1932年5月，郑西谷来访黄炎培，商谈发起图书馆之事。后来，沪商叶鸿英闻讯前来参观人文图书馆，有感于馆内收罗之浩繁有意解囊相助。黄炎培知后于8月13日偕沈信卿拜访叶鸿英。26日，二人再度访于叶宅时，叶鸿英“允以所有复善堂街地十亩捐充人文图书馆基地”，创建图书馆最棘手的馆址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十亩地之诺后，叶鸿英又有意为创建图书馆出资。黄炎培、钱新之、叶鸿英等人于9月14日、10月5日及6日多次聚餐，具体商讨捐金图书馆事宜。12月25日，黄炎培、钱新之、沈信卿三人为图书馆事再访叶鸿英时，叶氏表示“决心接受，并邀律师魏文翰共谈，决定组织董事会，提出人选，待下次商决”。两天后，黄炎培得确信“叶鸿英拟以全部家产约二百万两捐作文化基金事”，从捐建图书馆起始的捐助计划最终扩张成了庞大的文化基金项目。

成立基金一事拟定后，黄炎培即和魏文翰、叶鸿英、沈信卿等人开始着手筹备基金会成立事宜。1933年伊始，黄炎培等人就加快了基金会筹建的步伐。基金董事会于4月份正式成立前的大致筹备轨迹及黄炎培在其中的参与，据黄炎培本人日记所载，具体情形主要如下：

1月29日

偕信卿访叶鸿英。

2月27日

偕信卿访新之，商鸿英事。……

午，鸿英为捐金事邀餐一枝香。到者朱孔（？）家，王宝仑[？？]、魏文翰、沈信卿。

3月1日

偕信卿访新之，商鸿英所草捐金计划。

3月2日

鸿英邀餐一枝香，续商捐产问题。到者前午诸人外钱君新之。……

共魏文翰、沈信卿商鸿英教育基金章程。

3月4日

赴车站接荫亭，为鸿英基金事，电邀自宁来。

3月5日

午，鸿英招荫亭等餐，商基金进行事。

3月6日

整理鸿英教育基金呈部文件。

3月9日

五时半，共信卿、新之、魏文翰商应付教育部请鸿英捐款事。

3月10日

鸿英教育基金立案部批由荫亭寄到。

3月11日

访蔡孑民师（愚园路八八四号），为鸿英教育基金事。

3月13日

偕信卿到四行，共新之、宝仑商鸿英教育基金事。

3月21日

访新之为鸿英事。

3月24日

草人文社与鸿英图书馆交换文件通告。

根据日记所载，可知黄炎培为鸿英教育基金的筹建做出许多实实在在的行动，不仅在钱新之、沈信卿、魏文翰、蔡元培等日后在基金会中至关重要的人物间积极牵线搭桥，联络沟通、招兵买马，而且参与基金会章程的制定与呈请教育部批的相关事宜，接触、参与到鸿英教育基金创建过程中深层次的问题。

至3月底，基金会的成立已近在眼前，除与钱新之、魏文翰等人继续商讨基金会成立事宜外，黄炎培又欲将杜月笙拉入鸿英教育基金会的团体中，两人为此事的接触据其日记记载具体如下：

3月29日

九时，新之、信卿共魏文翰君商鸿英事。……

偕新之访月笙，三人偕访黄金荣，为鸿英事。

4月1日

三时半到人文社，魏文翰来商鸿英事。……

偕新之访魏文翰，同访月笙，商定鸿英基金进行方法。

由于黄炎培积极主动的联络接洽，杜月笙在鸿英基金会成立的前夕同黄炎培、魏文翰、钱新之等会中重要人物对相关事务进行了商讨。而且，由于杜月笙的牵线，黄金荣也加入鸿英基金会的圈子。黄、杜二人的加入改变基金董事会成员的结构。二人的帮会背景虽然在教育基金的文教事业中略显突兀，但他们享有的社会地位、拥有的社会势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为基金会的运行提供便利。

4月3日，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在霞飞路九九〇号叶宅举行成立仪式。叶鸿英、蔡元培、钱新之、黄炎培、杜月笙、黄金荣、魏文翰、沈信卿、朱孔嘉、江问渔、穆藕初等十五位董事会成员几乎全部出席。黄炎培更被推选为常务董事，主持基金会的日常工作。

（二）“鸿英家事”风波

基金董事会的顺利成立宣告了鸿英教育基金的正式设立。本该有条不紊运作起来的基金会却面临一场始料不及的家事风波。

出于避免纠纷的考虑，叶鸿英在基金会的筹备阶段行事严密，并未让其家人知晓太多，因而当叶鸿英邀请亲友讨论基金会运行办法的那天，要求列席会议的子孙代表二人曾谓：“因受时局影响，负有巨额债务，若全部财产，提充社会事业，窃恐子孙家庭，何以为生，务请鉴谅苦衷，对于社会事业及生活问题，双方兼顾”，对叶鸿英将全部身家捐诸基金会的行为表示质疑与不悦。然而直到4月4日，即基金董事会成立的第二天，基金会的一干人等才始觉叶氏子孙窃走全部财产文契，大为震惊。魏文翰闻讯即赶来与黄炎培商谈，二人随后又同访杜月笙，黄、魏二人在杜宅“谈至夜一时始归”。

突如其来的家事风波使董事会众人愕然，黄炎培在处理人文图书馆与鸿英基金会交接事宜、拟定图书馆与乡村小学计划的同时，亦在不断与董事会的魏文翰、杜月笙等人反复讨论鸿英家事的解决办法与鸿英教育基金的后续运行方法。据黄炎培日记载，鸿英家事纠纷解决的大致过程如下：

4月6日

到人文社。魏文翰来共餐，谈鸿英事。

4月8日

毛志坚介绍姚欣之来，为鸿英事做说客，谈两小时。

4月9日

偕魏文翰访孑师，为鸿英事。又偕访新之，细研进行方法。

4月12日

偕魏文翰访新之。

与月笙商鸿英事。

4月13日

八时，到魏文翰家。访王宝仑，不晤。访许秋帆。偕文翰访新之，谈鸿英事。

……

二时，姚欣之第二度来谈鸿英事。

三时半，鸿英教育基金第二次董事会。潘公展出席致词，通过各项细则及备案之文。

4月24日

到协会。魏文翰共藕初谈叶事。

5月4日

访魏文翰，访杜月笙，皆为鸿英事。

5月25日

午后，一时，访魏文翰，谈鸿英事。

5月27日

讯顾荫亭，为鸿英事。

5月29日

访魏文翰，谈鸿英事。

5月30日

与钱新之、杜月笙商鸿英事。

5月31日

访魏文翰，谈鸿英事。

6月1日

午后访月笙。朱吟江、江一平、魏文翰先后来。文翰偕荫三到协会来访，皆为鸿英事。

6月2日

三时，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第四次会。鸿英子贡三、荫三、孙元和律师江一平、王荫秦（孟群）皆到，决定以现金五十万元调换各项财产契据，此案遂定。

6月8日

午后二时，访量才。三时，访月笙。为鸿英事。到者月笙、金荣、新之、贡三、荫三、一平、孟群、文翰，调解家庭讼事，差有结束。

6月18日

偕新之访魏文翰，为鸿英事。

6月19日

九时一刻到杜宅，共月笙、新之、一平、孟群、文翰商定进行鸿英家事办法六条至一时始了。

6月21日

十一时，假金城银行开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至晚五时半始止。检点财产契据。

6月23日

访魏文翰，详细研究鸿英基金进行计划。

7月18日

八时半，到人文社。知叶氏捐款五十万圆甫交到董事会。

9月23日

夜，鸿英董事会第九次会，偕魏君被推图书馆筹备干事。鸿英出家产赠与据，分授二子一孙，另以一分存董事会，家务纠葛至此大结束。

从以上记载可知，鸿英家事风波历时近五个月才得以平息，由于安置妥当，最终取得较好的结果。在解决家事的过程中，黄炎培的身影是活跃的，他不仅与叶氏子孙方面接洽沟通，而且在董事会成员间积极联络商讨，一面较圆满地解决鸿英的家事纠纷，一面完善鸿英教育基金的相关法则，在解眼前之急的同时也为日后基金的运行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利于避免类似的纠葛再次出现，使基金会规避来自内部的风险。

黄炎培在家事风波的解决中是积极而活跃的，为事情的解决付出努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基金会的成立筹备阶段，黄炎培、魏文翰和钱新之是具体筹备和行事的主要人，而在家事风波中，黄炎培、魏文翰、钱新之、杜月笙四人似是主要调解和制定解决办法的人。在解决事情的过程中，黄炎培曾多次主动私下独自拜访杜月笙，除去黄氏为常务理事主持基金会的日常事务外，亦可见黄炎培与杜月笙私谊较好；而杜月笙就鸿英家事既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尤其是黄炎培，多次私下商谈，也公开参与基金会与叶氏子孙间的谈判调解，可见，杜月笙在这场家事纠纷中参与度是比较高的。杜月笙之所以会深度参与家事的解决过程，与其董事会成员的身份及其较高的社会威望是分不开的，但黄炎培就此事的多次来访大概才是杜月笙愿意参与其中的原动力。

1937年2月22日《东南日报》刊文报道叶鸿英捐资办教育基金及图书馆的经过，其中也涉及家庭纷争

三、从黄炎培与杜月笙在鸿英基金董事会中的交集

通过以上叙述可知，黄炎培在鸿英教育基金的设立和初期就已经在主持基金会的日常事务，具体做了许多的工作。而事实上，据黄炎培本人日记所载，在鸿英家事了结后，黄炎培亦经常出席鸿英基金的董事会议和鸿英图书馆职员会、草拟图书馆工作计划与预算、为图书馆馆址与建筑图样奔走商讨，除去外出考察、讲演与生病，黄炎培几乎每日必到图书馆，建设图书馆与之生活紧密相连。

杜月笙除了在最初的家事纠纷中多有参与外，黄炎培在日记中另于1933年5月和1934年12月分别记述杜月笙对鸿英教育基金会的参与，具体记载如下：

5月16日：到月笙家，共月笙、金荣、新之商定鸿英会务。

12月17日：访月笙，为鸿英托事。

可见，杜月笙虽然名列基金董事会成员之一，但几乎不参与基金会的日常运作。黄炎培日记中关于杜月笙参与鸿英基金会相关事务的记载不甚明白，但隐约可以感到的是，当基金会需要杜月笙为之助力的时候黄炎培必会积极主动地联络杜月笙。

杜月笙身边的听差之人曾发觉，杜月笙在社会名流中与钱新之、黄炎培及史量才关系最为密切。而黄万里亦曾说，杜月笙是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变好的。本文暂且不去评论黄炎培对杜月笙的“转型”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根据当时人的眼观可知黄炎培确实给杜月笙带来正面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更多的是在黄、杜二人的交往中凭借双方的人格魅力施加影响得以实现的。但就鸿英教育基金会一事而言，更多的是黄炎培积极主动地拉拢杜月笙进入自己的圈子。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立刻对黄炎培以“学阀”之名下令通缉。黄炎培闻讯携妻星夜出逃大连半年之久。而后于翌年去往朝鲜和日本考察。在1931年归国途中黄炎培疾呼日本侵华日亟，但未引起政府重视。同年7月，杜月笙等人发起浦东同乡会，黄炎培亦参与其中。黄、杜二人以浦东同乡会为媒介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接触。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黄炎培与史量才发动上海各界上层人士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支援抗战，杜月笙亦参与其中。5月，黄炎培等人开始商讨筹建图书馆事宜。8月底得到叶鸿英捐地图书馆之诺。9月，抗敌有功的十九路军营长吴丹因受伤挪用公款数千元，其妻求访黄炎培修书杜月笙乞助，杜月笙接信立应允之，黄炎培因之感其“侠义可敬也”。年底，黄炎培为维持会写的报告成书后印刷费用无着落，在拜访徐玉书、徐寄庼两人无果后转而找到了杜月笙，杜月笙“立付三千元”，解决了印刷费用。1933年伊始，黄炎培因职教社经费短缺一事再访杜月笙，杜月笙即承捐“二千元”，为社团解了燃眉之急。而3月底，黄炎培就鸿英基金会事宜与钱新之一起拜访杜月笙。4月初，黄炎培又邀钱新之、魏文翰共同拜访杜月笙来商定鸿英基金会的运行办法。到4月3日基金会成立时，杜月笙赫然在董事会成员之列。

回顾黄炎培在鸿英基金会成立前些年的生活经历，可知其和杜月笙在因基金会事宜接洽前就已有交集，但在1932年基金会开始筹备时，黄炎培却并没有立即将杜月笙拉入基金会的圈子，而是在基金董事会成立前夕与杜月笙稍加接洽后使其成为董事会的成员。可见黄、杜二人间的交往是循序渐进的，吴丹之事使黄炎培感慨杜月笙的侠义情怀，而杜月笙对付梓费用和职教社经费交付的爽快更使黄炎培感受到杜月笙对朋友的真诚，不断积累黄炎培对杜月笙的好感。同时，两人间的接触也使黄炎培对杜月笙更加了解，知晓杜月笙是个做大事而不抠小节的人，因而，黄炎培直到董事会成立前夕才与杜月笙接洽是说得过去的，而杜月笙在解决家事风波中突出的身影也证实其在解决大事上的能力与威望。

杜月笙加入鸿英基金董事会是在黄炎培的促使下而成的，因此可以说杜月笙是在黄炎培的邀请下加入基金会的。事实上，杜月笙参加基金董事会对黄炎培而言不仅可以增加基金会的名气，而且能利用杜月笙的实力为基金会的运行解决许多实实在在的困境；同时，对杜月笙而言不仅可以增进与黄炎培、钱新之等人的友谊，而且能在社会上为自己博得兴文教的好名声，双方均获助益。但是，文教毕竟不是杜月笙所擅长，再加之浦东同乡会、地方维持会及高桥农村改进会的相继成立使得黄、杜二人的交集在基金会以外的组织中不断深入，所以，杜月笙在家事风波之后有董事之名而不屡董事之实也是有因可察。END本文作者：李君娜（上海师范大学 ，博士生）

原文刊于《上海地方志》2020年第一期（责任编辑 陈畅）

原标题为：从《黄炎培日记》看黄炎培与杜月笙以鸿英教育基金为媒介的交往，“方志上海”公号推文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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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学术争鸣 | 黄炎培、杜月笙与鸿英教育基金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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